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政府视角切入清末辫子革命的研究较少。清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舆论失控，即舆论对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的抨击，报刊舆论对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的误传；二是制律无效，令行而禁不止，禁止剪辫令在军、警、政界的失效，载涛、荫昌等对剪辫的纵容和放任，载沣的不作为；三是政令不一，陆军部主剪而学部等禁剪。清政府未能顺应时代潮流，没有把自下而上的辫子革命转为自上而下的运作，也就无法维护政府权威，增加民众认同。这是清政府危机应对失误和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关键词： 清末； 剪辫风潮； 危机应对； 舆论失控； 辫子革命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5004906
清末的剪辫风潮作为近代一场身体史上的政治革命而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多从身体政治和革命的角度对其展开探讨，前者如侯杰等《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1]，樊学庆《“剪辫易服”与晚清立宪政局》[2]，后者如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3]等，而从政府视角切入的研究却较为乏见。其实，辫子作为清王朝的重要象征，国人剪去辫子可谓是公开背弃清廷，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清政府的应对得失颇有探究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政府应对剪辫风潮的失当为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舆论失控
舆论失控是清政府应对辫子革命的最大失策，其表现之一是舆论对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的抨击，二是报刊舆论对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政策的误传。（一）舆论对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的抨击早在1898年，康有为便上奏折对蓄辫政策的弊端进行抨击：“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易，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4]
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对于剪辫问题一直持反对态度，1905年《广益丛报》所载文可以说明其态度：“近日营制新章，统领以至目兵皆一律改换服章，惟剪发一层实属疑难问题，北洋宪兵有去发三分之二者，练兵处再四斟酌究不敢下此断语，庆邸亦不敢入奏，先托某总管于无意中探太后懿旨，某总管因于太后闲坐讲报之际（太后每于饭后令内监跪诵京话报以资消遣），乘闲言曰：‘近日各报议论有说兵丁辫发打仗时实多不便，不如剪去。’太后待词毕即作色曰：‘要剪辫子须待我死之后’，某总管即噤不敢复言，从此剪发一节更无人敢提一字。”[5]此外，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看到剪辫的诸多便利，归国后上奏请求剪发易服而受到御史的弹劾和清廷的警告，“戴鸿慈、端方有剪发易服之奏，幸圣明未允，自后再有建议此事者，仍请置重典以昭炯戒。”[6]
慈禧太后去世后，报刊舆论对政府禁止剪辫政策的批评愈发多了起来。“剪发之说，谈者众矣，政府不敢采用者，非保存国粹也，祖制不敢妄更也。拖辫之怪状百损而无一益，千害而无一利”。并认为军人着辫更属不妥，“涛贝勒军人也，以军人而游人国，金碧辉煌之军服与此摇曳不定之辫影实相妨碍，既不能剪又不能拖，乃出于盘顶之一策。脱冠为礼，盘者下垂，固为失礼，即盘而不脱，而半僧半道，厥像亦怪，身历其境者，愧汗涔涔下矣。”从军人的效能来看尤应剪辫，“军人制服已异乎寻常，其与剪发也最宜”，“况行军军人背包累累，多此辫发后，垂结、束武装，殊为阻事，即平常操练龙骧虎跃，亦苦辫发之遥遥如悬旌，或生危险。故今日之为军人者即不剪发亦无不盘辫于项，夫军队武装以简便快捷为贵，多一盘辫之做作，即多一迟滞阻碍之行为，于军事上殊为不取。[7]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舆论在抨击禁止剪辫的同时也对提倡剪辫的贝勒载涛大加夸赞，“欲剪发先自改制始，在廷诸臣，有此魄力卓识毅然请于我后而行之者乎，吾敢决其必无矣，壮哉！涛贝勒竟敢以剪发为请。”[7]
清末报刊舆论对政府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不遗余力地抨击，而清政府却难以对这种不利的舆论氛围和报刊报道导向有所改观，反映出处于日薄西山之际的清王朝对于舆论控制的无能为力、捉襟见肘之窘态。（二）报刊舆论对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政策的误传对于剪辫的态度，清政府内部存在主剪和禁剪两派的对立，自清初以降经过惨痛代价而推行的蓄辫政策到了清末其弊端日益显现，而这对于军事近代化的进程阻碍尤大。时有“日本卒业回华之某君”条陈士兵蓄辫对于操练的危害，“兵士之战，现在多系伏腰于地，打枪相攻，兵士背上有种种背负物，已将及顶。际各国兵士当伏地鸣枪时，头仰刚贴于背负物，我国兵士有辫结，则因为辫结所碍，头不能仰，则万不能战。”[8]608鉴于此种弊病，遂有“练兵处大臣曾奏准派员出洋考察各国军装服制，准备‘改用新制短衣’。正因练兵处有此动作，故而一些报刊纷纷传言清政府将允准剪辫易服。[9]548
报刊舆论关于剪辫易服政策的误传，《大陆报》的载文可予佐证，该刊1904年第7期载文有“顷练兵处与政务处议定：各省兵弁及武备学生，一律仿效日本剪辫易服”之言，并制定大清兵制新章，这些新章程“二十六日由练兵处具折出奏，并将所订兵制新章绘图进呈，当经奉旨依议，通饬各省一体遵行。又《上海时报》称探得内廷确实消息，定于明年正月即下通国改易服制之诏，商民听自其便。”[10]
而有论者或以此错误地认为练兵处对军队实施了剪辫易服的命令，“1904年9月6日练兵处下令各省士兵一律剪辫易服。”[11]
随后即证明这纯系谣言，是年《大陆报》第9期便载文澄清，“前月《上海时报》言：‘我练兵处已奏准各省营勇兵弁及陆军学生一律剪辫易服，并言明年元旦即下全国剪辫易服之诏’，未几始悉其事不确（闻都下本有此谣、后政府闻之大怒、目为造谣生事、其说遂息），而练兵处所奏亦至今无特许明文，遂咸以该报所言为杜撰。”[12]此外，新军一徐姓统制之言亦可说明清廷根本没有推行剪辫易服，“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章程，并无剪去发辫之条，而军中竟有无辫发之将士，则服从之谓何。”[13]
为什么会出现剪辫易服的传言？有论者认为“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欲照日本军服式样改换新军服制。发辫不适于洋式军装，它与中国走向世界的矛盾首先在清政府最关心的军队现代化中表现出来。因此，练兵处内部曾有改换军服的士兵准予剪辫的议论，但遭否决。” [8]302即“出于军事改革需要，练兵处对于易服的同时实行剪辫很感兴趣；由于练兵处掌管全国新编陆军，权力甚重，消息传出，各报刊以为清廷将实行断发，纷纷宣传，一时剪辫者甚众。”[8]608因此，笔者认为清政府在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是不能成立的，即在慈禧太后去世前清统治者始终禁止剪辫。作为祖宗家法的蓄辫政策在报刊上竟未经清廷允许而被剪辫易服所取代，剪辫易服的谣言纷传，反映了清廷报刊监督机制的缺失和对舆论捉襟见肘般的控制力，清廷内部存在分歧，统治能力趋于弱化。
二、制律无效，令行而禁不止
清政府应对辫子革命失策之二是制律无效，令行而禁不止。（一）禁止剪辫令在军、警、政界的失效剪辫禁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这在新军和巡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而清廷又只允军队易服不许剪辫，练兵处不得已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将发辫盘于帽内。[8]608不惟一般的兵警剪辫，军队里的军官不遵制令，私自剪辫的也大有人在，这些军官既有留学国外时剪去的，也有“非留学生而无辫发者。”[13]
军官的私自剪辫自然会引起士兵的效仿，而此种情状势必会引发军队诸多混乱甚至互相冲突的后果，“一军之中将校云集，有辫发者若而人，无辫发者若而人，于军事统一之机关岂得谓无碍，况将校为兵士之表率，将校既无辫发即难保兵士不相率慕效，于是一军队中之兵卒又必至有剪发者若而人，无辫发者若而人，更不成统一之道，万一有辫发者与无辫发者互相嘲弄以致互相冲突，尤属有碍军纪。”[13]而辫发“于军、警之运动，学堂之操练皆有烦扰之虞、危险之惧，故军警学界每以不便之故，自由剪发，大势所趋，有非国法所能遏阻。” [14]
剪辫不独军界、警界，甚至政界剪辫也大有人在。1905年出洋考察的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随员40余人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8]608并且，“从出国考察政治大臣的合影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的考察政治大臣尚未剪辫，有的我们无法确定其是否已经剪辫，但有两位随员确实已经剪辫，留有分头，则是肯定无疑的，由此可见当时政界、军界、警界剪辫风气确已盛行。”[9]550
清廷禁止剪辫的法令形同虚设，制令无效，令行禁不止的窘状于此可见一斑。（二）载涛、荫昌等对剪辫的纵容和放任慈禧太后去世后，清廷军队内部违制剪发的风潮更加高涨，并且得到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和陆军部尚书荫昌的纵容和放任。“自涛贝勒归国以来，剪发之议盛唱，迨荫尚接任后，禁卫军及他出之将校，实行剪发者居其大半。”[15]
1910年秋，载涛开始纵容允准京城禁卫军剪辫。1910年9月11日的《大公报》报道称：“剃发之令尚未颁布，然军界中人以其窒碍过多，颇有迫不及待之势，刻闻禁卫军中官长兵丁，多有遽行薙去者，涛邸已决定准其自由，不加禁阻。”[9]551《国风报》也载有“军界如京师禁卫军陆尚荫大臣、提督萨军门皆先后剪去”[16]之言。不久，作为清廷干城的禁卫军剪发已达十之六。“京电云：萨提督镇冰已断发，禁卫军多效之，现断发者已有十之六。” [17]
除此之外，载涛不仅放任禁卫军的剪辫行动，而且支持外务部的断发行为，“外交官以交际为职事，辫发殊不雅观，现闻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奏请，凡外交官一律断发以便交际，奉旨依议。”[18]
荫昌紧随载涛的步调，走在剪辫风潮的前列。在他所管辖的陆军部下剪发之隐谕：“涛邸返国后，主张剪发易服之声浪鼓噪于吾国上下，因有少数人民之反对致未实行，陆军部荫尚书以为剪发宜自军人始，然因朝臣概已梗议于前，又未敢以未奉明谕之事造次施行，日前特下堂谕：凡本部各员一律军装，不准将发辫下垂，并不准露出留有发辫形状。盖隐示各员以自由剪发之意，故说者谓此即剪发之征兆云。”[19]此外，亦有报导称：“陆军部荫尚书与人谈及军人剪发一事，谓如系陆军学生出身授武职者，不妨剪发。”[20]
经过荫昌的认可和纵容，陆军部内办事员剪发者居半，“陆军部大臣荫昌对于军人有辫最为反对，故该部办事人员军服割辫者居大半，然现以军人中实行尚属寥寥，决议奏请明降谕旨，凡属军界人员统须剪辫以壮君威，而示一律。”[21]荫昌对剪辫极其赞成，甚至主张强迫手段，“荫尚书主持此次剪发，须稍用强迫手段，若施行过宽，恐蹈前此缠足之覆辙。”[22]即便是违反条令，遭到言官的弹劾也在所不惜，“有言官仰承风旨，奏参陆军部荫大臣擅行剪发”，“随后又另有人严参荫大臣。”[23]
在载涛和荫昌的放任和纵容下，军界剪辫风潮不绝，军咨处官员黄耀秋、田统宇等“亦同时剪去辫发数十条，以为军人表率，而军人剪去者则不计其数。”[24]受其影响，陆军学堂的监督、提调亦有将辫发剪去，而“学生得此消息，相争仿行，几以不剪辫为可耻矣”[24]，讲武堂学生得到剪发易服的部文，“莫不喜形于色，纷纷剪辫，谓此事终必实行，自应先期预备，以免临时忽忙云。”[25]遂致“近日各学堂学生剪发者比比皆是，而以陆军各学堂为最盛”[26]的局面。
除了中央政府官员对于士兵剪辫的支持和纵容外，在地方操练新军的许多将官对士兵剪辫也持认可的态度，而1911年初时任湖北新军协统的黎元洪对于手下士兵剪辫的态度即是一个极好的明证。其对于士兵剪辫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道：“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剪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26]（三）载沣的不作为此外，军队剪辫之风盛行与当时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不管不问、听任自由的不作为态度有莫大的关系。“涛贝勒奏请剪发一节，监国不驳不许，有任人自由意，故禁卫军第一镇官长实行剪发者甚多。”[27]前述言官对荫昌等擅自剪辫的弹劾奏折“皆留中未发，说者谓监国贤明，剪发一事或在默许之列云。”[23]清末作为监国摄政的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28]载沣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的性格弱点在剪辫之事上表露无遗。对于载涛剪辫的请求，“摄政王以祖制所关，未便遽议更张，且教育未能普及，难保百姓不囿于习惯，未允所请。涛贝勒乃禀知醇亲王福晋（摄政王之生母），谓不先剃发中国断难自强，老福晋面谕摄政王照办，摄政王迫于母命允涛贝勒所请。谓俟显皇后永安后即颁剃发之命，惟拟先从军队及巡警入手，并拟先剃半边盘辫带帽。涛复力争，谓先从军队剃起，转疑轻视军人，若剃一半是犹不剃，更足贻人话柄，闻摄政王刻已悉如所请。”[29]
禁止剪辫的律令终于在载涛、荫昌等的纵容和载沣的不管不问之下失去其效力，“剪辫风潮日急，每日剪去者甚多，法律既不便强为干预，与其默认不如明许。”[30]
制律无效反映出清政府威信和控制力的下降，清政府的无能和衰弱于此表露无遗。
三、政令不一：陆军部主剪而学部等禁剪
清廷在应对剪辫风潮的过程中，不仅存在舆论失控、制律无效、令行禁不止的问题，而且存在政令不一情状，各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对于剪辫的态度大相径庭。
陆军部对于剪辫的积极推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清廷律例无效、政府威信下降的局面。而学部、商部等对于剪辫问题采取的政策却是另一番景象，学部对于学生剪辫一直是严加饬禁。时人对陆军部已放任剪辫而学部严令禁止剪辫的政令不一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如时闻称：“近日京内外人士群以剪辫为除旧布新之必要，而以军界、学界实行为最力，商界次之，军界如京师禁卫军陆尚荫大臣、提督萨军门皆先后剪去，学界如京师法政学堂、财政学堂、闽学堂、湘学堂亦有剪去大半，惟闻学部堂官仍有札文戒饬学生，谓剪发当以违制论者，真可怪之事也。”[30]另剪发一事“一由资政院提议，而军界、而学界、而政界以致工商各界剪发风云，一时涌起，大有举国而空之势，此诚我国民智识之进步，不可谓非一大快事，而学部乃有严禁学生剪发之命，而朝廷乃有政界、学界以及各色人等均应恪遵定制之上谕。”[31]
学界一直被作为严禁剪辫的对象，且严禁剪辫政策在地方得到较好的贯彻。1906年，“苏抚陈筱帅近接政务处咨略，谓近来军学两界以及商民人等时有私薙发辫之事，殊非所以遵国制也。应请通饬各属，嗣后各学堂教员，各标营营官以及学生兵士人等，均不准再薙发辫，其有已薙在先者即一律蓄留，违者究治。”[32]1907年报称，“学生界者民族思想之生产地，而首倡断尾易服之先锋队也。虏廷知禁令所及，必以是为中坚，故使其提倡专制教育之学部，便谕各省学堂，禁学生剪辫改装，谓效法西国有悖古时制度云。”[33]
在陆军部等对部属人员剪辫大加放任的1910年，学部、农工商部等却对所辖机构人员的剪辫予以严厉限制。1910年12月学部尚书唐景崇因学界剪发者络绎不绝而“大不为然，乃用强压手段，咨行督学局严禁剪发”，并发布咨文：“查剪发之说喧腾报纸，并经资政院提作议案，是否遵行自应候明谕，乃闻各学堂学生竟有私自剪去者，殊有违定制，应由各学堂管理教员严行禁止。嗣后如再有私自剪去者，以违制论。并将各该管理员从严参办，以儆效尤，为此咨行该局，转饬各学堂一体遵照办理。”[34]
自学部唐尚书严禁剪辫命令发布以后，学部各属官执行尤切。“京师大学堂刘监督奏禁剪发，而湘省吴学使谕禁剪发，一倡而百和，彼响而此应，纷纷扰扰，恍若从风而靡者。”[35]又有“鄂省学界自闻改装衣服之议实行者居多数，兹提学司高藩台严行禁止以肃学章，如查有违禁剪发者，即将该生立时开除，已分别移行各学堂监督，转饬各生一体知悉矣。”[36]
1911年资政院奏请剪发一案未经允准后，学部又“谕饬各生不准私剪，通行各府”，“学生等自应恪遵定制，毋得故违，歧异风闻，各省学堂学生间有误会朝旨，已将辫发剪去者，殊属违制，请饬学司，谕令各堂严饬剪发学生，尅令留发，其未剪各生，尤应加意防范，如有抗不留发，或再私行剪薙者，应由学堂立即斥退，毋稍宽纵等，因到院札司立即查照”，另“传知各学堂一体加意防范，并通告学生遵照，毋违切切。”[37]
此外，农工商部也与学部持相同的立场，“农工商部奏请严禁剪发易服，以维商业，故今日谕旨有不准易服之明文云。”[38]陆军部与学部、农工商部对于剪辫问题推行不一的政令由此可见。
政令不一反映了清政府政务的混乱以及内部之间协同机制的缺失，各行其是，造成了中央威信的扫地，清政府的统治力更加弱化。
四、面对危机清末政府的可行之策
综上可知，在剪辫问题上清政府应对不当，存在舆论失控，律例失效、令行禁不止以及政令不一等诸多问题。这对本已威信式微、社会控制力低下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速了其走向灭亡的进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以自上而下的政府视角来回顾这场辫子革命，既要求去除清政府必然灭亡的认知前提，又要求不能仅仅满足于指责清政府不应该干什么，而应该致力于探究其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通览清末辫子革命，不难发现，清政府是可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化被动为主动，使局势向自己可控的方向发展的。
首先，清末政府对于舆论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舆论氛围。其一，对于谣言和误传等非政府意图的报道应迅速、及时地通过官报或其他有影响力的民报进行澄清和纠正，以防止对于政府不利的舆论的无限制放大和国人对政府敌视情绪的加深。如前文所述，1904年《大陆报》《上海时报》等报刊关于剪辫易服政令的误传，于此谣言直接相关涉的国家机构练兵处则“至今无特许明文”，未能及时、明确地对这一谣言给予答复和澄清，而当政者仅“闻之大怒、目为造谣生事”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正视听。同时，当日影响力并不甚大的《大陆报》对于自己的不实报道也仅含蓄地作了说明，然而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申报》上却难觅政府于此有所作为的痕迹。清政府应该进一步对于剪辫易服的谣言进行纠正和回应，并作出正式文告通令全国，通过公私各报刊尤其是影响力大的报刊加以说明。其二，完善报律制度，发挥报律对报刊舆论的约束作用，加强政府对报刊的监督和管理等。其实，清政府完全可以以许多报刊宣传剪辫易服的谣言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报刊舆论的监督和管理，杜绝不实报道，对于违犯报律的刊物予以取缔和整改，以起惩戒作用，并及时、有效地引导舆论的发展，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其次，清政府在内部控制方面也有相当的伸展空间。在清廷国家机器内部存在的制律失效和政令不一等是显而易见的，政务的混乱也可见一斑，这需要清廷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谋划，对于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各机构之间应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颁行政令，并约束内部成员，建立协同机制，做到同进同退。避免制令失效、政令不一现象的产生，以维护中央权威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此外，作为政府核心和国家干城的官员、军、警，其内部成员的带头剪辫，以及载涛、荫昌等大员的纵容和放任，甚至最高当权者摄政王载沣也采取不管不问、听任自由的不作为态度，这反映的问题实质是：面对风起云涌的剪辫风潮，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势力其实早已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最后，如果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满清政府能够顺应舆论的诉求，通过预备立宪的台阶主动来实现对辫子的改革，这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民众对“剪辫”即“排满”的认识，同时也减少了革命党人以辫子作为反清的砝码，以此增加清政府的政治资源也未可知。总之，化解辫子风潮，关键就是未雨绸缪，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控局势，将自下而上的辫子革命一转而为自上而下，巧为运作，真正地、充满智慧地去应对而非应付，从而维护政府权威，扩大统治资源，增加民众认同。清政府最终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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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国纪事：预算股员审查后之报告、剪发案之通过[J].国风报，1910（31）：97—98.
[31]论说：论国民势力之亟当发展（希）[N].申报，1911-01-06（3）.
[32]上编：政事门：纪闻：中国部：江苏.咨请严禁私剃发辫[J].广益丛报，1906（123）：4—5.
[33]禁剪发[J].复报，1907（9）：21—22.
[34]唐尚书不许学生剪辫（北京）[N].申报，1910-12-5（5）.
[35]趋时之属员[N].申报，1911-01-05（12）.
[36]官界新闻.取缔学生剪辫[J].大同报，1910（16）：34.
[37]文牍一：本署司袁（嘉谷）奉抚宪札准学部电[J].浙江教育官报，1911（57）：318.
[38]新闻：国内要电：关于剪发易服之要电（十一月二十日北京电）[J].协和报，1910（13）：13.
（文字编辑：王香丽责任校对：邹红）社会工作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 第13卷第5期
■ 收稿日期：20120103
■ 作者简介：王艳丽（1967—），女，汉族，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区工作，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