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可以从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等三种指标体系来诊断。借助于这三种指标体系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以稳定著称，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政治信任的缺失，这种稳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假稳定。
关键词：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信任；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2006910
作者简介：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时晓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所谓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作为将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①。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最高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态度；在第二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制度以及国家机构的态度；在第三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的态度。由此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民政治信任的状况如何，即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
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如何呢？在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以稳定——“停滞”的另一面——而著称于世。笔者也曾撰文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进行过专门的探讨②。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此时的苏联有了稳定是否就意味着有了政治信任呢？恐怕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笔者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有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政治信任的状况却并不乐观。简单地说，苏联的这种状况就是：有秩序而无政治信任。
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曾提出诊断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任的三种指标体系：（1）信任的功能替代品；（2）行为指标；（3）言辞指标③。本文将尝试运用这三种指标体系，来论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信任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的结论。
一、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所谓信任的功能替代品（the functional substitutes），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就是，“当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他相似的东西的渴求的备选的安排所填充。这些就是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②
［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5、155-158页。
。这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缺乏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替代品，以发挥本应由信任发挥的功能。由此可见，这种情况，既是社会功能失调的结果，又是对社会功能失调的反应——它对信任功能的缺失起着校正性的作用。这些反应主要有：宿命论、腐败、过度警觉、过分地诉诸诉讼、强迫集中居住、父权化、信任的外部化等②。
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因其政治信任的缺乏而出现了相应的功能性替代品。它们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苏联民众更多地相信宿命论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代表了未来的浪潮”、“代表了站在社会进步前列的‘日益崛起’的阶级的呼声”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6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美好图景的激励之下，在那样一个红色的年代，激发起了俄国广大民众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格•阿•阿尔巴托夫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它激发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英国学者莫舍•卢因也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
［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页。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性”的推动下，苏联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抒发着人们战天斗地的浪漫主义情怀。“‘全国一片沸腾，热火朝天，在建设，在重新安排’，A.马雷什金在《关于我》一文中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就是这样被载入史册的。假如随便翻阅一下当年任何一种报刊、任何一部受欢迎的小说，——你都会受到战斗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的气息的激励。一种投身到全国——从天南到海北——伟大的改天换地的行动中去的激情，占据着作家的心灵。在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的气氛中，怀疑论的坚冰正在融化。原来一些宁愿对斗争持超然态度的怀疑论者，想起圣经中创世的神话，便成了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沉浸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中。”
［苏］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石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9页。
这种情形表明，由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发之下，无论在思想意识领域，还是在行动领域，人们都已不再相信宗教，不再相信什么上帝和命运等超自然的力量的安排，而是相信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改变自身和世界。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苏联民众那种战天斗地的热情和激情，一旦遭遇到了严格的计划体制的制度性安排，便不可避免地被浇灭。这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人似乎失去了一切个性的特征，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整个计划机器的组成部分，被看作是一颗没有任何生气的“螺丝钉”。对此，阿甘别吉扬指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本质上是压缩个人，把他们都变成庞大的国家机器身上的螺丝钉，这样一来，我们无法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无以发挥人的潜力。”
［苏］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这样，苏联民众完全受制于计划体制，听命于国家机器，基本上没有了能动性。这就是说，由于政府掌握着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也就意味着国家绝对地控制了个人的生计问题，苏联民众若想“体面”地生存，就不得不服从社会政治秩序，否则，他的生存就会遇到制度的威胁，他就会陷于衣食无着的境地。通过计划体制的安排，当局便牢牢地把个人控制了起来。对于生活于其中的苏联民众而言，计划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强制制度，更是一种“政治依附”的制度。这样，苏联民众的政治心理在经过了现实的经验之后，又回到了起点，即他们已不再相信个人的努力，因为计划体制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个性发挥的空间
苏联的计划体制，不仅有大政方针上的总的宏观性领导，还有自成体系的堪称完整而庞大的组织机构，进行着具体而微观的管理。例如，在党的决议中规定生产多少粮食、蔬菜、工业品，开办什么工厂，投资多少，开办多少学校，招收多少学生，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买机车问题，甚至是否让某教授出国并拨款给他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经由党中央、政治局来讨论、定夺（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7页）。这种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具体而微观的管理活动，实际上大大压缩了民众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