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写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石凌鹤为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作家、评论家及我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他是一位集文艺、文化、文史工作重任于一身，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于“文革”后八十年代初始入馆，其时石老已定居沪上，在偶然机会中得以“识荆”，并两度面聆教益及三次书函请教，获益匪浅。特撰此文，以志其一生之成就于万一。
——作者
青年壮志 投身革命
石凌鹤，1906年6月2日，诞生于江西省乐平县大田村祖居乐陶山馆。谱名联学，字时敏，号逊轩。
石凌鹤13岁时小学毕业，考入鄱阳省立第5中学，其时“五四”运动爆发，影响全国，他也投身学生运动，唱歌、演戏。他在《火烧赵家楼》中扮演小姑娘，宣传新文化思想，这是他投身戏剧界之始。
次年夏天，他插班南昌赣省中学二年级就读，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经常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的作品，思想上受到启发。在此期间，曾与同学邵飘萍(后为名记者，中共党员，与李大钊同被张作霖绞杀于北京)、季恨秋(大革命中牺牲)编辑不定期的文艺小报《时代之花》，抨击封建道德礼教，提倡先进科学技术思想。
石凌鹤18岁在赣省中学毕业(1924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升读大学，经其三叔石国璜介绍，在乐平县城第一小学任低年级国文、美术、音乐等课教员，不久便在本村自创大田小学任教员两年。
未几，由国共合作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打到了乐平，部队中有位连指导员认识了石凌鹤，认为他思想进步，借给他一本《共产主义ABC》(布哈林集)小册子。同时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职的汪某，也送给他一册《克鲁泡特金》集。石凌鹤读后觉得非常新鲜和兴奋，深受启发。在这段时间内他经常参加游行示威、讲演、编墙报、鼓吹打倒列强和土豪劣绅；并大义灭亲，将横行不法的至亲姑丈捉来游街，大快人心。
1927年元宵之后，石凌鹤在进步同学季恨秋的邀请下，到南昌省总工会搞宣传工作。当时国民党右派强占了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在4月2日由邹努、石凌鹤、杨达等率领工农群众和军官教导团，冲击了由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这次运动过后，在季恨秋的介绍下，石凌鹤于南昌黎明中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受党组织指派，石凌鹤返回乐平县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秘密建立了中共在乐平的第一个支部。在临行前，任省党部特派员的邵式平(解放后首任江西省省长)，找他谈了几个小时的工作，指示乐平县有几个大煤矿，必须发动矿工起来闹革命。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国共分裂，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流，进行清党。在风暴中，江西自不例外，乐平县党部内右派重新掌权，大批中共党员被捕遇害。石凌鹤逃到鄱阳大姑妈家避难，后来又逃到景德镇，再一次遇见邵式平，向他汇报了乐平的情况。邵鼓励他再接再厉，城市不行就转移到农村、山区，坚持到底，革命一定会成功。
石凌鹤受命回到乐平农村，准备搞地下武装斗争，在乐平鸣山组织年关暴动。由于另一重要同志徐跃被捕，被派到鄱阳县购买枪支的张笠同志也事泄遇难，12支长枪也被收缴，并悬赏捉拿石联学(石凌鹤谱名)，于是化名石炼顽，暂避于乐平横路附近一庙内。
逃亡东京 蜚声沪上
1928年中秋之夜，石凌鹤同本村两位堂兄弟，渡过鄱阳湖，经南昌牛行车站乘火车到九江，转轮船至上海，在一所日语进修班学习日语。11月东渡日本，住在东京郊外大冈山一老年夫妇家中，大量阅读英、法、俄文史哲之类书籍，如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进步书籍。并认识了进步人士许幸之，并由许指导他绘画技法，彼此感情颇笃。
次年春，因东京神田町青年会业余剧团准备排演高尔基的话剧《夜店》，石凌鹤兴致勃勃报名参加，扮演了其中“戏子”的角色，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舞台。暑假中，和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人士来往，经我国留学生在该会的代表张彰介绍，参加了中共海外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1929年10月，因日本政府要求延长在我国东北吉晖铁路的使用权；中国留学生反对日本侵略行为，秘密举行集会，并在东京最繁华地段“银座”举行示威。石凌鹤被推为敢死队副队长，两次被日本警察逮捕，旋获假释。
同年11月底，石凌鹤再度被捕，因证据不足，和其他几位中国同学一起被日本警视厅驱逐回国，乘长崎号轮船抵达上海，举目无亲，囊中羞涩。后来由在日留学先期回国的许幸之介绍，找到了沈端先(夏衍)，加入上海艺术剧社(由夏衍、郑伯奇、冯乃超、许幸之等组成)，社员有王莹、陈波儿、司徒慧敏、吴印成等人。
1930年春节期间，上海艺术剧社先后演出话剧《炭坑夫》，由夏衍导演、石凌鹤演青年矿工、王莹演其妹。不久又参演另一话剧《爱与死的角逐》，石凌鹤在剧中扮演主角佛雷。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会场上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因在大同盟宣言上签了名，被国民党列入通缉对象，于是将石炼顽改名为石凌鹤。不久，经夏衍、郑伯奇介绍，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第一批成员。
其后石凌鹤因和王莹帮助中国公学学生演出进步话剧，被国民党警察局关押。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出狱后，由夏衍介绍到《红旗报》任记者，与该报的交通员高履平认识而恋爱结婚。高履平是湖南人，15岁时因思想进步被湖南军阀拘捕，后被红军攻城破狱时救出并参加队伍，因年幼奉命离队，乃至福建投奔其兄，辗转来上海，从此与石凌鹤成为患难夫妻。
在1932年的“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文委决定成立“上海电影领导小组”，组长为夏衍，成员为阿英(钱杏邨)、石凌鹤、王尘无、司徒慧敏等共5人。根据党的指示，开展剧本创作、影片评论、培养新人等活动，并介绍宣传苏联电影。随即石凌鹤和王尘无、尤兢(于伶)组织了“影评小组”，成员有唐纳、柯灵、陈鲁思等人，采用举办“星期聚餐会”等形式，团结进步电影工作者。
在这段时期，石凌鹤写了《血》和《高贵的人们》两个剧本，同时，还以凌鹤笔名发表了大量影评文章，仅在1933年到1935年间，就有六七十篇，影响广泛。尤其是热情评介苏联电影《生路》的文章《评生路》轰动了当时被好莱坞影片充塞市场的上海滩。苏联影片公司引用了他文中评语“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大幅广告，造成了该片一
天连演六场，而且场场爆满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与提倡“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鼓吹“软性电影”的左翼影评文人姚苏凤的一场大论战，一时唇枪笔剑、风云骤起，电影史上被称为“凤(姚苏凤)鹤(石凌鹤)之啄”。
1935年，国民党为了配合第5次“围剿”，组织“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发《铲除电影毒化》宣言，对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恐吓和迫害。在恶劣环境中，石凌鹤毫不畏惧和动摇，主编《文艺电影》杂志，编辑有唐纳等人，主要撰稿者为羊枣、章泯、沈西苓、王莹、张庚、白薇等，共出3期。
就在这个时候，“文委”书记阳翰笙、“社联”书记杜国庠、“剧协”书记田汉先后被捕。夏衍也因“怪面人”事件而隐匿。作为电影5人小组之一的石凌鹤，只身负起团结领导左翼电影人士的任务，与国民党争夺这块电影阵地。他除了主持《申报·电影专刊》外，还负责编辑《现代戏剧》、《舞台银幕》等多份刊物的任务。石凌鹤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特别注意，阳翰笙要他暂时隐蔽，他不得不离开《申报》，才幸免于祸。
出名的《十字街头》是石凌鹤写的剧本，为了他的安全和便于剧本通过，夏衍找石凌鹤商量，由导演沈西苓(党外人士)署名编导，石凌鹤欣然同意。影片上演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石凌鹤晚年时期，他的孙女石兰(电影导演)向祖父求证此事：“他笑嘻嘻的对我说：当然是真的，后来沈西苓还分给我三分之一的稿费——30元大洋呢。当然，他是导演，有权对剧本作一定的改动，我少得一点也是应该的。”
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由夏衍执笔编写，被誉为“国防戏剧”的《赛金花》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演出。该剧写清末民初名妓赛金花(傅彩凤)的故事，主旨是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抨击清末权相李鸿章卖国求和，影射国民党的不抗日行为。由石凌鹤与尤兢(于伶)、史东山、洪深、孙师毅、应云卫、司徒慧敏、欧阳山尊等组成导演团。原定由洪深导演，可是他导演了三分之一，突然宣布回香港。夏衍召开党小组会议，决定由石凌鹤导演，由金山、王莹主演。另一演员蓝苹(江青)要争演赛金花一角，因王莹才艺俱佳于蓝苹而胜出，导致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王莹被江青挟嫌报复而瘐死于秦城监狱!
参与抗战 奔波呼号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石凌鹤除参加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导演和演出外，还担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席，并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12队队长，在张发奎部负责宣传工作。曾创作并导演了歌颂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火海中的孤军》，在浦东、奉贤等地演出。其妻高履平参加洪深领导的抗敌2队去了武汉。
上海弃守后，石凌鹤随张发奎部退到浙江金华，连续创作了《再上前线去》《铁蹄下的上海》等剧，演出效果甚佳。高履平由武汉来到金华，夫妻会合共同工作。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分任副部长。郭沫若任主管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厅长，石凌鹤奉调任该厅第六处(处长田汉)二科(科长洪深)上校主任科员。
武汉会战开始后，三厅部分同志被调到湖南衡山县办公，他将当地的花鼓戏《十劝郎》，改写为配合抗战的《劝夫从军》，观众如潮。
长沙大火后，石凌鹤和三厅部分同志以及几个抗敌演剧队，奉调回长沙赈灾，负责办理《新长沙报》。不久调到重庆，在三厅分管戏剧工作。1939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到会400多人，石凌鹤被选为由21人组成的监事会之一。
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在宣传文化部门的影响扩大，政治部长陈诚免去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改任部务委员。石凌鹤和其他同志集体请辞，以示抗议。后来国民党改换手法，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调郭沫若为主任，田汉任该会第2组组长，由石凌鹤负责日常工作。
为了庆祝郭沫若的50寿辰及创作25周年纪念，上演郭沫若的大型历史古装话剧《棠棣之花》，由周恩来指定石凌鹤担任导演，在“抗战建国纪念堂”(简称抗建堂)演出，由著名演员舒绣文、张瑞芳、章曼萍、项堃、周峰、耿震、石羽等参加了演出，连演了24场，座无虚席。此剧以反对投降，反抗强暴为主题，正值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之时演出，社会反响极大。
翌年(1942)，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在重庆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纷纷撤离重庆，各奔他方。石凌鹤根据党的指示，留重庆看守文委会机构，代理秘书主任，负责将一些同志陆续转移。他的妻子高履平带着儿子石慰苍赴昆明，到年底，石凌鹤才以军委会政治部戏剧观察员的身份，携长子慰慈乘飞机前往昆明。
石凌鹤到昆明后，拿着军委会政治部戏剧观察员的身份，向昆明行营政治部报到，洽谈工作。可是昆明行营是云南军阀龙云的天下，就是对蒋介石也不买帐。石凌鹤无可奈何，同高履平带着儿子和孩子剧团4个团员，在昆明某中学一问未开课的教室住下。坐吃山空，妻子高履平要他找昆明地下党组织，安排一个工作，以维持生活。石凌鹤说：你忘了，我们临走时，徐冰部长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再三嘱咐，不要和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以免暴露身份，还要我与单线领导人董必武加强联系。就这样，一家人带着孩子剧团4个成员，以苦菜粗饭度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戏剧观察员”的空头衔，与驻昆明某高射炮部队政治部拉上关系，成立了“射日剧团”，石凌鹤任导演，排演杨村彬的《清宫外史》。由高履平等任演员，在昆明连演十余天，场场客满。以后又组织了一个临时剧团，再演《棠棣之花》，由凌瑁如、陈健等主演，再次轰动昆明。
1947年上海党组织领导人吴克坚派任伯生来昆明做策反工作，石凌鹤为他租了问店面作据点，但被警方破获，任全家被捕。后经石设法打通关节，得以出狱，而他却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携全家离滇经湘返赣，途中历经艰难周折，终于在1948年底，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乐平老家。
大地回春 效力桑梓
1949年春，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石凌鹤同高履平来到上海从事策反、护厂工作。上海解放后，夏衍以文教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请石凌鹤帮助接管文化机构，并参加上海戏剧工作者临时执委会座谈会。到会的有夏衍、于伶、梅兰芳、周信芳、陈白尘、赵丹等200余人。7月初，以上海戏剧、电影界代表身份，和夏衍一起赴北平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首届代表大会。
同年9月，石凌鹤被分配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前往报到。适逢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赴京开会，两人相遇后，邵问他在哪里工作?石告知已被分配在文化部。邵邀请石回江西工作，可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不同意，他说：“石凌鹤是我党早期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现在5人领导小组夏衍等都在上海，文化部没有一个内行来具体管怎行?”邵式平则以革命老区急需建设为由力争，周扬只好放行。
石凌鹤回江西后，首先在中山堂邀约与会的文学艺术界方面人士105人，正式成立“江西省文联筹备委员会”，选出石凌鹤任筹委会主任。1951年4月，召开江西省首次文代会，省文联正式成立，他当选为首任省文联主席、首任剧协主席、首任省文艺干部学校校长等职。
1952年9月，江西省文化局成立，石凌鹤初任副局长。不久改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他在位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开拓发展江西文博事业作出了贡献。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2年11月成立，副省长饶思诚任主任，教育厅长许德瑗，文化局长石凌鹤任副主任，以领导开展江西省的文博工作。
1953年3月，经石凌鹤提议，决定筹建“江西省博物馆”。在当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其多方努力，四处奔波，争取到省政府30余万元拨款，在原顺化门外，建造起一座民族形式的博物馆建筑。
江西的景德镇是我国的瓷都，名扬海内外。江西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革命遗址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对革命文物的收藏保护和对景德镇瓷器的保存珍藏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展开。
瓷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艺术的象征。中国制瓷历史悠久，瓷器产区林立，然景德镇瓷器最为出名，历史延续也最为悠长。1953年5月石凌鹤提出，由省文化局上报文化部批准成立“景德镇陶瓷馆”，为抢救、收藏一批传世的珍贵瓷器，为保存珍贵的文物史料奠定了基础。
同年6月，建立了瑞金革命纪念馆，收集到革命文物近万件；1956年9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也对外开放。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1958年11月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提出建立的。1958年11月15到27日，文化部在江西召开全国省及地方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工作会议，夏衍副部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出席会议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提出建立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修复旧址等问题。石凌鹤和左克仁书记立即积极抓紧落实，开展工作，1959年底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成试展。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江西的“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井冈山革命旧址、瑞金革命旧址，名列其中。
省文化局在石凌鹤的指示下还多次举行文化馆工作会议，强调文化馆要有文物保护的任务，收集保管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并就“关于红色文物保护”多次发文，宣传发布党和国家的文物工作方针、政策、法令，普及文物知识，开展一系列的文物普查工作；并从1953年7月起，举办文化馆(站)行政干部训练班，包括学习“文物保护”方面内容。同年9月，又专门举办全省文物干部培训班，并在学员中发展文物保护通讯员，并抽调多人赴北京大学文物训练班学习，还引进了多名厦大、武大、南开和江西师院历史系毕业生，培育了一批文物队伍骨干成员。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的征集工作，涉猎广泛，成效卓著。例如省文物委员伍毓瑞将一批家藏文物捐给了文管会，计有古陶瓷237件，铜器18件，书画34件，碑帖212件，占旧图书2835册。在1956年8月的全省古旧图书收集研究会议后，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共收集到古旧图书、报刊资料21l万册，其中线装本50余万册，内有宋元明版5千余册，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如宋刻本《欧阳文忠文集》等，特别是清内府钞本《旧五代史》，为国内仅存的一部孤本。
改良赣剧 屡绽新花
一提起赣剧，人们就会想到石凌鹤。确实，“石凌鹤”这一名字已经同赣剧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石凌鹤于解放初出任省文联和省剧协主席之前，就创作了《七巧姻缘》《嫦娥》两部剧本，由京剧和地方剧演出。其后他将流行于全省的低级性的地方剧“三角班”改良为“采茶戏”，再把流行于赣东北的“饶河班”(弋阳腔)和“信河班”合称为“赣剧”，成立了江西省“赣剧团”。此后又将流行于省的青阳腔、宜黄腔、徽剧等分别发掘、整理、改良。
石凌鹤前半生着重于电影、话剧的写作和导演，后半生则倾心力着重于整理、改良江西省剧种，他生平总计写出各种剧本数十部，这里主要介绍他成功的三个戏剧
《梁祝姻缘》：这是一个流行于全国的各种不同情节和唱腔的戏剧。石凌鹤和武建伦合作改编了这个古老戏剧，多次在省内外演出，获得无数观众和专家的赞誉，当时的评价是：一出《梁祝姻缘》，救活了一个剧种(赣剧)。
《还魂记》：这剧是明末大戏剧家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所写的《临川四梦》中之一的《牡丹亭》(还魂记)，叙述书生柳梦梅与杜丽娘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石凌鹤将它改编后，突出了此剧冲击封建礼教和强烈要求婚姻自主的特点，情真意挚，唱词优美。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省赣剧团为大会演出《还魂记》中的《游同惊梦》一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毛主席看完后带头鼓掌，以“美、秀、媚、甜”四字评价。1959年该剧首次赴京演出并被拍成电影，风行全国。
《西厢记》：此剧是以元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蓝本，参考了经关汉卿、王实甫的改编剧本。原剧以红娘为主角，石凌鹤将它改成以莺莺为主角，结尾改为莺莺出走，突出了莺莺对封建礼教叛逆的个性。1961年夏，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调赣剧团上山演出该剧，中央领导同志看后都非常满意。毛主席并亲自接见石凌鹤和主要演员潘凤霞、童庆礽，其后该剧曾三度赴京演出，观众如潮。茅盾曾为该剧题诗一首：
辛勤翻案谱青阳(赣剧青阳腔)，敢与前修论短长。人物满堂谁最胜?柔情侠骨一崔娘。
香港一位画家在看了该剧后，把剧中《佳期》一场绘了一画，题诗一首，云：
会真翻作石西厢，胜似当年关董王。演到佳期甜绝处，莺莺今信在南昌。
敬老崇文 责任在肩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中央及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以“敬老崇文”为主旨的文史研究馆，其主要职责是以团结和安排具有文史专长，并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展适当的文史研究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体现出党和政府对文史馆工作的高度重视。
江西省首任文史馆长由石凌鹤兼任，同时省府也知道他在文化及艺术方面的兼职甚多，所以由当时的省府副省长黄知真(文革后任湖北省长、书记)直接分管，具体日常工作则由江西辛亥革命元老丁笏堂负责。
在石凌鹤从1953年到1966年文革前这13年间，曾先后物色了132人报请省府聘任为馆员。其中有前清的举人、进士、知府、知县，有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时期的代省长、秘书长、厅长、将领等中上层军政人士；有留学欧、美、日、苏回国的学者、教授；有在省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书画金石等艺术家；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63年年底，华东举行话剧会演，华东区书记柯庆施在大会上作指示，要求戏剧界“大写十三年(解放后的13年)，为社会主义服务”。耿直的石凌鹤在江西代表团的讨论会上，直抒己见地说：“不该说只有写十三年现代戏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难道好的传统戏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按照只写十三年的规定，岂不是古代历史题材，甚至于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题材，都成为戏剧创作禁区了?”这话传到了柯庆施耳内，柯大发雷霆，主持大会的领导逼着石凌鹤在大会上作检讨。1963年，正逢石凌鹤57岁，年尾发生的这场争论，导致了石凌鹤人生之路的重大转折。
1965年，江西掀起了文艺整风，反对“大写十三年”的帽子又扣在他头上，石凌鹤被迫再作检讨。这时他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也失去了领导管理的权力，组织上安排他去搞社教蹲点，改造思想。直到1966年突然通知他速回南昌，听候发落。一个月之后，正值他60岁生日那天，《江西日报》头版大条通栏标题指责他是本省文艺黑线的“三反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旋即大字报封门，红卫兵抄家，一再批斗游街，最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其身心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在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江西日报》上公开为石凌鹤平反，宣布“解放”。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彻底恢复名誉与权利。1976年他移居上海，在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关怀下，安排在上海市剧协挂职，享受副市级待遇。
1993年江西省文史馆40周年馆庆，石凌鹤曾自上海寄来贺诗：
春华秋实，毋忘雨露芳菲；旧句新吟，仍是心声情味。文史建馆，责任在肩；鄙薄无能，深负厚望。四十周年长纪念，何以抒怀?聊以痹手写芜辞，谨求教益：
西山南浦咏华颠，人物风流后世传。
孺子亭前迎秀士，滕王阁上聚群贤。
落霞孤鹜依乡近，秋水长天照日圆。
吴楚关山情越颂，周年四十拱拳拳。
垂老之年，犹不忘故馆，读其眷恋之诗，斯人虽乘鹤远去，然高风如在!
1986年5月30日，上海市文联、上海剧协联合举办石凌鹤从事文艺工作60周年庆祝活动，由夏征农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陈沂、柯灵、杜宣、白杨、吕玉堃等多人，场面热烈。
石凌鹤后因中风，手患痹疾，以轮椅代步。1995年3月8日病逝上海，终年90岁。同年6月，江西各界人士举行追悼会暨《石凌鹤传》首发式，对这位毕生从事文化艺术事业，并为江西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致以敬意及缅怀。笔者除参加追悼外，并作挽诗一首，刊于当年《江西诗词》：
浦江雨急复风狂，一夕文坛拆巨梁。
弱冠呼号抒壮志，暮年偃息老他乡。
寄情戏曲还魂记，托意诗词积虑忘。
剩有放怀诗二卷，惹人读后感苍凉。
石凌鹤一生著作等身，曾写各类戏剧数十种，出版有《凌鹤剧作选》及《放怀吟》诗词集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