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不顾中国多次告诫情况下，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致使南海局势骤然升温。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虽经美国反复游说，此次明确表态不会参加美国极力鼓动的联合巡航南海计划，澳“不打算卷入美国和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潜在冲突”。联想到2013年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澳大利亚紧随美国表态，妄称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对区域稳定无益”，并表示澳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将“时刻与美保持一致”。仅仅时隔两年，澳大利亚在此类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国家政策立场的前后不一，集中凸显出当前澳对外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出其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快速发展、安全走势混沌不明、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深化情势下战略抉择之艰难。
“确保安全”的战略选择：
全力强化美澳军事同盟
澳大利亚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印度洋与太平洋将其与外来威胁相隔绝，邻国寥寥可数，一向远离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基本不受国际形势变幻之困扰，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处于一种近似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中；同时，广袤的领土幅员、极具战略价值的丰富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地区大国的雄厚潜力与物质基础。然而由于人口稀少、武备薄弱等原因，孤立于南半球、深置于迥异文明类型环境下的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却不得不极度依赖其他西方强国的保护。早自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长期坚守西方国家定位，以联盟战略特别是与当时世界体系当中头号的海洋强国结盟为基础，通过提供辅助军事力量、战略基地和可用资源，以换取此类强国（“二战”前是英国，之后是美国）对其独立和安全的承诺。这种战略在澳大利亚独立以来100余年历史中构成了其对外政策的基轴。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变动，澳大利亚决策层通过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传统、现实潜在威胁和可用资源的审视后普遍认为，澳在整个20世纪中的对外战略基本是成功的。在联邦成立以来一个世纪当中，澳大利亚在付出较少代价的情况下，分别得益于英国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成功实现了国家安全和高于一般水平之上的经济繁荣。在21世纪初，尽管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亚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隔海毗邻的东亚国家的快速崛起，更是为进入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塑造提供了全新背景，但总的来说，美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依然无人可以撼动，美国亦牢固保持着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因此，作为旧秩序的受益者，澳大利亚依旧需要坚持其海洋国家定位，依旧需要维系与美国这个当前仅有的全球海上强国紧密的盟友关系，并设法延续当前这个对其相当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权势体系当中的二流国家，才能克服当前国际政治发展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继续确保在未来时代中的生存。
在这种考虑主导下，澳将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置于对外战略考虑的首位。特别是自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执政以来，澳大利亚大力调整基廷政府时期“亚洲优先”政策倾向，高调宣布对美外交仍然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将维系澳美“紧密盟友关系”作为当下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内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主轴。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并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极力支持配合美国巩固其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地区事务上，自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出访澳大利亚后，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澳军事同盟得到新一轮强化，努力扮演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和“远东之锚”角色。
与此同时，2012年首批200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驻达尔文市展开军事训练，未来5年美军人数计划增至2500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外国盟军部队首度进驻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向美开放廷达尔空军基地，美军一批先进战机即将进驻。科科斯群岛将建成美无人侦察机基地，以求配合美军对印度洋海域实施更为有效的监控。与此同时，澳军方也在积极调整部署，尤其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做好随时应对亚太地区危机的准备。另外，美澳双方还高频率举行联合海空军演，以试验各项新装备、新战法、新技术，实现两军在人员与装备上的高度融合，提升美澳两军协同作战能力。美澳两国两军在情报与信息共享等领域方面合作亦不断深化，包括持续推进用以监听亚太地区的大型监听设施、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以及卫星跟踪监视等相关太空领域的合作，以期实现信息情报共享。
确保繁荣的战略选择：
深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长久以来，作为孤立于亚洲大陆边缘的一大片陆地，澳大利亚一直缺乏连续一贯的亚洲政策，并对其周边毗邻的亚洲国家持有一种极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澳大利亚安全与亚洲紧密相关。在确保海上安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唯一可能被军事入侵的通道，就是其与印度尼西亚隔海毗连的西北部地区。而能够对澳海上安全提出挑战的国家，可能的来源也多为亚洲地区新兴的海洋强国。而自我定义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澳大利亚，由于在种族、文化、语言、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其亚洲邻国间的巨大差异，几乎在本能上就对周边的亚洲强国怀有天然的疑虑。从20世纪中前期的日本，到50～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再到当下的中国，一向将维护生存安全希望主要寄于西方盟友保护下的澳大利亚总是焦虑不安地关注亚洲地区任何非西方权势力量，并将后者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一种军事威胁来源。
但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中后叶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愈益仰赖快速腾飞的亚洲经济强国。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时，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仍大于所有东南亚国家经济总量之和，但在短短二三十年之后，澳大利亚经济不仅被中国、印度此类全球瞩目的大型经济体所赶超，甚至连韩国、泰国、印尼这些正在兴起的中小经济体也在经济增长上带给澳大利亚诸多机遇。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当前欧美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亚洲的背景下，主要作为发达国家原料基地的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对亚洲各大经济体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2012年澳大利亚10大贸易伙伴中，有9个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如果再将美国除外，剩下的全部是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生存发展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与亚洲密不可分。
在地区形势方面，大多数澳大利亚学者均认为，早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冷战在亚洲实际上已告终结。基于中美两国正常国家关系的建立及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对抗状态的大体结束，亚洲地区进入国际关系持续缓和及经济大幅增长的阶段，澳大利亚也因此获得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时间最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战争之后已维持几十年之久的亚洲权势秩序开始出现革命性改变。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是地区最具实力的战略参与者，但部分亚洲大国的强势兴起使其已经具备相当的能力和意愿对变动当中的地区权势秩序施加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包括朝鲜半岛、领土争端、海上权益纠纷等问题在内，亚洲地区既有的冲突焦点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并不时发作。加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对地区能源、资源、气候领域带来的更多压力，均对澳大利亚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严重挑战。
在引发地区形势发生急剧变动的若干因素当中，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学者均将中国的经济腾飞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实力大增长视作当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变因。很多澳大利亚学者震惊地发现，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上升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而中国实力的急剧增强及对当下权势秩序的不满，已经对当前由美国所主导的、由一系列政治军事同盟条约所构成的亚洲权势格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而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澳大利亚地区安全战略的主要基础。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以及未来可能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在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相关思考当中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当前澳大利亚政治-知识学界出现了较大的理论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澳大利亚学者将中国的兴起更多地视为一种经济上的机遇，但绝非是一种安全事务上的福音。在澳大利亚国内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当中，有关中国经济大发展后肯定将以军事等传统手段挑战美国主导地位、进而“危及”地区权势秩序的看法绝非少数。不少人甚至对澳大利亚与中国当前日趋紧密、同时亦极大有益于澳经济增长的贸易联系都感到不安，甚至认为中国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经济渗透的手段试图将澳大利亚纳入其逐步扩大的“势力范围”当中。在这种认识主导下，坚持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全力发展与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等）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军事冒险”对地区安全的挑战，设法延续亚洲地区“行之有效”的地区权势秩序，已经成为当下澳大利亚很多政治、知识精英的基本共识。
从这种考虑出发，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努力发展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国家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持明显的保留态度。一方面，澳大利亚积极评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宣称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作为澳中关系的重点。2013年澳政府公布的《亚洲世纪中澳大利亚的中国战略》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定义了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及政治秩序”，澳大利亚将“拓宽及深化与中国的社会、商业及政府联系”置于发展澳中关系的中心地位。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却着重警告中国的崛起及其所导致的“全球的经济和战略重心的东移”，在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机遇同时也构成澳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加大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力度，以适应亚太地区国家（主要是中国）经济实力崛起、军事现代化带来的地区战略形势的变化。从这种思维出发，澳大利亚近年来通过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往来，以期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获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以防范遏制中国为目标，明显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加大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积极支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大力改造升级境内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全力支持美国亚太战略转型。另外，澳大利亚还主动强化与日本、印度、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力图在亚洲地区配合美国打造防范中国的军事网络。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抉择困境
当前澳大利亚对外战略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在经济上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新兴的亚洲强国如中国）联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在安全事务上疏远周边国家甚至配合美国制造地区潜在敌对的做法，随着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澳大利亚与地区国家相互依赖态势的愈发突出显得尤为明显。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试图通过提出推进建设所谓“中等强国”地位以实现澳有限度地自主式发展，以求克服安全与经济相脱节的战略困境，在彰显本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影响力增长同时，适度缓解其对外战略在逻辑上的内在紧张。
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初，澳大利亚便宣布将追求“中等强国”、奉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作为澳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实力及国内政治需求的大幅增长，澳大利亚对于“中等强国”国际地位的追求更为明显。主要在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当政时期，澳大利亚曾一度宣称要打破对传统结盟政策的盲从，更多考虑发展与崛起中的毗邻地区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关系，力图将澳塑造成为一个可以凭借自身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进入新世纪以来，时任澳总理的陆克文（Kevin M. Rudd）表示将领导澳大利亚实现“中等强国外交”，并将澳对外政策确定为“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本此目标，澳在其后一系列官方文件当中，均明确将自身定位为“中等强国”，以此作为新时期澳对外战略的指南。澳希望以通过彰显自身在处置国际事务当中的独立态度，为澳传统的、保守的有时可能也是僵化的结盟战略增添足够的灵活度，以适应新世纪里澳大利亚战略环境的显著变化。
但应当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实际上并没有取代澳传统的联盟战略。澳在强调在亚太地区甚至“印太”地区发挥大国影响、显示本国地位的同时，坚持美澳军事同盟这一战略基轴却依然没有改变，美澳军事合作的持续强化依然是当前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当中至为鲜明的特点。从这一点上看，那种强调澳大利亚西方文明属性、通过与美等主要海上强国联盟以确保国家安全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基本逻辑。在这一点上，不少学者颇有见地指出，在急剧变动的权势格局甚至是那些足以颠覆旧秩序的战争当中，澳大利亚总是与旧秩序的领导者站在一起维护旧秩序的延续。“一战”如此，“二战”也是如此。作为旧秩序的受益者，澳大利亚从旧秩序而来，也总是倾向于将新秩序的产生视为危险的或存在潜在危险的。
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入发展，澳大利亚对外战略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目前已经极大压缩了澳战略选择的可能空间。澳大利亚当今首屈一指的战略学者休伊·怀特（Hugh white）就曾不安地指出：“中国崛起并不直接威胁我们……但它会损害美国的首要地位，而这在过去四十年中维持着地区稳定和澳大利亚的安全。现在存在着一种风险，亚洲将滑向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冲突。在这其中，澳大利亚卷入战争的几率将增大。”在美国加紧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引发的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深入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被美国战略“绑架”，偏离自身的战略初衷，甚至被迫“牺牲”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当前东亚地区各争端方围绕海洋权益、岛礁归属、大陆架划分、渔业捕捞等问题斗争冲突日趋激烈，而部分域外大国“选边站队”甚至有意激化矛盾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未来被迫卷入中美两国的军事摩擦甚至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显然是与澳当前维系甚至提升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规模和程度的设想完全不符。
在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而部分西方国家对华冷战思维仍不时发作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位处东亚大陆边缘，但亦处在亚太（甚至印太）地区正中战略位置的地区有影响力国家，如何寻找最佳路径以求平衡澳、美、中三边关系从而更好地维护澳国家利益，已成为当前澳大利亚对外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性议题。尽管在此次美舰“巡航”中国南海部分岛礁事件当中，不跟随美国步伐“巡航”南海被视为澳大利亚努力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寻求平衡的一次具体表现，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这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融入亚洲的结构性难题，依然将反复考验澳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因此，努力寻求一种平衡的、中立的、反映地区权势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国家对外战略，对澳大利亚当前的决策者而言显得尤为必要。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