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资源诅咒”论的流行推理到“旅游资源诅咒论”，但在实证检验、传导机制说明和政策建议上都存在重大缺陷。旅游资源诅咒的前提条件是以资源为基础的旅游产业存在挤出效应，导致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低于那些旅游资源贫乏地区的增长率。但由于旅游资源丰度评价不合理，或者从旅游资源“错位现象”推理到旅游资源诅咒，忽视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和融合发展功能，“旅游资源诅咒”论不能得到真正验证，旅游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解释值得商榷。
关键词：旅游资源；旅游经济；旅游资源诅咒论；旅游错位现象；经济增长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ource curse. But there are major defects of proof in demonstration test，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 Because of making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mistake， or taking misplacement phenomenon as the tourism resources curse， the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can`t be really verified by the inference. Tourism resources’ disloc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djust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which can’t be confused with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resource cur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tourism resources curse is questionable.
Key words：tourism resources ； economics of tourism ； tourism dislocation phenomenon ；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44（3）
1 旅游资源诅咒论的由来
资源诅咒论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矿业经济学家Auty （ 1993） [1]，其基本含义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资源丰裕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低于那些资源匮乏型经济体的增长率。这一贫富悖论命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只有在权力或制度等某些条件下才会发生[2]。近年来学者把旅游资源开发的负面影响也加入到对资源诅咒的讨论中来，国内学者作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左冰从中国31 个省（ 市、区） 的旅游经济与各地区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分析，认为“旅游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资源诅咒”命题对于旅游业应当成立” [3]。方法林从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度对江苏省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之间不仅存在着空间的同步性，也存在着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空间错位性，除南京地区外，省内区域出现“资源诅咒”现象”[4]。本文认为，旅游资源诅咒论的立论依据并不充分。按照旅游资源诅咒论文献的三个方面，即对诅咒论的实证检验、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说明、以及规避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2 旅游资源诅咒论没有得到真正检验
2.1 旅游资源丰度评价不合理
旅游资源诅咒论试图说明的是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当前学者论证过程中对旅游资源丰度的评价指标上不那么科学与合理。区域旅游资源丰度学者作了较多的实证研究，通常以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和等级作为基本数据，进而评价区域旅游资源类型与品质的优势程度（即旅游资源优势度）。旅游资源的类型包括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国家旅游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主题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示范区等。王凯（1999）以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主，计算了全国各省市旅游资源的绝对丰度、相对丰度、总丰度、组合指数及整体优势度等几项指标[5]。孙根年提出旅游资源丰度指4A、3A、2A、A景区数的加权求和，其权重分别是2.5、1.5、0.75、0.25[6]。卞显红（2006）将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资源划分为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省级）、国家旅游区（AAAA到A共4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8大基本类型，并借用王凯的丰度公式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的旅游资源丰度[7]。上述研究在计算区域旅游资源丰度时全都忽略了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空间匹配和集聚性、旅游资源与城市的空间匹配性、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对旅游资源利用价值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完全可以导致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降低到与普通旅游资源利用价值相同，甚至更小。如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统计到西藏旅游资源丰度的计算之中，这就不是很合理。自然资源具有品位的特性，即指自然资源有用组分的富集程度及单位含量，旅游资源同样也存在价值品位问题，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本身固有的质量、规模和集聚组合状况；二是其空间区位、适游期。简单地把旅游资源以类型、等级和数量来计算旅游资源优势度，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能恰当地反映不同区域旅游资源丰裕程度；也就是说，旅游资源类型、等级和数量高的地区，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不一定也高，因为旅游资源具有“品位现象”。因此，在评价一个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时，应该把原有旅游资源通过“品位”折算以后来评价，显得更为合理。
2.2 旅游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没有检验
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是以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来论证的，也就是说要论证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对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增长的“错位现象”，或者是从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错位现象”来论证。如新疆、河南、山西、安徽等地实证研究中[8-11] ，采用了定量方法，研究了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之间数据的负相关关系，得到了旅游资源诅咒的结论。上述研究都把旅游发展“错位现象”看成旅游资源诅咒的依据，其推理的前提是旅游经济落后归因于旅游资源丰富引起，即旅游业繁荣地区必须是旅游资源也丰富，旅游经济落后地区应该是旅游资源也贫乏作为推理依据，否则就得诅咒旅游资源。实际上，区域旅游经济的繁荣不仅与资源丰度有关，还与区位条件、市场条件及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等相关，旅游经济规模大的地区，可能由于当地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区位好、全域性旅游吸引力大等因素，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一些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的旅游经济，形成了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错位现象。而且，上述实证研究只是通过旅游资源或经济增长与旅游经济负相关性的间接论证，缺少论证旅游资源与经济增长直接的负影响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检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地方综合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我国31个省区中，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既有同步，也有错位[12]。因而，旅游经济增长的好与坏，产生旅游发展“错位现象”，不能仅仅归于旅游资源引起，其逻辑推理不很严密。
3 不能充分论证旅游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资源诅咒”发生的原因在于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对其它更具竞争力的组织和经济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是指丰裕自然资源经由何种传导路径来遏制经济增长，探讨的是资源丰裕妨碍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目前资源诅咒论的文献主要提出了贸易条件波动、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和政治制度弱化效应四种传导机制[13]，其核心是挤出效应，即自然资源丰裕挤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制造业、资金、教育、创新等。
旅游资源诅咒的挤出效应主要依据是旅游业的繁荣将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旅游领域开展旅游开发，但其投资规模扩张的结果却是削减了区域内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水平，从而削弱了区域综合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这种现象基本上不太会存在，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来看，高等级旅游资源往往分布在发达地区的偏远乡镇或者边远山区，如浙江天目山、莫干山等远离杭州城市，旅游资源分布区与工业分布区空间上是不重叠，这些旅游资源分布区旅游开发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表现，而不是因为发展旅游业改变了原有区域发展定位，产生对制造业的挤出。即使城市内的旅游资源分布区，也是城市空间功能多元化布局的需要。从我国大区域看，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区的GDP落后，是因为区位条件、科技、人口等因素造成，假设把旅游资源埋藏地下，没有旅游资源可开发，或许地方经济更加落后。从资金投入看，发达地区资金实力雄厚，而旅游投入所占比极低，并不因旅游投入过大而影响制造业投入；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投入水平较低，只是投资者追求投资效益，也不是因为旅游资源开发所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或者是发达地区偏远地方的落后，是不发达地区的通病，也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没有理由归咎于旅游资源本身，并冠之以“资源诅咒”这一不实之名。
从旅游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看，可能的传导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地区开放程度来实现[3]，也就是说，旅游业的发展导致地区整体价格水平提高，或抑制了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的短缺，或导致人们产生保守的习惯，从而造成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这些传导机制并非必然，而且是偏面的。其理由有二：
一是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功能。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存在正反二种观点：旅游发展促进增加旅游目的地收入、就业机会、提升其消费水平、带动关联产业，旅游业本身就具有某种教育功能，中国大量贫困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发展旅游学会了普通话和英语，也学会了经营和计算，给当地居民带来现代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但也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文化异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产业结构失衡等负外部效应，如海南三亚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房价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旅游产业影响的两面性不仅在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风景名胜旅游区，以及湖南张家界、海南省三亚、桂林阳朔、云南丽江旅游区的专业化旅游城市中，而且也在北京、杭州、厦门等综合性旅游城市中都有充分地表现。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旅游产业负面影响，而强调旅游资源诅咒。
二是旅游业具有融合性特征。随着社会经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进入“旅游+”新时代，出现了旅游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融合，也出现了旅游与城市、乡村的融合，形成区域旅游化趋势，还出现了旅游与文化、民间交流和健康养生等的融合。以旅游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旅游打造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可见，旅游资源开发与其他部门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在某些情况下，旅游发展还会对其他部门存在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借助旅游资源开发的带动效应实现经济腾飞的例子也不少。因此，区域发展必须要充分利用当地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而不是把地方经济落后性来诅咒旅游资源太丰富。
4 对规避诅咒的政策建议并不可行
如果按照旅游资源诅咒命题成立，那么，采取的政策将是：无论在经济落后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旅游资源丰富，仍然不能寻求旅游业发展，因为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挤出效应，限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政策建议当然是不可行，甚至显得荒唐可笑。区域经济发展遵循因地制宜原则，追求产业结构优化是区域发展的根本要求，虽然旅游业可能带来一些负反馈作用，但其综合带动功能、融合功能决定了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正向价值，而不是得到诅咒。当然，如果以长期的区域经济增长作为目标，那么旅游资源优势区必须要进入深度改革和产业素质升级，拓展旅游要素体系，打破旅游产业传统边界，有效地利用旅游业的积极效应，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将发展旅游所积累的财富投入到回报率和创新性更高的制造业中，培育区域竞争性工业或其它产业，强调企业、科技、人才、资金等新力量的作用，并着力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克服旅游业带来的“负面现象”问题。
5 研究结论
实质上，“旅游资源诅咒”论是一种过分夸大旅游业负面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只从表面数据胡乱寻找因果关系，把旅游资源分布与旅游经济增长空间的“错位现象”，以及旅游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错位现象”归因于旅游开发的挤出效应，忽视区位条件、区域经济、人口市场、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偏面强调旅游资源基础性作用。因此，对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我们仍然要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同时，也要避免权力腐败和制度障碍产生的旅游业挤出效应，因地制宜，充分发展具有较大竞争力的其它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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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