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认清国情的极端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全面、系统地科学分析和把握，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中国国情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5-0010-06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话语传播范式研究”（12XKS004）；陕西师范大学创新基金项目（2013CXB016）。
[作者简介]李鹏（1985- ），男，安徽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答才（1955-），男，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科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三个没有变”的重要论断，即“基本国情没有变、主要矛盾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1]（P13），并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总依据，都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是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他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分析和把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科学分析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和立足点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对国情和社会状况的把握。没有对国情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一）认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指出，东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本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条件去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P96）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只有实现其民族化，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展现其应有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创立时起就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然而，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3]（P610）。由于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认识不清，当时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鉴于此，要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认清中国国情，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率先向全党完整而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中国具体环境”、“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对中国国情最凝练的概括，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和认识中国国情的典型体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即中国客观的实际，也就是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联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才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看中国实际问题解决得好坏，要看马克思主义满足中国国情的需要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5]（P1515）可见，能否认清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并将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之所以说科学分析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是因为离开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没有中国国情这个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走上歧途，迷失方向。“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6]（P820）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讲到：“我们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P111）可见，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和立足点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之上，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就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把握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二）认清中国国情尤其是社会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对于指导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谓国情，就是国家的社会属性、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国情既是一个国家世代存续下来的历史前提，又是我们赖以开展一切创造活动的现实基础，决定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发展道路的开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P470）只有认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P11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小农经济广泛存在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特殊国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找到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方略，首要的前提就是认清中国国情并将其与当时的时代条件紧密结合。
社会性质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国情，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影响最大。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性质，进而有关革命的对象、动力、依靠、策略、前途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列宁最早论及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他指出：“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9]（P278）列宁的论述初步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分析，就是围绕社会性质展开的，并贯穿了整个革命的始终。他认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7]（P171）在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中国进行革命尤其如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认清社会性质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P633）这样，毛泽东就把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进一步具体化为对社会性质的把握，从而也就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社会性质上指出了对革命前途消极悲观的理论来源，即：“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识清楚。”[7]（P98）只有认清半殖民地这一基本国情，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克服悲观主义，明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抗战时期，毛泽东继续丰富完善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判断，并将中国社会性质正式表述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P626）。在地广人众、情况极其复杂、斗争极其困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要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没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离不开对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的科学分析，尤其是离不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阶段的准确判断。
正是毛泽东对最大国情——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才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保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因此，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就是要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概言之，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依据。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
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对国情的把握。他告诫全党：“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6]（P81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纯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时期。为了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真正做到从国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分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其青年时代就已有所展露。早在1915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已能把“地理”看成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于此。”[10]（P22）一切问题都能在具体国情中找到答案。1917年暑假，他同萧子升漫游长沙等五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有意识地接触社会、了解乡土民情，增长社会知识的考察活动，是其初步认识国情的开端。在参加和领导“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就引导学会会员广泛地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出洋留学和勤工俭学的热潮，多数人选择出国寻找救国救民的坦途。毛泽东虽赞成学习外国，但他本人却深感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很不够，认为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谈到了出国研究和国内研究的先后问题，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0]（P474）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又指出：作为生在中国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11]（P2）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对把握国情的重要性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在同时代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多变，阶级斗争错综复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这种形势迫切要求分清敌友，划分革命阵线，这是当时最现实的国情。谁是革命的领导者、对象与动力？许多人对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还很不清楚，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就是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为了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早在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就对中国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初步系统的分析，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和“车夫”[10]（P373-378），各具体阐述了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指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实现群体的大联合，才是改造中国的根本办法。这可以看成是毛泽东认识阶级关系的起点。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毛泽东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进一步明确。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回击了当时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他指出了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并着重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7]（P21）。这些有针对性的论述分清了敌、友、我，为革命指明了方向。后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认识和分析越来越清晰和纯熟，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和中心问题，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在今天，尤其在对待群众首创性方面，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调查研究典范的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社会性质的准确判断基础之上。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确认“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12]（P102）。毛泽东根据这个纲领，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7]（P98）。这个最大的国情，决定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条件。在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的“城市中心论”的理论根源，即“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6]（P976）。不仅如此，为了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毛泽东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亲自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大小调查十几次，写了大量的调查材料，为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典型材料。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迷信教条和权威，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内忧外患加剧、各种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推动全党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把握仍然是以中国社会性质为核心展开的。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3]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通过科学分析阶级状况、时代条件及国共两党对时代条件的反映，从理论上阐述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驳斥了关门主义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错误倾向。抗战开始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对抗战前景感到迷茫。如何进行抗日战争、争取抗战胜利，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面对各方面对持久战的质疑，毛泽东又进一步考察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3]（P447）他还具体分析了两国的优劣：“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3]（P449）这些论述和思想把握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成为新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掌握了解放区和国统区在阶级斗争、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指导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5]（P1181）他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5]（P1287）对革命性质的准确判断和注重对国情的分析，为毛泽东等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革命策略和军事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与时俱进地把握基本国情，以确定党在新时期的工作任务、方针、政策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新的国情作了深入分析：“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5]（P1427）毛泽东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P1430）谁轻视或忽视这一点，谁就将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正是根据对国情的准确分析和判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正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理论上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实践上指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毛泽东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国情的当代启示
研究历史目的不在于重复历史而在于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和推动历史前进；分析历史人物及其思想遗产，也不在于非要踩着前人的脚印前进不可，而在于找出前人正确的思想方法，以指导当前，开拓未来。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贯穿毛泽东国情思想始终的根本态度；离开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不可想象的；群众路线是获取基本国情的根本工作方法。
（一）实事求是是正确对待国情的根本态度。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所谓实事求是，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P801）。“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卓识远见，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4]纵观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论述，对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分析，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问题的应有态度，其精神实质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着眼于中国的实际，使得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国情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他率先转向农村，开创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革命道路的先河，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通过对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特点以及矛盾存在和发展的特定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认识和把握了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他对持久战的科学分析，更是实事求是态度的典范。可见，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无法认识和把握国情，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调查研究是科学分析国情的唯一途径。
国情是客观存在的，但国情本身不会呈现自己。怎样才能认清中国国情？毛泽东指出，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离开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不可想象的，但调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14]（P378）。“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P791）
毛泽东历来倡导和强调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行为决策的基础方法和唯一途径。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就讲到：“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4]（P378）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6]（P789）调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认识国情，而且是为制定策略提供依据。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7]（P92）即“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7]（P113）。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使我们获得对中国社会问题最基本的知识。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毛泽东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还指出了调查研究具有的长期性。因为国情是发展变化的，所以，“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14]（P378）。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国情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其时代价值仍熠熠发光。正如习近平2013年在地方调研时所指出的，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三）群众路线是获取基本国情的根本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获取基本国情的根本工作方法。与叶青之流所主张的保持旧中国落后的状态才是合乎国情的封建主义者的“国情论”不同，毛泽东在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问题上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毛泽东认识国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那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P1094）
作为认识国情的典范，毛泽东还强调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感叹：“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7]（P139）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6]（P790），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群众就不会说真话，或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即使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因此，“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P899）。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没有群众路线作为获取国情的根本工作方法，科学分析国情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来认识和把握国情，才能从复杂的客观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关于国情的结论，特别是对全党目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直接和现实的启示意义。
可以说，毛泽东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过程。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始终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国情、民情、党情和世情同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思维方法，不仅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仍然是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继续深化认识国情的一把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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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家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