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孔子学院形象研究

介绍、学院建立的原因及其发展问题三方面。安然等人认为，当前西方学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多数还处于资料描述阶段，而资料多来自官方网站，对孔子学院的分析和批判多以自身的文化标准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色彩浓郁，研究科学性亟须提高。⑦

本研究以“Confucius Institute”为关键词，首先依托EBSCO、SAGE journals两大主要英文文献数据库进行搜索，然后在已获得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滚雪球”式的搜索方法补缺捡漏，共获得海外相关全文研究论文31篇，①其发表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显然，与蓬勃壮大的孔子学院规模相比，海外孔子学院的研究相对滞后和匮乏。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海外对孔子学院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06年，研究热度在其创立十周年之际（2013～2014年）达到最高。另就论文发表的期刊类型来看，主要集中于教育、经济、区域研究、政治和社会学等领域，也涉及文化与传播领域。与国内的研究现状相比，孔子学院在海外得到的学术关注度不仅十分有限，而且研究呈零星分布，并未形成系统和规模。

三、孔子学院在海外学术视野中的形象

（一）“中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工具”

就本研究搜集到的海外孔子学院研究文献来看，无论是从“软实力”还是从“文化外交”的理论视角对孔子学院进行的研究，都带有浓厚的“工具论”色彩。此类研究尽管关注点和论述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倾向于把孔子学院看作“中国政府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服务于中国走向（甚至是引领）世界的国家战略。来自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杰弗里·吉尔（Jeffrey Gil）认为推广汉语学习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其研究引用了中国教育部网站对TCFL（对外汉语教学）的介绍作为依据。研究列举了中国政府在全世界设立一系列学院（以孔子学院为代表）和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汉语学习的举措，肯定了这些努力对于树立汉语的积极形象和吸引学习者的成效，但同时指出，汉语学习推广和中国软实力提升尚面临着诸多障碍。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詹姆斯·帕拉代斯（James F.Paradise）认为，孔子学院项目可以看作是促进汉语学习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尝试，但它又是软实力这个更大规划的一部分。中国出于政治目的，希望借此赢得人心和认同。中国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之时，正是某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之际。帕拉代斯认为，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将孔子学院项目视为一种“印象管理”，即中国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努力塑造自己积极形象的努力。面对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巨大忧虑，孔子学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中国印象。孔子学院的建设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可以增加该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吸引力。要回答“孔子学院的建立是否有助于中国在全世界赢得朋友”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因为很难将孔子学院的影响与其他各种文化推广活动区分开来。②

潘苏燕指出，用“孔子”为学院命名是一种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外交努力，以获得国际认可并被接受。孔子学院项目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赞助、大学试点的文化外交形式，是中国为了获得更有共鸣的全球认可所付出的努力。因此，该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软实力技巧，但它不能完全代表软实力。对于孔子学院是否成功提升了中国软实力的问题，彼得森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软实力的工具，更有利于中国政府，而对美国是有害的。相反，来自美国西顿霍尔大学的惠特克（Whittaker）强调，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孔子学院无疑是为软实力服务的，但它们主要影响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而部分学者如拉赫蒂宁（Lahtinen）等则认为，孔子学院事实上并没有带来很多软实力。奥尔德里奇（Aldrich）等人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策的看法不太正面，但随着民众的世界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越有可能树立正面的观点。

除了“软实力”和“文化外交”，“战略叙事”的概念也被用于分析孔子学院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来自德国歌德大学的福尔克·哈蒂格（Falk Hartig）综合其对孔子学院负责人和管理者、中国官员、中国和全球学者与智库的访谈以及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结合自身对孔子学院活动的参与，对孔子学院的战略、目标以及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将孔子学院看作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是中国政府向国外公众传递其特定战略叙事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工具。研究指出，孔子学院向世界传递的是“正确版本”的中国，而并非“真实”的中国，这反而限制了它有效表达中国战略叙事和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能力。①此外，罗天佑和潘苏燕结合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等人的“权力—资源”、“战略”和“结果”的三分法以及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强制、引诱和吸引”的权力行使三分模式，对全球化时代孔子学院的运作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对孔子学院项目进行的软实力预测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外交仍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要走。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冲突，并（重新）平衡国家与全球、过去文化版本与未来国家愿景之间的竞争需求。②此外，来自德克萨斯A&M大学的伦道夫·克卢维尔（Randolph Kluver）在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文化节点理论基础上，提出“软实力”范式的替代框架，对孔子学院进行研究。该研究认为，伴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孔子学院快速发展并受到欢迎，满足了中国寻求外部了解和东道国培养与中国打交道能力的双重需求。理解孔子学院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中国试图发展卡斯特尔所谓的“节点”③，进而围绕此框架搭建整个“网络”的一种尝试。孔子学院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文化重置于新的全球文化中，这不仅与中国相关，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关。因此，孔子学院最大的影响不在于其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而在于其发展“孔子节点”网络或中国文化之都的象征性场所，以增强中国地缘政治长久影响的尝试。④

个案研究方面，美国杜伦大学教授、汉学家唐·斯塔尔（Don Starr，中文名司马麟）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在经历了曾经的屈辱历史之后，向世界释放其重新回到“中心地位”的信息之一，其研究结合孔子学院的案例，从历时和国别的角度对欧洲汉语教育进行探讨。研究把孔子学院面对的争议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来自项目“局内人”对实际运作的忧虑，主要包括财政、学术可行性、法律问题、与中方合作院校的关系等;另一类来自“局外人”，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研究认为，国家荣誉感是中国推动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因素，孔子学院项目的目标，即使不是要实现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至少也是要让汉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的身份获得认可。虽然孔子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技术和机构障碍，但低估其潜力是不明智的。①哈蒂格以德国孔子学院为例，从结构、财务、活动以及学院面临的批评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國用以塑造其全球形象的公共/文化外交工具。②多伦多大学的科维纳·关（Covina Y.W.Kwan）以加拿大三所孔子学院为研究对象，关注与孔子学院的伙伴关系对加拿大东道主的影响。研究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现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概念进行分析，发现在当地孔子学院的行政人员眼中，东道主是获益的，双边伙伴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访问助理教授安妮塔·惠勒（Anita Wheeler）以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为例，借鉴软实力外交和语言规划理论，从中国和非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了孔子学院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与语言规划和文化外交的交叉点。

（二）发挥积极经济纽带作用的机构

美国华人学者、著名经济学家连大祥教授及其合作者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对孔子学院的持续关注和系列研究，成为当前海外孔子学院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④2012年至今，连大祥等人连续在经济与金融类英文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共7篇。

《孔子学院对中国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第一篇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及其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文章。连大祥等人指出，孔子学院促进经济联系的潜能在现有文献中被极大忽略了。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白。该研究假设，由于孔子学院提高了东道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熟悉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两国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反之亦然）。此外，孔子学院往往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为市场准入以及贸易和外商投资提供帮助。在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该研究结果显示，当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时，孔子学院在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东道国是发达国家时，则没有证据支持上述发现。此外，研究还发现，孔子学院对外商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大于对贸易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信任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对文化和语言的熟悉有助于提升信任度。①

基于孔子学院意在通过合作机构使其影响本土化这一看法，连大祥和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凯瑟琳·雅普·蔻（Catherine Yap Co）对前述研究所得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效果是否也存在于国家区域内部这一問题发生了兴趣，并再次采用了贸易引力模型，聚焦美国行政区划架构中“州”的层面，对孔子学院2006～2010年在美国对中国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究。研究数据显示，每一个新增设孔子学院分支的“州”出口量都呈现5%～6%的增长，这有力地证明了孔子学院为美国带来了直接经济收益。②此外，连大祥还运用已有理论框架，分析了孔子学院对学习汉语技能的人数及其与当地原有中文学校之间互动。研究显示，尽管孔子学院提供的汉语教学导致了自学人数和当地中文学校注册人数的下降，但它成功吸引了更多东道国民众学习中文。且不论当地先前是否存在中文学校，事实证明，在最合理的条件下，东道国将受益于孔子学院的建设。③连大祥等学者还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该研究为孔子学院的正向溢出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2004～2010年数据）。数据显示，孔子学院对中国的入境旅游总量（包括商务游客及工作游客的人数）提升有帮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旨在减少语言障碍、促进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孔子学院有助于经济增长，吸引人员来华工作，且这一效应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④对于设立孔子学院的决定因素，连大祥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吴昌勋（Chang Hoon Oh）通过经验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地理距离、发展中国家和英语能力是最重要的几大因素，随后是GDP和人口数量。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偏远、较不富裕、与中国贸易往来较少的非英语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更多孔子学院在非英语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孔子学院网络将会拥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研究建议关注非英语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对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表示欢迎，在当地建立孔子学院，对东道国、中国及两国公司都是有利的。①孔子学院总部2011年发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强调，要更加关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与研究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

2017年，美国阿克伦大学的苏查里塔·高希（Sucharita Ghosh）和连大祥等人对中国境内外的跨境人员流动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以探究“孔子学院网络对文化距离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指出，孔子学院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缩短了文化距离，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境人员流动，并对双向投资和进出口构成积极影响。研究对文化距离的测量表明，民族文化差异越小，中国旅游业、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就越大。不过，研究也指出，衡量文化距离对外商投资流入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唯一指标是海外华人人口的比例。②2018年，连大祥等人从中国省级层面开展了经验研究，分析了孔子学院对吸引外国学生到中方合作院校求学的情况。研究指出，作为孔子学院建设和运作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中方合作院校推动汉办和孔子学院深入交流，改善孔子学院教学并取得良好发展;另一方面，中方合作院校自身的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水平也通过合作得到了提升。研究发现，中方合作院校在吸引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出口和中国软实力贡献巨大。孔子学院中方合作院校越多的省份，有更多前来学习的外国学生。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合作院校对外国学生前来学习非学位课程方面吸引力更大。而在吸引学生攻读学位方面，中方合作院校只在中国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在东部省份则没有任何效果。研究认为，该结论与人们的直觉相符。当人们选择海外留学的学校时，攻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考虑更多的是教学质量、学位在自己国家的认可度、外国语言的学习难度以及对留学国家的印象。③

综合而言，连大祥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显示了孔子学院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纽带作用，丰富了海外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一系列宝贵的数据。

（三）一种成功的跨国组织形式

来自美国罗德岛布莱恩特大学的约瑟夫·伊拉夸亚等人运用领导理论和知识分享理论对以孔子学院为成功代表的跨国组织和世界网络进行评估。文章认为，一些批评孔子学院“有着超出既定目标的隐藏议程，可能破坏高等教育的学术完整性”的观点，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持，因为学术完整性并不意味着排除额外的新语言课程。孔子学院总部并没有规定各学院具体的课程设计，且提供的教材是依教学需要设计，而非出于宣传目的。同时，总部亦无法控制各地孔子学院开办系列讲座或节日等专项活动。对此，文章列举了罗德岛大学孔子学院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的两个具体案例加以论证。此外，文章指出，如果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用于发起亲中倡议的平台，甚至是中国努力获取全球统治地位的一项部署，那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法语联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但丁学院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而美国新闻署、和平队以及许多在其他国家的美国学校或许也会被认为是意在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研究认为，孔子学院是分布式领导在世界网络中成功运用的案例。孔子学院借助全球知识共享网络，成功应用了分布式领导模式。而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中，该模式也随处可见。例如，丰田、波音和一些跨国特许经营公司采用的知识共享网络都具有该領导模式的某些特点。应该说，孔子学院与跨国公司的分布式领导是应对全球不同文化和政治社会环境的恰当管理方式。这种领导风格与知识共享网络相结合，亦适用于跨国学习机构和商业组织在进行决策时遇到的各种情境。

文章强调，孔子学院可以被视为一个跨国企业，其运作与商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战略方面，孔子学院这个政府支持的非营利系统与许多营利性跨国公司一样，都是通过促进全球扩张来实现其目标;管理实践方面，孔子学院和营利企业都实行分布式领导和知识共享。当然，两者也存有一些重要差别。经济上，与跨国公司不同，孔子学院的存在依赖中国政府的支持，从商业环境来看，孔子学院的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增长都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在知识共享的运作方面，营利性企业通常会严格执行知识共享的指导方针，而孔子学院则提倡知识的自由流动和传播。在研究者看来，尽管全球环境变量十分复杂且相互依赖，但孔子学院的领导力和知识共享经验为学术研究人员以及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①

四、总结与讨论

从本研究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当前海外孔子学院研究总体呈现出宏观论述大于微观讨论，对国际政治影响关注远大于对其他影响的关注，以及对功能价值的思考多于对实际运作表现的考量等特点。从国家战略高度，结合“软实力”“文化外交”等相关理论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孔子学院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发展实践的日益丰富，海外孔子学院研究也逐渐呈现出了多角度、多路径，立场更加多元，观点更加中立，论证更有依据，研究更具规范性等特点。例如，在现有研究中，孔子学院所发挥的正向经济作用得到了严格的科学论证和有力的数据支撑，有利于人们从实际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考量，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尽管当前海外学术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在数量上与过去相比并无明显突破，但其在建构孔子学院的海外形象，影响海外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对孔子学院的认知与情感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向作用。因此，及时追踪并掌握海外孔子学院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孔子学院所处的环境，促进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海外学术界的孔子学院研究成果，我们应该秉持“兼听则明”的态度，主动消化，积极对话，及时澄清误会，尽力填补沟壑，建立良性、科学的互动机制，搭建思想交锋、观点交融的交流平台。

此外，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发动海外对孔子学院持开放心态的学者，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积极开展对孔子学院的科学研究，用数据说话，以论证服人，可能为孔子学院的海外发展营造较友好的氛围。对此，我们亦可以主动提出研究选题，挖掘研究意义，为相关的研究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运作之间设置畅通渠道，协助海外孔子学院学术研究的积极开展。

（责任编辑：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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