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齐齐·丹格仁布格的小说《惴惴不安》被公认为非洲小说创作史上的十二本最佳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罗得西亚女性在种族歧视和男权统治双重压力下的成长故事。它的出版，恰逢津巴布韦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因此受到非洲内外的广泛关注。这部作品采用自我指涉式的自传写法、多声部合唱的线性叙事手法，将多个主题糅进一个故事中，堪称一部大胆的民族文学新作。
关键词：齐齐·丹格仁布格 《惴惴不安》 后殖民 男权压迫
津巴布韦女作家齐齐·丹格仁布格（1959— ）的半自传体小说《惴惴不安》（1988）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罗得西亚{1}一家人的故事，揭示了后殖民时代非洲女性在殖民影响与男权压迫的双重压制下“惴惴不安”的生存状态。小说试图阐释今津巴布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种族、性别和殖民主义等动态主题。书名取自让-保罗·萨特给弗朗茨·法农的作品《大地上的受苦者》{2}写的序，序中萨特写道：“当地人处于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殖民者引进并维持的，在被殖民者中获得认可的。”{3}2006年英国《独立报》提名丹格仁布格为影响非洲大陆的五十位最伟大艺术家之一。
一、作者生平和作品内容
丹格仁布格1959年生于罗得西亚，两岁随父母到英国。在英国读完小学后，回到罗得西亚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中学，这时重新学会了母语绍纳语。1977年到剑桥大学读医科，由于不堪忍受英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前几个月回国，在哈拉雷大学修心理学专业并开始创作。1988年小说《惴惴不安》（Nervous Conditions）在英国出版，并荣获当年英联邦非洲区作家奖。《惴惴不安》之后，丹格仁布格又写了《抗拒之书》（The Book of Not， 2006）和《倔强女儿成长记》（Chronicle of an Indomitable Daughter， 2013）。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丹格仁布格的代表作。
冷战时期的罗得西亚是南部非洲一个未获承认的地区，实际上是前英殖民地。罗得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任领袖伊恩·史密斯认为法律上讲罗得西亚享有主权，这一宣称得到已登记选民的支持，导致罗得西亚阵线党和英王室之间关系紧张。1965年罗得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于英国统治，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制裁罗得西亚，于是罗得西亚很快成为托管区域。尽管如此，冲突仍不断升级，1970年罗得西亚宣布成立共和国，与英王室割断联系。许多罗得西亚人认为史密斯的动机是自私的：他想保护殖民精英，而许多殖民精英仍然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史密斯声称大多数非洲黑人尚无治理国家的经验，故继续奉行种族等级制，公共舆论也因种族之别而频生歧见。1980年当罗伯特·穆加贝{4}组建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5}上台时，半数以上选票为妇女所投，然而议会中寥若晨星的妇女代表却有名无实；1987年在民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6}的统一协定谈判中也将妇女排除在外。丹格仁布格的小说《惴惴不安》出版于1988年，恰逢其时。
小说开头，伯父巴巴穆库鲁带来纳茂去世的噩耗。纳茂在城里教会学校读书，国外深造回来的伯父是那家学校的校长，坦布想上学，家里没钱供她。纳茂得意地夸耀自己进城上学的好运，坦布妒火中烧。一年后纳茂归来，变化明显，全家深感不适。现在哥哥死了，轮到坦布去上学，坦布自然满心欢喜。坦布与堂姐倪亚莎相见甚欢，相处融洽。倪亚莎虽特立独行、性格叛逆，但对坦布关爱有加。坦布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得知伯母玛伊古鲁有硕士学位，其抱负却因服侍丈夫和孩子而被斩断，坦布既惊异又伤心。一次，伯父和倪亚莎爆发冲突，伯父大打出手，倪亚莎也还了手。此后一周，伯父都不着家，倪亚莎离群索居，开始抽烟、绝食。坦布同情倪亚莎，并要重新考虑对伯父曾有的尊重。假期回老家，坦布亲眼目睹女人们在家里的卑微地位和辛苦操劳。伯父则认为家门不幸是因坦布的父母未正式完婚而一直“生活在罪恶中”所致，坚持要举行婚礼。这让坦布焦躁不安，她对伯父的愤怒在胸中升腾，但又得强压回去，因为她把伯父看成绝无瑕疵的神。婚礼那天坦布执意不去，伯父很恼火，虽准她不去，但后来却重罚了她。坦布虽受罚却暗自得意，因为这是抗争的结果。学校选拔优秀生去圣心修道院学校深造，伯父不让坦布去，伯母却以新获的自信声援坦布，指出在1950年代自己读书时人们就对有文化的女人持有偏见，这情形早该变变了。坦布告诉母亲自己要去修道院学校上学，母亲却因此顿时沮丧起来，不吃不喝也不干活。伯父强迫倪亚莎吃饭，倪亚莎狼吞虎咽一气，就跑浴室呕吐。坦布去了圣心学校后专心问学，倪亚莎来信说她不愿和女同学相处也不想见到父亲，说她在节食，等等。坦布没太在意。有一次回伯父家，发现倪亚莎骨瘦如柴。伯父带倪亚莎去看白人精神病医生，医生说“非洲人不会得厌食症”，让伯父带她回家狠揍一顿。又一位医生说倪亚莎需要住院观察几周。坦布的母亲坚持说“英国毛病”会害死倪亚莎，告诫坦布小心。坦布也不愿那么想，但她承认成长过程中“英国毛病”一直如影随形。
二、小说的动态主题
小说的主题之一是性别歧视和男权压迫，两者的合力又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先说性别歧视。罗得西亚女性角色受到基于性别的压迫，这是故事情节背后的驱动力。坦布和倪亚莎都与绍纳文化中传统的性别角色作斗争。当伯父提出要供纳茂念书时，坦布心中不平。她从小就意识到“家里女人们的需求和情感得不到优先考虑，甚至不被认为是正当的”。她承认，哥哥去世，她并没难过，因为这意味着她可以接替哥哥去读书。入学后，她却在对伯父的遵从和自己迅速增长的独立意识之间备受折磨。而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倪亚莎颇有主见。小说中所有的妇女角色都努力反抗男权压迫，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都很惨重。
再说男权压迫。小说中所有的男性角色都生长于男权社会，不愿受到挑战。纳茂折磨妹妹：“你有什么好妒忌的啊？你几时听说过女娃娃上学？”坦布后来意识到“哥哥的偏见是发自内心的。但在当时对男性本质我却戴了玫瑰色眼镜看”，因此她以为纳茂说这话只是想让她难过，而事实上打定主意让她不好过的不是纳茂，而是整个社会。坦布对伯父心存敬畏，但对其顽固的不满与日俱增，这两种感受让她心痛欲裂。伯父是恩人，她无法对恩人有丝毫不敬，但他那保守的价值观让她逐渐醒悟。
最后说教育机会。小说开头，坦布把教育看作是通往富足生活的必由之路，当然是由于伯父的榜样作用。她把伯父主动资助纳茂上学看作深似海的恩情，因为这将使家里摆脱贫穷。伯父则认为教育可以减轻依赖。伯母玛伊古鲁持有硕士学位，却从未用过。坦布很想上学，因为上学对她就是一张脱贫的车票。可进入修道院学校后她显然感到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在继续压制她，就因为她是非洲人。对白人孩子，教育是种权利；而非洲孩子却把教育看作是种特权。回首来时路，坦布承认，这种体制实施的是殖民权力结构，但当时却是一个貌似伟大的机会，这个机会确定无疑地能让她过上超越家庭贫困的生活。对于坦布，上学一方面是改变她贫穷生活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小说的另一主题殖民影响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出。
其一，小说较多地渲染了非洲人对西方教育的迷恋和倪亚莎内心对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抗争。另外，坦布的求学经历揭示了奖学金的殖民性质，因为非洲学生并未受到与白人学生一样的待遇。倪亚莎在英国度过童年，因此形成了西方价值观。坦布的母亲认为倪亚莎的厌食症及后来的精神崩溃是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生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女儿身上。这种“英国毛病”一开始就在坦布和倪亚莎之间敲入一个楔子。倪亚莎已不会讲绍纳语，而坦布又不会讲英语，她也看不惯倪亚莎穿戴过于暴露。坦布入学后比倪亚莎更乐于听从伯父巴巴穆库鲁，也常惊愕于倪亚莎的傲慢。但回首过往经历时，坦布意识到殖民教育体制如何创造了一种殖民文化，使非洲人逐渐承认低欧洲人一等，继而渴求按照基督教价值观来生活。当伯父指出坦布父母没有正式完婚而一直“生活在罪恶中”时，坦布觉得，对基督教思想亦步亦趋，套用到她父母身上，简直就是侮辱，滑稽透顶，纯粹是殖民主义的霸权思想在作怪。尽管学界对这部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作者的女性主义主题，丹格仁布格本人却强调指出，她起初只想单纯地从性别政治角度来写，但后来却改从后殖民影响之复杂性来写。
其二，殖民影响也直接导致种族隔离。小说的中心议题是非洲孩子如何既保持其非洲社会身份又能获得西方教育。倪亚莎在英国长大，具有一定的西方价值观，导致同学们回避她，因为“她认为自己是白人”。她与父母的冲突同出此因，尽管是父母带她到英国求学的。倪亚莎身份的割裂导致她的内在分裂，在与父母之间筑起了藩篱。坦布描写白人传教士时明显带有讽刺口吻：“我们奉他们为小神。他们有着那个年代白人生来就有的自鸣得意的尊严……”小说中所有的种族对立都源于坦布和倪亚莎这代人意识到其后殖民身份时开始质疑这个社会。
其三，殖民统治导致了非洲人的贫穷。纳茂进入教会学校后开始为自家的贫穷而感到难堪。同时，全家都尊重巴巴穆库鲁，因为伯父并未在贫穷的重压下蜷缩过。坦布和纳茂都急于走出家门到教会学校去过舒适生活，但却制造了一种令人不适的距离。纳茂假装已不会说绍纳语，因为他把说绍纳语与贫穷画了等号，而说英语则显示出他很有文化。他强迫妹妹们给他拎包，如果不听，便皮鞭相向。尽管坦布发誓绝不变成哥哥那样，外出求学一年后她也惊讶于家里的贫寒。母亲玛欣嘉仪清醒地看到了孩子的优越感，却只知责骂。回首往事时，坦布意识到自己已深受殖民主义影响而惯于把白人传教士及其教育体制神化了。
《惴惴不安》注重深刻挖掘殖民统治对小说人物思想的影响。在男权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以坦布和倪亚莎为代表的女性角色们一生都在痛苦中挣扎。坦布对于受教育意味着什么心存焦虑，进入教会学校后在其非洲出身与所受的西方教育之间备受撕扯。她的惴惴不安在拒绝参加父母婚礼时得以充分展现。伯父把她父母称为“罪人”，坦布对此耿耿于怀，也备感难堪。由于对伯父感恩戴德，这种气愤无从表达。倪亚莎的惴惴不安也显而易见：她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倪亚莎并未像坦布一样生长于绍纳文化，因此她所知道的就只是英国方式。回到罗得西亚，倪亚莎觉得自己像个外人，独自飘零。她的情形在坦布去修道院学校上学后开始恶化。同时，玛欣嘉仪也患了抑郁症，她认为是“英国毛病”杀死儿子并让女儿疏离她，自己却回天无力。
三、小说的社会评价
《惴惴不安》受到文学界广泛的积极评价，从而成为一部卓越的非洲文学作品。非洲图书俱乐部介绍《惴惴不安》时称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小说，将诸多复杂思想织入一个简单而耐人寻味的故事中”。《惴惴不安》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尚未见有中译本）。《布卢姆斯伯里书评》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非洲时报》称赞该书为“又一部大胆的民族文学新作……一部绝不模仿欧洲文学形式和写作经验的作品”⑦，《书单》称其为“一部独特的珍贵的书”。波林·尤瓦克维评论说：“丹格仁布格展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这些问题往小说是罗得西亚社会的问题，往大说是整个非洲普遍存在的问题。她身为作家，以其独特的视野强调了意识和勇气是解决矛盾的希望所在。”由于该作品深刻探讨了非洲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被非洲内外誉为一种杰出的文学贡献。⑧
《惴惴不安》也获得不少重要文学主将的称赞。多丽丝·莱辛称“这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小说……它将成为经典”。艾丽丝·沃克认为这部小说“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声音，这种声音因其自信有时听起来相当古老。就仿佛远古时代的非洲姐妹们和母亲们一路走来，终于在这些危险时刻开始觉醒，开始发声。这是一种为着解放的表达，不容忽视”。这种认可典型地反映了这部小说在非洲以及在西方获得的压倒性积极评价。
四、小说的写作特色
《惴惴不安》独特的写作手法，至少可从以下三点中见出：
首先是自我指涉式的自传写法。《惴惴不安》被认为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这正是由于作者丹格仁布格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作品中成年后的坦布用第一人称讲述她的成长经历。尤瓦克维指出：“丹格仁布格采用自传手法作为文学策略，这种手法的自我指涉性质标志着她在男性主导的津巴布韦文坛中成功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发声具有自我界定性质，具有宣泄作用，是为着解放的。”小说中，丹格仁布格让主人公坦布作叙述者或隐含作者，而叙述者实际上担任了解说员的角色，这种解说让读者有机会以全新的视角洞察到女性叙述者在男权和殖民社会中所经历的苦痛。
其次是多声部合唱的写作手法。女主人公坦布在小说开头叙述道：“这个故事讲述了我的逃亡以及露西娅的逃亡，讲述了我母亲以及伯母玛伊古鲁如何落入陷阱，也讲述了堂姐倪亚莎的反抗……”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颇具新意。希娜·潘才认为《惴惴不安》使用了多层次文本性以消解恢复单一声音所带来的均质化影响。这部小说用了四位女性角色和一位女性叙述者—聚焦者的声音来讲述她们彼此交织的故事。非洲妇女的故事一直以来因男权和殖民的元叙事性而窒息，在《惴惴不安》中作者让坦布讲出四位女性的故事，这种多声部合唱的写作手法则对这种现状提出挑战。通过讲述四位不同年龄不同地位女性的故事，这部小说对作品本身是从怎样的边缘写就提出了质疑。小说揭示了这种边缘既不坚如磐石，也不自成一体，而是“生理、心理和智力空间的大幅拓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矛盾。所谓的边缘实则是一个巨大的由异质构成的空间”⑨。
最后是线性叙事的写作手法。虽然《惴惴不安》的中心隐喻可能是“圈套、反抗和逃亡”，但这种解读也“意味着一种线性叙事，这种线性叙事与文本结构相抵牾，且不一定受因果律的推动”。《惴惴不安》尽管被认为是一部成长小说或旅程小说，但无论成长还是旅程都是非线性的。小说中屡次出现聚焦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切换，以及“在场叙述”与“叙述者的过去”之间的转换。这些转换又通过坦布所讲故事的迂回而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小说就开始于故事结束处：“我在这里所讲的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所爱的四个女人以及男人们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1} 1965—1979年津巴布韦的旧称，1965年前称作南罗得西亚，为英国殖民地。
{2}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法文版1961年；英文版2005年。
{3} Maurice Taonezvi Vambe， “Subverting Traditional Images of Women in the Postcolonial Zimbabwean Novel.” D. Phil 1995， University of Zimbabwe. 30 July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