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一书设专章讨论“求真”与“向善”这一启蒙内部最复杂纠缠的命题①，《伤逝》中也留下过“善”/“爱”与“真实”之间惊心动魄的搏斗痕迹：
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欢容。但是这又即刻来冷嘲我，并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镇静。
当面对子君“孩子一般的眼色”，涓生曾经尝试换上“欢容”以示慰藉，在这一个瞬间，“爱”差点突破“真实”的樊篱，但随即人格分裂，另有一个“我”——一个由五四启蒙理性及真实律令所支撑的“我”——登场，对上述举动抱以“冷嘲”。从涓生忏悔的话语——“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来看，他所有“悔恨”展开的前提，是认定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死亡，这是不容置疑的“真实”。他需要“悔恨”的“错误”，并不是当两人日渐淡漠的时候无法让爱情重新创生，而仅仅是在“真实”和“说谎”之间，时机不当地选择了“真实”。“爱”的问题，在此被置换成了关于“真实”的问题。启蒙精神对科学求真的崇拜引发“信服的伦理”：“它有一种绝对无条件的禁欲主义态度，从不追问它自己的意义和它行动的后果。它是没有责任的，它也应该没有责任。”②正是对启蒙理念的坚执，视“真实”为至高无上的法则，促使涓生无视责任而不惜抛弃子君。在鄙弃这个男人负心薄幸之余，我们也必须看到涓生对子君感情“变化”的背后是他对启蒙理念不变的忠诚③，由此才能体察到启蒙的困境、启蒙理念内部的冰冷与残忍。
鲁迅有着强大的叙述自觉，在《伤逝》中，作家的态度似乎介于“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之间，有的时候鲁迅分享着涓生的困境与无奈，有的时候又起身与涓生展开辩难，正是这种游移/犹疑的姿态造成了《伤逝》的歧义性以及巨大的阐释空间。或许更有意思的追问是，这种游移到底是鲁迅在表达形式上精心甚至是理性的选择？抑或本就源自作者自身的内在困惑和分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体现者，也是这场运动最深刻的批判者。我把《伤逝》理解为启蒙之父对五四启蒙的反思。鲁迅的批判和反思，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从解放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造人”神话的反省
涓生是《伤逝》文本世界里的第一主体，以创世者/主宰者的身份存在，如同上帝造人，涓生创造出子君这样的新生主体。“人类在启蒙运动之前所受的监管首先是宗教性质的”，启蒙运动将人从宗教监管下解放出来，将人的创造力量和理性能力绝对化。子君的诞生令涓生一度感到“震动”和“狂喜”，这样的感受，既包含了涓生自我印证为创世者之后的优越感，也流露出他引领子君协同进步、趋向完善的自信心。启蒙伴随着“祛魅”，但创世者在造人过程中启蒙心态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启蒙的信仰往往也会成为“关于上帝意图的基督教教义在世俗空间中的一种移植”④。类似造人故事在五四所开启的时代中当不少见，张恨水《啼笑因缘》第五回：家树拿着凤喜的照片，端详那“含睇微笑的样子”，“踌躇满志”地开始设计造人计划：“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地好了。我手里若是这样地把她栽培出来，真也是识英雄于未遇，以后她有了知识，自然更会感激我……”这个细节进一步敞亮了造人故事中权力意志和男性思维的勾连。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就论证过，启蒙是在对神话的“祛魅”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隐秘关联，“启蒙精神用以反对神秘的想象力的原理，就是神话本身的原理”，“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⑤我们不妨来勘查涓生如何处置与子君的“关系”，如何维护其“统治权”，如何将启蒙反转为了神话。涓生的“启蒙”导致了“新人”子君的诞生，前者的世界由于后者的出现而一度生气勃勃，意义充盈；更有趣的是，涓生曾经想过，子君要求独立的思想，“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然而，当子君日益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去成长和行动时，涓生发现，“她不仅日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建立起她的‘功业’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而且大有反过来凌驾于他之上，以她的规则来规划他的生活的趋势：‘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诚如张业松指出：“创世者竟然沦落到与叭儿狗和油鸡争位置的地步，这样一种主体性的沦丧当然不可容忍”⑥，所以涓生要奋起“抗争和催逼”，在他的要求下，油鸡被杀掉，阿随被抛弃，一步步剥除掉子君周围的事物，终于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导致子君二度出走，抑郁而终。
造物主/涓生在“虚空”当中创造出新的主体/子君，但最终，又以“不爱”的名义亲手剥夺了附丽于子君的意义，导致新生主体的隐匿，“从虚空中创生，复归于虚空”，“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启蒙行动的后果蛀空了启蒙过程本身的意义。这样的结局，对于涓生来说，在“悔恨和悲哀”的同时，是使促使其自觉：“像自己这样的‘创世者’和‘救世主’说到底只是‘僭主’，不仅外强中干，而且根本无法承担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创造者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创造物，一个轮回下来，这个创造者陷入“更深的虚空”，还负担了毁灭的罪孽，这是“涓生的焦虑和痛苦根源，也是鲁迅的焦虑和痛苦根源；为了抵御这一焦虑和痛苦，‘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一种反对‘瞒和骗’、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目的的反抗遗忘的文化努力，竟然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到了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的地步……《伤逝》让涓生陷入的，是极其复杂难言的处境和‘后果’，而这个处境和‘后果’，却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而‘涓生’（谐音‘捐生’？）也正是鲁迅自己和整个新文化先驱阵营的镜像，涓生的努力、成就、罪孽、‘悔恨和悲哀’，他的整个处境和‘后果’，也正是他们的。由此，这个作品所表达的鲁迅内心之苦，其苦何如，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