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探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经过了开明专制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次道路转换，形成了四种发展模式。四种发展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民在不断学习、实验、试错和创新过程中，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未来中国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借鉴吸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精华，综合创新，不断丰富中国模式。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嬗变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6）01-0006-05
“中国道路”在学界讨论中常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等表述，其实质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继续。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可谓见仁见智。
1840年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国运用自己原创的理论治理和发展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源远流长而自成体系的“中国模式”，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鸦片战争以来，面对来自内外的严峻挑战，延续了两千年的古老的“中国模式”无可避免地破碎了。中国开始不断被迫或主动的向外部世界学习治国之道，以求摆脱危机，求得独立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七十多年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道路的过程，其变换之频繁，在近代世界史上是少见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四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实现了四次发展道路转换，形成了四种发展模式。近代以来，国家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从“中体西用论”、“西化论”、“苏化论”到“中国特色论”演变。
一、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
（一）开明专制发展道路（1860-1911年）
1840年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国运用自己原创的理论治理和发展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源远流长而白成体系的“中国发展模式”，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鸦片战争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古老的“中国发展模式”无可避免地破碎了，面对来自内外的危机，清王朝开始不断被迫或主动的向外部学习，以求摆脱危机，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开明专制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旧的封建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在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内实现国家富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仍是“三纲五常”，但是对如何富强认识很肤浅。从洋务派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航程后，大体来说，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政运动三个历史阶段。
1.洋务运动阶段（1860-1894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为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清王朝的官僚士大夫上层阶级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口号，实质上是为当时的“西化”与“中化”之争做出折中和调解。中体西用论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可补之处，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官办的军工企业，建立新式海军，进行局部防卫性现代化，后期扩展为官办、官督商办、民办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旧的政治体制原封不动，缺乏任何制度性改革的支撑，特别缺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重大挫折，从而使中国丧失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2.维新运动阶段（1895-1898年）。随着《马关条约》后的民族危机加深，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运动。他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作为开明专制化运动的“戊戌变法”又以维新派流血告终。
3.新政运动阶段（1905-1911年）。庚子事变后，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此时开始的清末新政，为时已晚。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动摇，并且新政选择了高风险的激进立宪制度，清王朝终被革命推翻。无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还是清末新政运动，都是从变革技术到要求变法，从器物层次上升制度层次的有限变革。中国试图走开明专制发展道路来推进现代化，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的开明专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无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还是清末新政，国家核心价值观都是“中体西用论”，他们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科技上比西方国家确实落后了，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却是最先进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12-1948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帝制以后，中国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接受了西方输入的各种改革思潮，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开始了资本主义实验。这样，学习西方，建设西方式的体制与文明，就成为中国变革的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主流的价值观已转变为“西化论”价值观，“其基本意思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要引入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对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西化”，并无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重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大致可分三个历史阶段。
1.多党议会民主阶段（1911-1913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把它当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模式。由于缺乏社会、文化、经济与思想条件，政治上党派林立，派系纷争，最后导致了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生了宋教仁血案。同盟会一开始就进行二次革命，袁世凯进一步镇压，最后是解散国会。总统独裁的出现，宣告了多元民主政治的终结。
2.军事强人阶段（1914-1927年）。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事强人式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袁世凯复辟，推翻了共和制度，建立了帝制。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众叛亲离，一命呜呼，帝制转瞬即逝。此后中国无人有统御整个北洋派的能力，北洋派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派系为首的军阀势力，在政治上中国陷入分崩离析的北洋政府时期。该时期的中国陷入国家权威失落、地方割据和社会失序的局面。
3.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阶段（1928-1948年）。1927年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就逐渐转向德国式的统制经济和军事集权道路，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是一条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效仿德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这个模式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这种政体通过其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体制、三民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通过战争建立了“党国权威主义”体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1年的统治。由于国民党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其内部的派系主义与山头主义问题，难以克服腐败顽症，内部涣散，终致国民党政权大失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辛亥革命导致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重大转换，即从旧的封建王朝自上而下的局部改革，转变为新的共和体制下的全方位变革。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穷落后，加上鸦片战争以来长期的战乱，建立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然而，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这个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国家权威失落、地方割据和社会失序。因此，无论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还是“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体制，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都归于失败。
（三）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49-1978年）
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共产党就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进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验，这是一条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效仿俄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模式又进入一次全面大转换。这次模式大转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体系对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国际斗争在中国的鲜明反映。在新的国际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效仿苏联模式，力图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发展道路的第三次转换。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核心价值观是“苏化论”，这条道路就是脱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计划、有限市场加中央集权国家结构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的体制与文明予以否定，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和科技等各个部门推行苏式的规章制度。“选择这条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一般说来，凡是经历的革命或革命战争时间长久、而幅员辽阔的国家，对政权的集中程度的需求都更高；而革命前经济愈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就愈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并追求速度和选择大推进的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头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实验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并没有解决在探索中出现的新问题。首先，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方式组织经济建设，不能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效率较低。其次，运用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发展经济，缺乏激励机制，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在宏观上陷入停滞。第三，权力过于集中，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这种模式下，只强调权力集中，忽视权力的合理配置和监督，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中，最终导致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甚至会出现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现象。第四，国家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严重。为克服这些缺陷，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导致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道路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促使执政党的理性与觉醒，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至今）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随着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对中国发展落后以及“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后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四次大转换。这是一次独特的体制内模式的转换，开启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从单一经济成分转为多种经济成分，从单纯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以及苏联的历史教训，优先发展经济，强调社会和谐与逐步的政治开放，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混合发展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当前广受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中国政府称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模式尚未定型，还在探索之中，这种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称之为“中国特色论”。“中国特色论”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相结合，借鉴、吸收其他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交汇融合的结果；它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又遵循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它既使人民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苦难，又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第一个模式——“苏联模式”的超越，是一个既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现实途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纵观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历史，中国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梦想，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四种发展模式。这四次发展道路的演变，贯穿着寻找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探索精神，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实质上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共同梦想。通过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四种发展模式。四种发展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西学’、“马学”和“中学”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来国家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从“中体西用论”、“西化论”、“苏化论”到“中国特色论”演变。
其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直接延续和不断深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阶段性。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力量，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道路，无论是封建主义的开明专制发展道路，还是资产阶级发展道路，都不能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但未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实行，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尤其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传统文化的翻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更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照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体现历史性与现实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化、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各种观点。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进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普遍价值则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应积极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清楚地表明，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幅员辽阔，人口庞大国家，实现现代化越需要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权威政府，推动现代化建设。
最后，纵观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历史，单向的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社会的变革难以推动现代化走向成功，围绕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力量交互作用形成历史合力，才能推动现代化走向成功。同时可以看出，中国是在不断学习、实验、试错和创新过程中，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趋势
中国道路向何处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未来中国仍将采取渐进稳健的改革路径，不会太激进，也不会固步不前。一些美国学者写道：“当前中国的领导人多透过他们政治生涯中的两个主要时段来看待政治，一个是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另一个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文革使今天的领导规避极端主义和群众运动，天安门事件则使他们担心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这两段经历已经把‘安全’和‘稳定’的政治框定为中国政治的边界——不要太极端，也不要太自由。”“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模式只是一个发展中的过渡模式。正如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历所显示，今天的中国模式可能不得不从一个无价值观的转型发展成蕴有价值观的转型，按照经济发展，法律改革，民主化和宪政这个顺序，在不同时段强调不同方面的发展，从而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取得了高水平经济增长之后，不仅建立了法治，而且最终通过宪政实现了民主化，全面保障了人权。有学术研究认为这可能正是中国模式的逻辑转轨的方向。”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冉社会改革，冉政治改革”。自1978年到2002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在进行，但是属于辅助性的改革。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未来10年，社会改革仍是主体性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被摆在更重要位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分步式的改革，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在不断学习、实验、试错和创新过程中，来寻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最终创造出原生的，先进的，具有吸引力的中国模式。
因此，未来中国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在不断“学习一实验一试错一创新”过程中，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克服自身的的缺陷，吸收“西学”、“马学”的精华，走“西学”、“马学”与“中学”’融合的创新之路，不断探寻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道路。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没有一个文明可以靠借来的价值观和制度而存在。我感到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是一种回归真正的中国本源的愿望。我认为这是一件中国该做的好事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 Joseph Toynbee）曾经大胆预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具体来说，未来的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需要完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发展生产力动力问题，建立应对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的机制。在政治建设上，要建立“权威、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维护中央权威，发展民主，给传媒更大空间自由，形成舆论制约，使社会力量的发展能与传媒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制衡的力量，加强法制建设，解决腐败问题。在文化建设上，建立开放兼容、融合创新的和谐和合文化，应对“中国威胁论”。在社会建设上，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立福利社会制度，解决教育、医疗、贫富悬殊等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白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模式将是“国家主导”、“权力制衡”、“和谐和合”、“社会福利”和“生态良好”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