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已经走出了十年金融和货币危机的阴影，而今欧元汇率已经回升，但欧洲的政治格局却趋于分化。
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运动破坏了维系欧盟（European Union）28个国家的纽带，有些民粹力量甚至已经开始掌权。英国正准备摆脱欧盟成员国身份，具体脱欧日期仍待定（编者按：目前英国脱欧进程陷入停滞，脱欧期限已延长至今年10月31日）。如果意大利或另一个欧洲大国的银行系统出现危机，那么欧洲的金融体系将面临考验。
欧洲今年面临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引发了这样的质疑：一旦面临经济冲击，欧洲能否拿出迅速应对这种冲击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首席多元化资产策略师伊莎贝尔·马特奥斯·Y· 拉戈（Isabelle Mateos Y Lago）认为，英国脱欧等事件可能会在欧盟经济增长动能和市场信心疲软之际给该地区经济造成冲击，除了这种冲击带来的最初影响，能否迅速并果敢地利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予以应对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加重欧盟经济面临的压力。
造成上述不确定性的部分原因是，欧洲面临的新挑战出现在该地区领导换届期间。那些目睹了欧洲过去十年经历磨难的政治家和央行行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退休，而新一代领导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
欧洲一名财政官员说：“我不确定欧洲能否在下一次重大事件发生时迅速采取协同行动。”这名官员是过去十年欧元区针对成员国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实施的救助计划的关键架构师之一。
首先，人们对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货币政策存在一些疑虑。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12年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后，货币政策成为欧元区团结一致的黏固剂。但德拉吉将于2019年10月底退休，他的继任者会实施何种货币政策还是个未知数。欧元区领导人对于新任央行行长的人选将取决于一系列政治和地缘方面因素的考虑。
意大利一家大型银行一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指出：“德拉吉是目前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不确定性源于欧元区领导人将选择谁以及更倾向于哪些挑选标准。”
尽管如此，不管谁会成为下一届欧洲央行行长，多数经济学家和欧洲官员都认为，如今的欧元区和十年前相比经济基础更加稳固。在反复出现的危机潮中建立的工具和机制将有助于缓解下一次市场恐慌的冲击。规模达4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在救助遇困国家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现在，该地区一些最大的银行由一家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以确保银行在面临重大冲击时拥有足够的资本缓冲。
然而，当初推动上述举措顺利实施的政治格局现在却正在发生变化。
德国方面，该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已不再是执政党保守党的领导人。虽然她坚持要在2021年任期结束前继续担任总理，但她已经被认为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人，未来的继任者正在为赢得选举做准备。默克尔曾因德国经济的强劲表现而成为实际上真正帮助欧洲摆脱欧元危机的领导人。
法国方面，两年前以改革为纲领当选总统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正在努力说服选民相信他的改革措施会取得成果。以他为首的为数不多的几名立场鲜明的亲欧政治家希望能够说服选民相信值得为欧盟的事务奋斗。而在意大利，马克龙的死敌——极右派副总理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则对欧盟的“发号施令”提出谴责，以一种不同方式铺垫自己的权力之路。难怪投资者会担心这两位领导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从欧洲经济目前所处的周期来看，增长放缓已经是市场意料中的情况，而多数预测显示明年该地区的经济仍会增长。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预计，2020年欧盟GDP将增长1.6%，高于今年的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欧盟GDP将增长1.6%，到2020年增幅将上升至1.7%。
如果当前预计的风险不会真的出现，那么明年欧盟经济仍可能回升。只有在出现美国政府对欧洲商品征收关税、或是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情况时，欧洲经济才可能会濒临衰退。经济学家认为，无协议脱欧可能会导致欧盟GDP下降0.5个至0.7个百分点。
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市场，欧洲经济下滑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而如果该地区经济放缓演变为经济衰退，那么人们会对欧洲提出这样的质疑：经济衰退会否引发一连串事件，进而导致新一轮欧元恐慌。
一次重大银行业危机就可能引发欧元恐慌。2012年，欧元区不得不向西班牙提供1000亿欧元贷款以救助该国陷入困境的银行。如今，人们担忧的对象变成了意大利，2018年新组建的意大利新政府已经把审慎实施财政政策的念头抛诸脑后，而该国银行还处在清理资产负债表的阶段。
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政府认为，现在是进一步加固欧元防御机制的时候了，但是他们的提议与一些国家不愿意“互担风险”的想法背道而驰，因此诸如欧元区联合预算或泛欧存款保险这样的提议被暂时搁置。
由于欧盟各国存在分歧，因此如果出现下一次危机，财政和货币这两种传统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财政政策方面，欧元区的总预算赤字仅占该地区GDP的1%，远低于欧盟条约规定的3%的限制。由于十年期主权债务平均利率徘徊在1.2%左右，欧洲仍有空间以较低成本实施财政刺激措施。但要想让所有国家采取协同行动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等高债务、高赤字的国家无力再增加支出。而德國、荷兰、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家政府虽然可以增加支出，但却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是说，那些想要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国家没有能力这么做，而那些有能力的国家却又不愿意这么做。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于2018年12月停止实施庞大的债券购买计划，即“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该央行目前正在把债券到期后获得的收益不断进行再投资，使资产负债表保持在2.5万亿欧元的健康水平，这简直可以被称为“量化冻结”（quantitative freezing）。
但由于对当前的不利因素感到担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2月份决定在更长时间内把利率维持在负值水平。该委员会还为欧元区的银行启动了成本低廉的流动性便利机制，实施期限将持续到2021年。这也意味着下一届欧洲央行行长无法再下调利率，只能继承德拉吉的政策，可能无法对市场产生多少影响。
智库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驻柏林的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奥登达尔（Christian Odendahl）称，由于目前可使用的财政和货币工具有限，因此现在是发明新工具的时候了。
例如，他建议欧洲央行不要拘泥于实现通胀率“低于但接近2%”这样单一而严格的目标，可以谨慎尝试提高通胀目标，以便更多货币刺激措施能够得以实施。他还称，鉴于目前存在的风险，如果欧洲不想遭受政治分化造成的后果，那么就应该尽早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
但“尽早行动”不符合欧盟的传统，而且采取积极行动的能力还得取决于欧盟能否再次克服该地区存在的内部分歧。
（翻译：康路；《巴伦》2019年3月29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