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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革命生涯

入团申请书 时间:2022-04-11 10:08:03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其参与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早已载入史册。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革命生涯,有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是南塘刘氏最小的孩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乳名“九满”,谱名“绍选”。初入朱家祠堂私塾时,启蒙老师朱赞庭借用“姜太公钓璜于渭水,巧遇文王”的典故,为刘少奇取名“刘渭璜”,比喻“臣遇明主,君得贤相”,希望这个天资聪慧的得意门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在湖南新军当副连长的刘少奇二哥刘云庭回乡省亲,送给弟弟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这本书也成为少年刘少奇思想启蒙的火种,伴随他走出靳水河畔的炭子冲,照亮了他人生最初的行程。

1922年9月18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图为庆祝大会会场

1915年,未满17岁的刘少奇在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读书时,面对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大江南北军阀混战、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华夏大地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心灵深处萌生了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远大志向。他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手举自制红旗,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爱国游行示威,并慷慨激昂地在宁乡县城发表演讲。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渭璜”改为“卫黄”,以表达誓死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

中学时代的刘少奇追求的目标是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民众丰衣足食;他崇拜的偶像是孙中山、黄兴、蔡锷;他最赞赏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最喜欢革命者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诗句。1917年5月,作为驻省宁乡中学的在校学生,不满18岁的刘少奇选择投笔从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想要走武力救国之路。不料半年之后,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大战,讲武堂被战火湮没,刘少奇从军报国的梦想不得不暂时中断。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在湖南私立育才中学读书的刘少奇受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感染,还没参加毕业典礼,便带着一批同学,把游行队伍从长沙拉到了北京,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从此,刘少奇这个名字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解放事业、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五四运动之后,刘少奇在北京报考了三所大学,但都因为专业不对口或学制过长而未能入学。后来,他在教育家范静生的推荐下,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了将近一年,但因为筹措不到留法路费和法国爆发经济危机,不得不放弃留洋计划,休学回乡。

1920年10月,经长沙楚怡小学教师何叔衡引见、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刘少奇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1921年5月,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多名青年学子,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刘少奇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献身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人生目标,并于1921年冬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展得最早的党员之一。随后,刘少奇还受中央委派,担任中国留学生旅莫支部负责人。

1922年春,按照中央安排,刘少奇带领留俄同学回到上海,随后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兼任上海平民女校教员。同年7月,他担任党的二大工作人员,受到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接见,并被任命为湘区委员会委员。在长沙郊外的清水塘22号,刘少奇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随后,他被派往江西萍乡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由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职业革命家的风雨征程。

在安源近三年间,刘少奇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包括组建安源工会、汉冶萍联合工会并担任委员长,成立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安源地委党校,建设安源工人俱乐部,发行安源红色货币和股票,创办安源工人夜校和文化补习班,领导声势浩大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全面胜利,等等。在罢工斗争中,他总是挺身而出,走在工人游行队伍前列。为了维护和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利,他孤身一人前往戒严司令部,代表工会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唇枪舌剑地谈判,被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他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成竹在胸的能力使安源赢得了“东方小莫斯科”的美誉,成为长盛不衰的红色摇篮和生生不息的燎原火种。

1930年6月,刘少奇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图为《红旗日报》关于大会开幕的报道

1925年春,刘少奇奉命来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在会上被推选为全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随后,他担任上海市总工会總务科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武汉市总工会秘书长等职,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由于领导工人运动卓有成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27年,刘少奇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与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在武汉创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他亲自授课,并写作、出版了六本关于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培养了大批工会干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武汉,刘少奇领导建立工人纠察队,培育工人武装力量,并在国民党当局胁迫解散纠察队、收缴工人武器的严峻形势下,巧妙地保存了由5000名工人组成的武装力量,随后将其转移至国民革命军叶挺、贺龙部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直至打到井冈山,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红军长征。

1927年7月,刘少奇从武汉沿长江顺流而下,去庐山养病。10月,他离开庐山,乘船经九江至上海中央机关。1928年初,刘少奇奉命与陈潭秋、韩连会一道化名“谭少连”去天津整顿顺直省委,后任中央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书记职权。同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审查委员会行使原监察委员会部分职能。1929年春,任沪东区委书记。6月,临危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迅速恢复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工会组织,领导中东铁路、沟帮子铁路和奉天纱厂的工人罢工斗争,选调杨靖宇、赵尚志等年轻干部到东北担任地委负责人,发展东北抗日武装,选派刘伯刚、卢透云、赵唯刚潜伏进东北讲武堂和东北军做兵运工作。

1930年6月,刘少奇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并被推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按照中央决定,刘少奇与杨尚昆一起留驻莫斯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争取中国工会的国际地位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军费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同年秋,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职工部部长。1932年底,与陈云一道从上海经汕头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刘少奇在中央蘇区参与领导发展经济、反腐肃贪、扩红筹粮等工作,并成功组建了工人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1934年4月,奉命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带领福建省军区和地方民兵武装与红九军团一起参与松毛岭保卫战,为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10月,随红九军团从福建汀州南山镇中复村观寿公祠出发长征,这里也成为见证历史的“红九军团长征零公里处”。

长征途中,刘少奇先后担任红九军团、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以及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湘江、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等战役,出席了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协助毛泽东在历史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又与其他几路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保卫华北,收复东北”的口号撼天动地。1935年12月,刘少奇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参加政治局会议之后,奉命于1936年1月踏上了北上抗日之路,赴天津、北平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拓华北抗日斗争新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继续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特殊时期采取了特殊政策,正确引导学生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转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十九路军抗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赢得了各族人民、各个阵营的拥护。在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华北的关键时刻,刘少奇请示中央同意,及时安排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0多名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军人反省院”里的党员干部出狱,并派往全国各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斗争。刘少奇还适时指导华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争的丰硕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士气,使抗日烽火燃遍全国。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担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他率领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罗炳辉、朱瑞等从延安启程,途经西安、潼关、渑池、洛阳、南阳、社旗、唐北、泌阳,前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首先在赴中原局走马上任的第一站——仰韶文化发源地渑池县八路军兵站休整,富有远见地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并在豫西特委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讲党课。离开渑池后,他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他在竹沟完成“修养”初稿并在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讲“修养”。他还支持成立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创办印刷厂、《拂晓报》、“孩子剧团”,使竹沟赢得了“中原红都小延安”的美誉。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全面讲述“修养”,并将其公开发表,成为不朽的党建理论丰碑和共产党的“东方圣经”。

1939年9月中旬,刘少奇同徐海东等从延安返回竹沟。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反共高潮,10月下旬,他率领中原局机关、河南省委和军政教导队学员300多人撤离竹沟,向皖东定远转移,使得三天后发生的确山惨案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同时开辟了皖东、苏北两块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定远、滁县连续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为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团结抗战、保存实力、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坚持既团结又斗争、既统战又联合的方针,与日伪顽三股敌对势力进行反磨擦斗争,抓住机遇建立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他还参与指挥了曹甸、半塔、郭村、黄桥等战役,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0年6月27日,党中央通电各方:“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胡服(‘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引者注)指挥。”11月10日,中央电令:叶挺未过江前,以陈毅代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12月31日,中央决定:华中军事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同时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从此,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大本营从泰兴、海安迁往苏北盐城。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的声讨中,中共中央作出全面反攻的决定。就在华中地区国共两党之间战火一触即发之际,刘少奇冷静权衡利弊,深思熟虑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某些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此外,中央还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任命陈毅为重建后的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则作为新四军政委参与领导部队的重建工作。整编后的新四军共有七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一所抗大分校,全军共九万余人。

4月27日,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同年10月起,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正当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驰骋疆场驱倭寇,横扫千军如卷席”之际,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几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飞到盐城,催促刘少奇火速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七大。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即从阜宁单家港启程回延安,并按照中央指示取道山东,指导山东工作,考察冀鲁豫平原分局、华北抗日根据地、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刘少奇的山东之行成效显著,毛泽东评价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劉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选为主席团成员。图为会议主席团合影,
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刘少奇回延安被称为“小长征”,他带领100多人走了九个月,行程3000多里,经过六个省区,穿越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0日安全抵达。战友重逢,令毛泽东喜出望外。贺龙也宣布,将杨家岭的团年饭改为欢迎刘少奇的庆功宴。

在1943年3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负责筹备党的七大,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抗日战争。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负责七大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中央委员组织考察、七大政治报告起草,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首次全面、科学、系统、准确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涵,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从此,抗日战争凯歌高奏,解放战争捷报频传。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全权指挥抢占东北的斗争。他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战术,为解放东北以至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进行了历时45天的重庆谈判,但蒋介石假谈真打,终于挑起了全面内战。在胡宗南调遣25万精锐部队进攻延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同国民党周旋;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华北,在西柏坡建立起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同时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着手解决华北人民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为三大战役提供坚强的战略支援和后勤保障。

1949年3月23日,在三大战役取得胜利、解放战争高歌猛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告别西柏坡,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南海参观兵器展览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不忘革命时的初心,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务期间,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和党的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1913年踌躇满志地走出靳水河畔的炭子冲开始,刘少奇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无论是创建工人武装、领导工人运动、参加红军长征,还是率领八路军、新四军逐鹿中原,创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又或者是协助毛泽东在延安指挥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征途和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都不改初心。在多年的革命生涯里,刘少奇栉风沐雨、攻坚克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反败为胜、绝处逢生,经历了岁月的磨难,创造了事业的辉煌。(编辑 赵鹏)

作者: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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