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开庭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期间，韩桂芝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构成自首，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故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法槌敲响，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沦落为一名重刑犯。这个学历较高、能力不俗、又有上进心的省部级正职女干部沦为罪人的浮沉实录，让人警醒、引人深思。
个人努力又逢历史机遇，
女干部从政三十年跻身副省级
韩桂芝于1943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0年考入东北林学院，就读于林业机械制造系林业机械专业，1965年4月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图里河林业局担任社教队队员，六个月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12月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调任国家林业部基建总局机械筑路总队干部部干事，开始接触党委的组织人事工作，不久，她转调至大兴安岭行署劳动局劳动调配科工作，后任副科长——她平生第一个领导职务。文革结束后，拥有大学文凭的韩桂芝受到了更多地重视，于1979年调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劳动局、林业管理局劳资处科长，1981年任大兴安岭林管局科技处副处长、行署科委副主任。
1982年，韩桂芝恰逢历史性的机遇，党中央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全国各地选拔年轻而有学历的干部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韩桂芝不仅年轻、有学历，而且还是女干部。这三个条件，使她迅速从黑龙江省数以千计的处级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被党组织纳入视线。1983年，韩桂芝被破格提拔为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副地厅级），1988年，调任新组建的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由于早年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历，韩桂芝于1991年被任命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之后开始了更加迅速地“进步”，1993年，除了继续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外，她还被任命为省委老干部局局长，从副厅级转为正厅级。仅仅三年以后的1996年，韩桂芝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成为位高权重的副省级领导干部，同时还兼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次年，韩桂芝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登上了其一生中掌握权力的巅峰。
从韩桂芝从政后的成长经历来看，她之所以能够在30年间经过多次调职、提拔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主要靠两点：一是个人的综合素质，她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相貌较好，工作能力较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是女干部；二是文革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贯彻提拔素质较好的年轻干部的政策，老干部离职后各领导级别空余职数普遍较多，韩桂芝的条件正好符合提拔的要求，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推辞组织安排未果，又因宝马案扬名，
女贪官终落马
2001年底，韩桂芝得知自己将被提名为省政协主席人选，担任正省级高官的前途反而让韩桂芝不安起来，因为她认为省政协主席没有实权，是明升暗降。她深深懂得自己手上省委副书记的权力，不仅分管全省的组织工作，还分管公检法系统，兼任黑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组长。经过多年的经营，公检法系统当中有不少人为其马首是瞻，这为韩桂芝大搞权钱交易，利用组织人事权高价出售“官位”而不被追究增加了一重保障，而她一旦离开省委副书记的职位，就失去了这一保障。因此，在被正式提名为省政协主席之前，韩桂芝就多次向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中央组织部门提出要求，让她从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改任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副书记，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是“曾经在省监察厅担任过副厅长、熟悉纪检监察工作”等等。因为近年来党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的方式让她越来越清楚，纪委是反腐败的组织协调部门，是反腐败的司令部。只要自己成为省纪委书记，统领整个黑龙江省的反腐败工作，即使有哪个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有关她以权谋私问题的蛛丝马迹，她也会立即察觉，并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想不被反腐败斗争反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来负责反腐败。
尽管韩桂芝在正省级职位面前显得如此“谦逊”，竭力要把省政协主席的位置让给“资格更老的同志”，但组织上还是没有能够满足她的要求。更何况，省纪委书记的位置不仅需要省委主要领导同意，同时还需要中央纪委认可。2002年2月，59岁的韩桂芝最终还是当选为省政协主席，次年1月继续连任。
2003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妇女苏秀文驾驶牌号为“黑AL6666”的宝马牌汽车与一辆农用车发生剐蹭，车身表面略有损伤，苏秀文在与农用车主发生争吵之后驾车撞死了车主的妻子，还致其他12人受伤。同年12月20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认定苏秀文“驾车时精力不集中、操作失误”，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苏秀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此案引发全国媒体关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众说纷纭，苏秀文被认为有高官背景，一种传播甚广的说法是苏秀文是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儿媳。2004年1月5日，韩桂芝面见媒体记者时称，宝马撞人案中的苏秀文不是她的儿媳，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多月后，韩桂芝即因涉嫌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后来，黑龙江省政府有人证实：苏秀文的确和韩桂芝没有亲属关系，但苏的丈夫关明波一家和韩桂芝家来往密切。由于笔者未能查询到本案的证据情况，不能对案件定性的正确与否发表评论，但是在苏秀文的主观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疑问的情况下，在本案如果被认定为故意杀人则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一个案件从发生到判决仅经历了两个月零四天的时间，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效率均如此之高，且均未考虑到此案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应将案件移送至上级机关的处理方式令人生疑。
2002年4月，一桩由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亲自督办，号称“新中国最大买官卖官案”——马德行贿受贿案，让韩桂芝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韩桂芝于2004年2月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3月被“双规”。马德供述，他曾给韩桂芝送过80万元。韩桂芝以马德的名字把钱存入银行，但存折却送给了自己的妹妹。在这种受贿模式下，韩桂芝的妹妹、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因此身陷囹圄。韩桂芝成为继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原市长王慎义之后，在北京审理的与“新中国最大买官卖官案”相关联的第三位黑龙江省高官。
有人说，是网民对宝马撞人案的执着终于将韩桂芝这位省部级女干部拉下了马，实际上，多行不义必自毙，是韩桂芝掌握人事权力多年以来不能够严于律己，而是将公权私用，使之成为自己谋利、弄权的工具，这些行为终将受到国法的严惩。
为保高官厚利，不问苍生问神明
韩桂芝曾经长期在大兴安岭工作，在文革结束后，当地群众的理想信念开始有了变化，有的公然烧香拜佛，而且也被认为是信仰自由，不再被批判，韩桂芝也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群众的影响，开始偷偷加入信佛的队伍。但她毕竟是党员干部，不敢过于张扬，只是每次经过寺庙，看到佛像时，都偷偷地在心里默念着，有时也轻轻地双手合十，希望佛祖保佑。巧合的是，就在韩桂芝私下拜佛之后，她的从政之路确实是一片坦途，客观的说，这应该感谢党组织的信任和培养，或归因于个人能力和历史机遇。但在韩桂芝心中，她却真心实意地感谢佛祖的培养，特别是在1996年担任省委常委后，随着住房越换越大，她竟专门给佛像腾出了一个房间， 又设计了佛龛，供奉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 以便随时虔诚朝拜，求佛保佑她继续升官发财，保佑她全家平安无事，幸福健康。
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韩桂芝还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比如哈尔滨市最大的寺院极乐寺，就是她常去的地方。为了烧“头香”、得好运，韩桂芝绝不吝惜花钱。除了本地的寺院外，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四处走访的名山古刹、佛教圣地。例如韩桂芝曾借去舟山市参观考察之机，虔诚地拜望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在普陀山一座又一座的寺庙内，韩桂芝又烧香又叩头，嘴里念念有词，还非常真诚地向寺院捐了一笔款。陪同的浙江省委和舟山市委组织部门的同志心中非常诧异：掌管着黑龙江省组织人事大权的堂堂副省级高官，为何对菩萨如此信服？这个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领导干部，为何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泥菩萨身上？
2003年马德案发后，韩桂芝非常紧张，因此临时抱佛脚，又请了几尊佛回家，并先后两次赶到极乐寺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其平安，尤其是要佛祖给马德下旨，千万别把给他行贿的事供出来。然而到了年底，有关部门对韩桂芝的问题进行了初核，形势对她越来越不利。为了躲避中纪委即将到来的“双规”，韩桂芝每天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躲过这场灾祸。可佛祖还是未能满足她的要求。2004年1月21日（农历除夕）下午，韩桂芝的大儿子、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被中纪委来人从家中带走。此时的韩桂芝已经感觉到自己不但救不了儿子，连她自身也要难保了。2004年2月20日，中纪委带走了韩桂芝。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她常常面对着墙壁，轻轻地问：“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韩桂芝对佛的痴迷是可笑的，与她多年来的工作阅历和和社会经验严重不符。佛渡有缘之人，佛怜良善之心，但面对无尽的贪欲，即使是备受其礼敬佛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韩桂芝堕入深渊。
牵涉多名干部，串案窝案令人痛惜
2004年2月20日，韩桂芝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高干病房内，被中纪委的调查人员带走。随后，韩桂芝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及一个妹妹均被双规。
韩桂芝的两个儿子分别叫陈泓播和陈泓涛。陈泓播担任光大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副行长，主要负责不良资产的清收，在清收的过程中，经手的资金数额巨大。陈泓涛的身份较为神秘，他时常在深圳和哈尔滨两地活动，和国土、房管等部门相交甚密，因为能为建筑商和开发商争取到各种项目而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除了亲属以外，韩桂芝被带走后不久，韩桂芝第一任秘书张学文、牡丹江市公安局局长韩健及其妻子均被“双规”，曾经接受韩桂芝直接领导的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也被判处徒刑。韩健与韩桂芝过往密切，韩健被认定的犯罪行为之一就是给韩桂芝的两个儿子各赠送了一部汽车。双规前，张学文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务委员（副厅级），仍然接受韩桂芝的领导。
此后，轰动一时的“宝马撞人案”中的检察官和法官也被查出了渎职行为。负责审查起诉“宝马撞人案”的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房久林已经被判刑，这位曾因查处哈尔滨“国贸城案”、“朱胜文案”而声名卓著的“反腐英雄”，被立案侦查的一个原因是在“宝马撞人案”中接受吃请。时任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副院长的张雁滨由于收受苏秀文一方8000元人民币，已被停职在家，免予起诉。
当时一位哈尔滨市政府工作人员曾经向记者透露，当地政界人士更关注的是韩桂芝案和赵洪彦案，因为两位高官都曾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不知道他们，尤其是韩桂芝会把谁说出去。
掌握组织人事权力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旦落马，往往牵出一大批领导干部，形成串案、窝案，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让人扼腕叹息。
教训深刻，莫将法律制度当作个人工具
韩桂芝受贿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组织人事权，卖官鬻爵，再利用司法权为这一行为保驾，这严重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严肃性，践踏了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和司法机关的公正，败坏了党的作风，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其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究竟怎样才能消除国家机关选人用人提拔人过程中的人事腐败、暗箱操作？除了不断完善和严格相关招聘、提拔程序，另一个关键或许还在于，我们在认定组织人事问题的公平正义品质时，不能仅仅从表面形式上判断它是否“程序符合规定”，还要进一步在更深层隐秘的内在逻辑上看它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上，为确保定案证据的充分可靠，除了证据本身的合法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所谓“合理怀疑”，即“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尽管判断人事腐败并不简单是一个刑事诉讼问题，但站在“权力易于腐败”的角度，为“有效制约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和逻辑，显然也非常适合用来“让权力自证清白”。
同时，韩桂芝从起家到落马的浮沉经历，也警示广大掌握重要人事权力的公务员：历史的规律无法打破，法律的底线不得触碰，民心不可欺，滥用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满足私欲，终会引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