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是最奋发的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巡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申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原籍湖南养病。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1925年12月16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2月1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1500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10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4月1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210多个。香港原来有100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月9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戴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字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第一次遭反“右倾”
1927年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共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支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并应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