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化转型中，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传统乡土秩序正发生巨变。新的农村经济结构、人口状况、观念意识、人际交往模式要求乡村治理适应新时代特征，在乡土中国的绵延性和鼎新性①框架下，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基层治理体系。
【Abstract】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local order that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is changing greatly. The new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population status， ideolog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 require rural governance to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under the stretch and reform framework of local China， we need establish the "one core with multi-type， governance with coper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cor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关键词】乡村治理；党建；扶贫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8）02-0115-03
1 引言
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以基层党建搭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柱头房梁”，推动乡村治理體系现代化，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1]。
2 治理概念与特征
“治理”是相对于“统治”和“管理”的一种升华②。过去我们常常讲政治统治，讲社会管理，在统治、管理模式下强调的是“强制性”，而现在提出以“治理”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体系的运行，强调的则是“参与性”、“合作化”，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党治国理政的一种工具。概括来讲，治理就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以民主、法治为原则，强调合作、参与的治国理政方式。
在梳理了治理的内涵之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来治理？如果所有主体“一锅粥”各行其是没有秩序，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一个核心是无法综合各行其是的利益诉求的，在中国的治理，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在基层来讲，乡村治理必须要以党支部、党员干部为核心，因为实践证明当前只有村两委具备组织动员的经验，只有党的组织能够站在中立的位置整合分化的力量。
3 变化秩序中的乡村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指出社区即“共同体”，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共同体，是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际关系亲密无间、人口同质性较强的共同体。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熟人社会”精妙的反映了农村社区的特性。现代化转型下的中国，“差序格局”正面临解构与重塑。1991年，作为复旦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就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乡村及村落家族文化衰落的趋势，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内由360万个减少为27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300个村庄。这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又一次巨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治理的路径。
3.1 多元的经济结构
乡村的经济结构不是指宏观层面的结构，指的是微观层面的经济结构，更明确的说是指家庭收入结构和村集体经济结构[2]。
一是，兼业型农民。在20世纪90年代，农业仍然是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一代农民工数量较少、收入有限，且多数收入拿回农村消费，在家庭经济结构中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同样重要，农业生产不敢废弛。现在，西部地区的农村抛荒现象普遍存在，经常会听到农民感叹“过去被挖得寸草不生的道路现在已经无路可走”，因为地荒了、人少了。这种变化的内因是农民兼业化了，即是说农业仍然需要，但是处于有则更好没有就算了的位置。H村，一个三代人组成的五口之家，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在农村老家生活，儿子、媳妇在外打工，平均一年收入5万，打工拿回家收入约3.5万，因为扶贫各种补贴性收入约8千，农业收入6千多。从这个比例来看，农业收入占比很小，务农的目标是只要管够在老家三人的生活问题就行了。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收入更多是消费在城里，这是对家庭经济结构的又一改变。
二是，资本下乡。近年，资本大量投入乡村，资本投资的方向在于农业经济，而很少顾及农村公共事业，比如路、桥等村民需要的公共设施资本是不会主动投入的。资本下乡在西部地区主要的形式是土地流转和规模养殖等。就目前来看，资本下乡对农民个体收入的影响不大，因为多数只能获得300到500元一亩的土地流转收入，深度参与不足。对乡村这个活动场域来说，资本下乡改变了村集体长期作为单一资本主体的结构，使整个活动场域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外来资本影响集体经济但又不受村庄的控制。
三是，后农业税时代。2003年全国废除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影响巨大。对农民个体来说不交税费反而从政府获得补贴，对村级组织和干部来说收税收费催罚款的任务骤减，服务项目增加。这种变化反映的本质是，政府不再直接从农村提取资源，而是向农村反哺资源，直接表现在各类项目经费的投入增多。比如，在脱贫攻坚中，很多村获得的项目经费以百万计。
3.2 流动的人口状况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巨大，农村实际常住人口减少，常年呈现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情况。2017年H村换届选举过程中，全村户籍人口1026人，参加选举投票的实际人数为193人，算上50个的未成年，一个户籍人口1026人的村庄，长期在村里居住的也才250人，占比四分之一。而且据观察，多数都是老人和妇女。那么，村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特别是青壮年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外出务工。在H村，成年劳动力年前归家，年后外出务工，结婚的青年一般把自己的小孩留在老家，由年龄偏大而不再外出的父母照顾。或者是家里的男性外出务工，妻子则留在老家照料老人、小孩。所以，“留守”是现在农村的普遍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构成了农村平常的主要力量。既然是“留守”，那就意味着活力、动力的欠缺。
二是，买房进城。城市化（特别是近年大推的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进城一直是农民的梦想，我国经济发展给农民买房进城提供了更多可能。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荡，而被村民称为“发了财的”、“当了老板的”以及“读出来书的”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村民，有经济实力在城里买房并稳定生活。另一方面，为了结婚或后代教育，以现在按揭的方式，许多普通经济实力的村民也开始在城镇买房居住，只在有事或者逢年过节才回到农村。在此背景下，有能力、具备话语权的那部分乡村力量离开农村，不光是人走了，伴随的是对村庄公共事业的冷漠和对私人利益的偏执，农村呈现出“自私性，原子化”的人口特征[3]。
3.3 功利化的观念意识
农村社区基于血缘、地缘形成了一套“熟人社会”文化，亲缘关系和道义经济③曾长期作为主导观念影响村民行为，表现为农民的行为选择重互助而轻利益计算。现在，这种传统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市场化越来越强，道义性快速弱化，王沪宁老师将其概括为：村落家族文化的绵延性和鼎新性，具体表现为既延续亲戚人情关系网，又高度功利化、市场化。2016年11月份，H村向全村发放扶贫鸡苗，某位平常住在镇上的村民在与村干部争执的过程中说到“我也是这个村里的人，我凭什么不能领？”当村干部向她解释说“你住在城里，哪有时间，哪有地方养鸡？这是扶贫项目，你又不差这点钱，你拿去干什么？”这位村民却在言语上坚称“我也要领鸡苗，我就是需要这点东西”，没办法，村里只有发给她。而她领了之后实际送给她在农村的亲戚了。这个案例说明在公家面前，在面对作为村庄熟人的村干部时，现在村民首要重视私利，但在同时他又维系着自己的小亲缘圈子关系。
3.4 急速的人际交往结构变化
运动是世界的特质，人际交往结构亦不例外。以经济实力、人际资源和从事职业为标准，乡村上、中、下的阶层结构分化愈发明显④。同时，在自媒体等新工具下，形成了以网络为载体的乡村人际交往新场域。网络技术和“人的分化”相交织，正重构传统人际交往体系。
4 以基层党建促乡村治理的对策思考
治理是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思维，以治理的方式协调利益诉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关乎执政基础的大事。与传统乡村治理相比，现代乡村治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合作共治，关键在于明确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方法的落脚点在于以民主、法治统筹治理参与主体[4]。基于以上对西部地区乡村治理形势的分析，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4.1 明确基层党组织定位，旗帜鲜明担起治理重任
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概括起来就是：作为乡村社会的领导核心，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领导各类组织按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以党的体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发挥凝聚群众的主心骨作用，从而改善群众生活、厚植执政基础。实践中，有些基层组织在过去的工作中没有担起主要责任，没有坚决的贯彻上级方针路线，导致组织力量在社区治理中边缘化、形式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党组织必须要站在中心位置，大胆做好领导工作，旗帜鲜明理顺治理体系，构建“分工合理、权责明确、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4.2 创新组织建设模式，拓宽党员发展路子
西部地区农村总体上呈现出建制多、人口散、规模小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的乡、村平均管理人口为1.53万、0.18万，分别比全国低55%、10%。长期以来，农村主要采取以建制村为单位设置党组织的单一模式，在当前人口流动大、党员后备力量发展难的情况下，可以适时探索符合新形势的基层组织建设路子。
一是，创新党组织设置。采取合村共建、村居联建、村企联建等方式，探索跨行政地域的设置模式。在此，需特别指出，在跨行政辖区设置党组织时，应注意统筹传统治理资源。
二是，拓宽党员培养路子。在既有选贤任能方针下，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党员、教育党员。比如，针对外出务工的流动党员，清理出的“口袋党员”、“隐形党员”，以网络视频、直播房间的方式组织集体学习，积极运用“朋友圈”等交友软件开展党员培养工作。
4.3 活用第三种力量，整合基层治理资源
基层治理讲求合作共治，政府、市场、社会是有效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村庄既有成员和乡镇政府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⑤”，要发挥农村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的组织优势，活用“第三种力量”。这种“第三种力量”指的是村庄里的非常住人员和组织，主要有从村里“走出去了的人”、党委政府派出的第一书记和下乡经济组织。
一是，村党组织要联络好从村里“走出去的人”，他们普遍经济能力较强，在邻里亲戚间有影响力，可通过鼓励宣传，给予荣誉的方式，获得他们在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和矛盾纠纷调解上的支持。
二是，抓住第一书记帮扶的机会，助推基层党建提档升级。第一书记是上级党委选派的优秀干部，见识广、能力强，村支部书记应当直面村党组织存在的短板，在第一书记的帮助下规范组织生活，建立长效机制。
三是，協调外来力量，合作共赢。面对“资本下乡”，既要协助业主搞好生产，又要想办法使生产过程适当服务群众生活，比如路、桥、水等的产、居共用。
4.4 注重针对性培训，提升村干部“新”能力
既有培训模式基础上，结合村社干部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因地制宜、因势而动，开展一些“短小”的针对性培训。就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而言，网络相关能力的提升是当务之急。
一是，电脑办公软件的学习。当前的工作已离不开办公软件的使用，可以考虑选择相对年轻的村干部，以片区或乡镇街道为单位实行小班教学，培养一批懂电脑办公的村干部，“先懂带后懂”，逐渐普及。
二是，新传媒工具的运用。区县要引导基层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加强以新媒体开展组织生活、联系群众（特别是外出青年）等方面的指导。
【注释】
①王沪宁：《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状况与前景》，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②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③[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④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⑤罗兴佐：《第三种力量》，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顾辉.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度调整及其发展形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87-95.
【4】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