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是我国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建设。政府、企业及社会等各类社会管理主体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际经验，从实际出发，在制度建设层面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理论界学术界要突破传统学术研究的羁绊，面向实际，敢于突破，勇于创新，把社会管理创新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重要制度保证。早在199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同志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应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进一步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因为社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不完全依附于经济。但是，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做基础，社会建设和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依赖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家有一定实力来解决社会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了8万亿元人民币，在一定水平上可以解决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二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设计中的重要制度内涵。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是社会管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回顾历史，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理论上的勇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步建立起来的一项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制度。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的又一伟大探索。实践证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压力不会简单地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而彻底消逝，要全面减轻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必须提高社会自身的治理水平，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展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回答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改革社会体制和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任务。
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环节
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要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雄心勃勃地试图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不计其数，但真正达到目标的却寥寥无几。这些不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指那些因法律体系、行政管理和政治制度的支撑性缺乏导致价格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失败的国家，前苏联就是其中的典型。前苏联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危机，范围波及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等领域，是一场全面危机。原因主要是：官员腐败、领导阶层老化、领导苏联的苏共思想理论崩溃以及苏共自身的瓦解。苏联失败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运转不可能没有政治领导和社会监控。二是指因社会体制，包括社会安全网缺乏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国家，典型案例是拉美国家。前不久发生在西亚北非的社会政治巨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社会分配不公、失业压力加大等社会问题引发的结果。三是缺乏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和市场制度的国家，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饱受磨难的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要保持长期持续发展，必须把各种制度建设考虑在整体设计之中，尽管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所侧重，但是长期发展战略中必须统筹考虑，统一规划，综合管理。
各国社会管理及其体制建设从来都与经济发展和整个体制建设密不可分。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共福利制度建立为例，罗斯福政府启用这个制度的最初目的是扩大需求，并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危机，其客观结果却导致了政府公共部门的发展和社会领域的扩张。20世纪7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面对滞胀挑战，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领域实施了更加自由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领域实行了旨在节省公共支出的新公共政策，结果导致这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而新公共政策又以一定的税制为基础，从而导致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20世纪后期，面对公共服务制度不断扩张，各国政府面临异常严峻的挑战是公共支出。有效率的政府、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利共生。对于可持续的社会来说，有力的政府、有力的市场和有力的社会缺一不可。市场经济只与强有力的政府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缓解企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压力，提高它们的竞争力和就业能力。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导致公共服务机构的发展和革新。这些变革，不论是针对经济的还是针对社会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形成、社会活力的激发、社会发展的平稳运行。
如果把各国经验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可以看到，完善市场体制既需要市场性的制度要素，也需要非市场性的制度要素。市场性制度包括明晰的产权、公平的监管。非市场性制度则包括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冲突管理、法治政府、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市场性制度与非市场性制度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市场性制度要很好地发挥作用，依赖于非市场性制度环境的完善。文化价值和社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之一。文化价值确保社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社会资本是其核心要素，它包括社会成员共享规范，相互信任，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一道开展集体行动。社会冲突管理旨在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进行管理。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应对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现代
化国家还要求建立法治高效的政府和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比较理想的社会体制是：它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社会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这种体制里，可能还会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公，但基本平等和公平正义是可以确保的。基本平等和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底线，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源泉。在这样的制度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它是保持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它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社会目标而进行的一项非市场化的制度建设。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实践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推动基层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
从宏观上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两转”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顶层体制机制问题需要加以设计。一是收入分配和利益格局。经济转轨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一些领域的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安全网不健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不合理现象等纠结在一起。近来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与之不无关系。二是城乡体制和人口格局。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出现了大批农民工子女就业上学以及他们所需要其他公众服务的问题等。过去20年内，有2亿2千万名农民进入了城市。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三是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问题很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化的加速，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过去靠电话或者面对面接触，现在通过虚拟世界就可以建立联系。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的垄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一些颠覆的政策措施，这些在全球化条件下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对问题的评判方式，有些评判甚至引起价值混乱。四是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口出入境和定居带来的社会生活问题。大量境外人口出入和定居中国，他们的社会福利、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如何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如何满足，政府如何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五是地区之间发展目标设计问题。目前不同地区之间的GDP差异很大，比如广东、北京、江苏等城市的一些地方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这样的发展新阶段，老百姓出现了新需求新期待。但是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依然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模式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管理。面对这样的发展格局，社会管理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从微观上看，近年来各地在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怎样去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为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大量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党和政府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和社会体制创新。例如，北京市初步建立起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上海市在来沪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实行统筹规划，集中治理，缓解了来沪务工人员安居之困。重庆市明确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内容、选址要求、建设风格和功能配置，把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成村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山市针对当前综治维稳工作中存在的观念陈旧、方法单一、机制落后、合力不强等问题，探索实施了社会矛盾综合调控新机制。沈阳市形成以数字化和多媒体为根本特征的，集区域经济发展、城区综合管理、社会事业服务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于一体的信息共享与综合体系。大庆市构建群众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四级网络，率先推进了公安体制改革，加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六调联动机制”，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等等。围绕着各自的问题和特点，各地区各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层出不穷。
顶层设计有利于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共同发展；基层探索有利于全面准确认识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因地制宜地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把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也有利于改革社会体制，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真正实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的要求，使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成为新时期新阶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抓手之一，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 吕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