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数千年中国史，有两个时代尤其值得缅念，一是春秋战国，它为“轴心时代”的思想界贡献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文化巨擘;一是近现代，它为中国的古今转型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在社会形态上，这两个时代均生机勃勃，充满了各种机遇和想象空间，而五四运动是后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它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阀门，让中国社会和文化华丽变身。从时间界定上，笔者认可茅盾的分析，即五四运动总共持续了五六年时问，约从1915年秋至1921年夏，本文的论述范围大致遵循此例。五四运动包括两条线：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隶属思想层面，起自晚清，成于陈独秀借《青年杂志》传播现代思想，胡适等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吁，以及鲁迅等人的新文学创作;二是1919年5月4日那场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在以下叙述中，这两条线始终是交融的、內嵌的，因为它们共同烘托了行进中的20世纪社会和文化。
近年，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方式有一种“在地化”路向，即关注视角转向地方，叙述模式由“五四运动在××”转变为“××的五四运动”，重心的转移夯实、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笔者的目的亦为循着此思路，融合“五四运动在江西”与“江西的五四运动”来探讨五四运动中的“江西话题”。
一、赣籍学人“五四”前后的行迹与言说
清代后期以来频生的屈辱噬咬着国人的心灵，一方面造成了对过熟传统文化的反思，先觉者试图为其注入新质素，借助新语言和新形式塑造现代国格和人格;另一方面堆叠了对立、反抗情绪，巴黎和会血淋淋的现实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导致民族耻辱感在1919年5月4日无法阻挡地释放出来。在这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国家、民族运道，造成转型意义的运动中活跃着一批赣籍学人的身影，他们或是引领者，或是参与者，或是旁观者，甚至充当了反对者，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纷繁变化，其中的代表有江西九江许德珩，永新段锡朋，萍乡张国焘，安福罗隆基、王造时，余江邹韬奋，樟树杨杏佛以及修水陈寅恪等。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成立国民杂志社，以讨论救国问题，许德珩、张国焘是其中的急进派，主张革命救国，拥护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1日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蔡元培耳中，他透露给了许德珩等。杂志社成员2日晚正在北大西斋举行社务会议，于是转而讨论国耻，提议约集北京各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晚在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许德珩上台演讲，表现出巨大的鼓动力。大会推定他撰写宣言，并在5月4日天安门集会时通过了。他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许德珩游行到东交民巷，与同学共32人被闻讯赶到的警察抓了。经孙中山、蔡元培和社会各界正义人士呼吁，于5月7日获释。但北洋政府宣称须将他们转交法院讯办，许德珩等19名北大学生立刻发表“声明状”，痛诉政府的卖国行径和不公。随着双方的对抗益加激烈，北京学生大会决定扩大运动，推举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呼吁一致行动，壮大声势。二人化装潜行，历千辛万苦一路南下。在沪时，许德珩主持了关押期间北大病亡同学郭钦光的追悼会，指出郭君为国而死的目的有两个：取消中日密约、收回青岛和惩办卖国贼，活着的人应该继承烈士之志，言之沉痛，闻者涕泣。6月16日，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在全国学联大会上讲话，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如果不除恶务尽，即便有华盛顿这类人物出现也无法有所改变，学界青年应团结一致，以民主、科学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实现救国救民的本心。之后，他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主编。
许德珩对五四运动情感深厚，屡屡撰文忆当年，如40年代刊发的《“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五四”29周年》。前文谈到最让作者无法忘怀的是学生“刻苦的纯洁的精神”、“诚挚的侠义精神”、“自觉的向上的精神”，“这精神表现于对民族的信心和对学术的兴趣两方面，成为当日社会上一种活力”。他期许青年不是追逐时代，而要创造时代。此文作于抗战时期，显露出深沉的焦灼感。后文谈到五四运动快30年了，但中国学生、教育界和人民仍承受着苦难和折磨，皆因“五四”所代表的“学生那种团结互爱，勇于担当的精神”“先生们不畏强暴，爱护青年的精神”未能得到阐扬。而团结就是力量，“学生们的团结，师生间的团结，学生与社会的团结，以群众的力量，制压暴力，不牺牲少数人，这种精神是值得纪念的”。此文作于解放战争时期，明显隐含对现实政治的讥刺。至晚年，许德珩在回忆录大篇幅地叙写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蔡元培等和北洋政府的反应，以及自己和同学如何组织、参与运动。
1919年初，段锡朋随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在《新潮》杂志鼓吹新文化。而在日常学习、行事中，他推崇陈蕃、李膺的风骨，欧阳修的道德文章。5月3日晚，他主持了上街游行预备会议，并被推举为次日天安门集会的大会主席。5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派人到北大警告学生，段锡朋挺身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心再接再厉干下去。据罗家伦回忆，段锡朋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用言论、主张、气慨征服现场，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被叫做“我们的段总理”。不久，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并当选为会长，策划领导了此后的系列学生运动。1926年，段锡朋撰有《五四运动纪念感言》，他在简单地评价五四运动后指出：“革命是无止境，亦不是限于一方面的，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当中还得要道德革命、思想革命，经济的组织尤其是要注意的，不然政治的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历史对于国民革命不过是初开端发首，未来的工作不是一椿容易简单的，不是短时期能实现的，要随时随地的注意，要随时随地的努力，五四运动的精神，牺牲奋斗，国民革命的精神，亦要牺牲奋斗。”此文联系现实有感而发，以为革命应该是全方位的、深度的，而五四运动可以为此提供精神源泉。
张国焘也是五四时期的积极分子，他与许德珩提议邀约、集合北京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5月3日晚，千余名北大和其他各校热心学生参会。张国焘登台发言，陈述主张，博得满堂喝彩。次日，北大学生集合准备出发时，蔡元培出来劝止，张国焘与几名同学连请带推将他拥走。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初，张国焘担任讲演部长（后任主席），负责演讲，组织民众团体和发行传单报刊。他经常带领讲演团成员活跃于街道、车站和镇集宣扬爱国反日，因与警察冲突被捕，在各界声援下得以释放。至沪参加全国学联活动时，他见上海学生讲演风不盛，即加以引导，以实践“到民间去”的理想。他对五四运动有过评说：“如果我们更广泛地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么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与李大钊有莫大的干系，他们在运动中由师生变为意气相投、并肩作战的同道，在商讨救国路径时达成了共识。1921年，张国焘前往上海，与陈独秀商讨，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