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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当属时装人物画瓷器，时装人物画瓷器展现了民国初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代的新面貌。
时装是近代出现的服装现象，约在17世纪，巴黎成为时装中心，以后由欧美蔓延到亚洲，中国的时装由产生到现在只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人从古装的禁锢中走出，作为东方大都会的上海最早出现了时装热，时装人物画瓷器也应运而生。时装人物画瓷器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
“新文化运动”对旧礼教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瓷器上原先画的古装人物等旧题材，日益不受新主顾的青睐。时装人物是“新文化运动”洪流中的弄潮儿，他们是以时装为群体的共同表记，时装和时装人物也在瓷器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迹。
我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注意与研究，是由一件涂满红油漆的大瓷瓶引起的，这件涂着红漆的瓷瓶下部剥落出小块画面，露出一些女子穿的裙裤。出于好奇心，我买下了文物商店的这件瓷器，用香蕉水慢慢洗掉了瓷瓶上的红漆。随着瓷瓶上画面的逐步露现，带给我愈来愈大的惊喜，瓶腹的正面画着一个女子坐在椅子上拉手风琴，四周的女子、小孩在围观和倾听演奏，这在当时是时髦新鲜的事情。瓷瓶的肩部画着两面交叉放置的旗子，一面是五色旗，这是中华民国早期的国旗。另一面是十八星旗，经查证，这旗上的十八星原代表全国十八个行省，也曾临时作为中华民国最早的旗帜，在1912年则成为中华民国的陆军旗，这是民国早期陆军旗的珍贵资料。画面左上方有行书题书“美色清华，已未夏洪步馀作。”为民国八年（1919）夏天的作品，时值“五四”运动蓬勃开展，也是“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这件绘着女子奏手风琴画面的瓷瓶，透露出时代新潮的气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都开启了瓷器新风，并且在我的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收藏领域。
收藏靠眼光、靠恒心、靠人缘、靠机遇，当然还要有起码的财力。然而在民国瓷器中绘着时装人物画的寥若晨星，收集之难犹如摘星。由于我平时广结人缘，我的家人和各地同好、朋友、学生关心和支持我的这项收藏，替我留意察访收集，西到甘肃、青海，北到北京，南及浙江、江苏，散落四方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也就随缘而至。历经六七载的收集，已蔚然可观。我收到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有着各种器型，主要的样式有从清代观音尊演变而来的双耳大瓶，也被称作“掸瓶”。也有器型较小的瓷观音瓶，还有花觚、盖罐、帽简。这些器都是成双成对的，绘着图像相同的时装人物画，但一对瓷器上的图像作左右朝向，这是传统艺术中寓意和合成双的富有特色的表现手法。除了以上成对配置的器型外，有镶于木挂屏上的彩画瓷片，瓷片的形状有八角形、叶形、菱花形等。还有茶壶、小杯、肥皂盒、粉盒等小件容器。偶尔还收集到塑有时装人像的瓷花插。瓷器上的时装人物图像以鲜艳亮丽的粉彩绘成，有着多层次的浓淡变化，透出现代绘画的气息，称作“新粉彩瓷画”。（图七）
粉彩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主要作为婚礼嫁妆和喜迁新居的陈设品，这类瓷器的使用者大多应是青年人，他们最易接受新事物，也崇尚新事物，成了购买时装人物画瓷器的主要顾客群，在瓷器上绘制了形形色色时尚人物的生活和活动场景，迎合了民国早期城市青年的审美意趣。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在经济价值上虽然远不能和官窑瓷器相比，但我是作为保存一种特有文化来进行这项收藏的，着眼于这种瓷器上反映出的民国早期特有的时尚习俗。在漫长的历史中生产过数不清的物品，唯有反映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典型物品才有保存意义。
民国以前的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相对较少，人物画的主角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人物。很少表现家庭生活，更少画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在瓷器上画身穿时装的摩登女性，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只有在民国初期这段时间里才集中地制作生产时装人物画瓷器，这类大多数是有题跋纪年的，最早的题记是丙辰年（1916），时值民国五年，在这年的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袁世凯在世人唾骂声中死去，封建君主专政也彻底结束。新风时尚不可遏制地蓬勃发展，社会上兴起移风易俗的热潮，新生的市民阶层孕育着新的审美观念和追求，追逐时髦渐成沿海城市市民的风气，作为东方大都会的上海领先掀起时装新潮，他们厌弃画着陈旧内容和古装人物的瓷器，这给饱经动乱而日益凋蔽的景德镇瓷业找到新的商机，时装人物画瓷器就是为了适合新市民的欣赏趣味而产生的。
这股时尚新潮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的前夕，在这前后十余年间，正是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最兴盛的时期。我的时装人物画瓷器藏品中，题记年代最晚的为戊辰年（1928），也就是民国十七年。有戊辰年题记的时装人物画瓷器是画着《游园图》的深腹盖罐，图中妇女的服饰已摆脱了古装的模式，发型变短，衣服领口放低，袖短露上臂，裙高露小腿，不再把身体包得十分严密，时装人物堂皇地登上历史舞台。时装人物画瓷器只是在民国时期的十多年中昙花一现，却多姿多彩地描绘了时装人物初生乍起时的众生相，这些瓷器上的时装人物画有着丰富的题材内容：有的绘时髦女子卓立人群在演奏手风琴；有的绘众女休闲赏玩笼中学舌八哥鸟；有的绘新式女子对镜观看新剪短发；有的绘两个姑娘在头上插花，相互比看妆扮。在两件瓷器上还各画着女魔术师表演节目的新颖别致的场面。女魔术师们的额发梳成刘海式，上穿坎肩，下着马面裙，手提“文明”棍（拐杖），有的将手伸进作为魔术道具的大布包裹中，以娴熟的手法演变魔术，当时女子变魔术可以作为体面风光的事绘在瓷器上。
《摩登女郎出游图》是时装人物画瓷器常见的画面题材，有的描绘妇女们在夏日下手持绸阳伞结伴出游；有的描绘妇女手推坐着两个小孩的藤车，前有少年背绳拉车，携童在街上漫游的情景；还有的描绘全家女眷和孩童跑前随后地在花园中冶游。《婴戏图》是瓷器人物画的传统题材，孩子们有的头戴贝雷帽，有的手摇五色旗，有的吹奏小洋号，有的提着小花篮，已经散发出现代生活的气息。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还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穿时装的绅民们所生活的环境，时装人物的活动多以花园洋房为背景，精心地画出水泥做的尖头塔形柱、起伏有致的围墙、蜿蜒逶迤的长廊和有着花饰柱头的廊柱、制作精巧的石栏杆或木质的栏杆、圆形过道门、悬挂在粉白墙上的各式壁灯、细巧而互相叠合的百页窗、五色斑斓的彩色玻璃窗、垂吊着紫藤花的棚架。花园中绿柳、红桃、青松、翠柏等树木参差掩映，但室内陈设却处处遗存着旧文化的样式，置于案头的线装书、鼓形镂空瓷凳、长方形的漆枕、精致的红木家具、饰有团花的织锦窗帘、荷叶形的瓷盘和有着红木托座的橙色瓷花盆、树根制成的高腿花盆架，全部盛贮着往时的气息。洋式用品也占有不少位置，欧式木躺椅和藤编圈椅、带着各式玻璃罩的壁灯、铁管制成的折叠椅和放置花盆的高架、西式独腿三足圆桌、以铁条盘出弧形花纹的铁门，透露出西方文化的风采，在摩登家庭中处处能看到中西文化交错的特殊现象。时装人物画瓷器反映出这一时期时尚风俗的演变，展现了民国瓷器的特色。
时装人物画瓷器又是一部民国早期的时装发展演变史。民国初年留存至今的时装人物照片已很稀有，过去被忽视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对研究民国初年的风俗演变和时装发展情况，难得地提供了大量具体的形象资料。在1916年绘制的时装人物画瓷器上，妇女们的发髻低平、宽鬓长垂，身穿高领紧身长袄，这种式样的服装有“文明新装”之称。在丁已年（1917）的瓷器上画的女子，许多梳着燕尾式前刘海的发型，这是民国初年青年女子流行的发式之一。到了已未年，也就是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这一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有着“已未年夏月”题款的一件腹深盖罐瓷上绘制了《梳妆剪发图》。图中有一女子坐于方桌前，手执玻璃小方镜，细看剪过的头发样式，新剪出发型是变化了的前刘海式，顺着额头分开下飘两缕轻盈的鬓发。衣领开始放低，衣袖也微向上收，已不再忌讳露出臂腕。我最近收藏的一件作于戊辰年（1928）的瓷盖罐，上面画的女子已是现代装束，头发剪得很短，只在脑后扎两个垂下的小发髻，衣袖很宽大，露出半截小臂，上衣变短，下缘收至腹部，衣裙也变短，裙摆刚能遮膝，露出的小腿上穿着各色的长筒袜子。女孩还穿宽而短的裤子。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时装，宣示着与古装时代的彻底告别。
据我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上题字的审视考察，从中发现了一批绘制民国时装人物画的画师，瓷器上有作者款识的近20人，其中以洪步余绘制的作品最多。洪步余也是最早在瓷器上绘时装人物的作者之一，而且始终是民国瓷器从事时装人物画的主要作者，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画了一些反映新女性生活的重要作品。一直到1928年，他仍然还在绘制时装人物画瓷器。洪步余的人物画绘制技术也称得上精良，可称是绘制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代表画家，为民国早期继吴友如之后出现的一位风俗画画家。无论从内容题材或绘画技法来看，民国早期瓷器上的时装人物画，将中国陶瓷艺术中的人物画推上了新的高峰。时装人物画是民国瓷器独有的题材内容，它是新文化冲击旧文化而迸射的火花。这一闪即逝的火花，我有缘看到了，我有心采集了，汇成明丽的光芒，反映出时装人物画瓷器是民国瓷器的一个耀眼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