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心理体验而言，我们都会想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但从思维上来说，有一个事实最容易被忽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只有40年。
“已经40年”和“只有40年”，关注点不同，导向的认知、行动逻辑也就不同。
它们相同的地方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整体的结构提升和优化上，是几千年来最具有不可逆性、时间最短、进步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中产阶层，成了典型的工业社会，城镇化率从不到20%提高到了58.52%。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内部和外部也不断地出现和积累一些新的挑战。于是，就拥有了两个变量：一个是新的挑战，另一个是既有的理论、行动逻辑的继续坚定和创造。中国关于继续改革开放的社会设计，正是考虑了这两个变量，宏观地把控了社会结构演化规律和国际秩序变化的成果。
“已经40年”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大变革多么不容易。“只有40年”意味着不能懈怠，要坚定自信继续大变革，并优化社会结构，毕竟，现在离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很近，离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已经不远。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通过改革开放等社会设计，实现伟大的社会进步，向美好社会而努力，必然要遵循和利用好社会规律。40年的社会大变革，提供了太多的启示。
结构提升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无数人的意愿、意志和利益，就形成了影响社会结构的“动力”。1890年9月21日到22日，恩格斯在写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有名的“历史的合力”理论。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在社会变革上，就是历史的合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社会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倾听了人民的心声，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作出担当、引导，让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成为创造历史的强大动力。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后来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再到中国加入WTO，中国成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皆是如此。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40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元，中产阶层已经超过2亿元，是最重要的提升社会结构的指标。
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是3645.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是155美元，城镇化率是17.92%，从社会结构上来说，超过80%都是农业人口，国家还是比较贫穷的，70后以上，很多人对不够吃、吃不好，以及要点煤油灯看书可能都还有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经济结构的改变，来提升社会结构。在改变经济结构时，“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等方面，以及相应的社会设计，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我们可以把近40年来的这个阶段，称之为“提升结构”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元，中产阶层已经超过2亿元，是最重要的提升社会结构的指标。
结构优化
但社会结构太复杂，内部各个子结构不一定都能协调顺畅，也不可能一直均衡发展，各种利益结构也不一定都能消除冲突，所有人的意愿、意志、利益不一定都能形成合力，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结构在整体提升的同时，有些结构失衡并没有获得解决，有些结构失衡则开始出现并慢慢演化，到了后来，越来越成为改革的一个制约甚至阻碍因素。前些年经常说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碍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候，在强调经济增长并相应提升社会结构的同时，优化结构也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因应这个变化，在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社会结构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继续提升，而且提升社会结构，仍然是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政治结构的体制机制改革来保证。但优化社会结构，解决某些结构失衡，也是继续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这就是经济增长比前些年放缓一点也没有给中国造成很大焦虑的原因，因为提升社会结构得到保证；同时，焦虑也不可忽视，所以优先结构已是当务之急。
优先社会结构包括了很多方面，也是当前的很多工作重点，比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有序引导城镇化、打造城市群、大力发展高铁等基础设施把西部和中东部连为一体、户籍改革等等。
要让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社会，在结构提升和结构优化上同时实现整体的蜕变，难度可想而知。但40年来，社会结构的改变证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力量是何等强大。接下来的结构提升和结构优化，面对的情况甚至会更加复杂，事实必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构建新的社会格局
近段时间我曾经在武陵山区中的湘黔交界农村路过，发现很多房子都是三层砖房的“土别墅”式建筑了。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地方，虽然还是农村，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经被纳入“城镇化”的轨道了，而且是不可逆的。
原因很简单，武陵山区这些地方，在过去全是木房子，至少2000年前，农村修房子的时候，选择的还是木房。木房的一个特征，就是房间的功能布局上，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设计，用来睡觉的，用来坐着烤火的，用来煮饭的，用来放粮食或农具的，都有讲究。而且，专门为养牛、养猪，以及上厕所的地方设计得粗糙简易的小“房子”。此种建筑，是农耕生活的一部分。
但三层“土别墅”式砖房在结构上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就不可能有专门用来堆放粪便的厕所，这意味着农民如果还进行土地耕作，“化肥”的成本将极大增加。其次也没有用来养牛、养猪的简易设施了，而这些“畜牧业”，都是农耕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在房间的功能布局上，以往那种可以用来砍柴生火的厨房、火塘也消失了。
所以，房子的结构，已经决定了功能：是用来做什么的，能做什么。显然，“土别墅”式砖房不能养猪、养牛、堆积粪便作为耕作的肥料，不能砍柴生火，不能让同村人方便串门并无隔离，一句话，在农村放这么一栋房子摆在那儿，只是所处的位置是农村而已，但在功能上，已不对应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总体而言，“土别墅”式砖房比木房高档、现代多了。但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社会，一个是城镇工业社会，另一个是农耕社会。我的考察显示，很多村民的生活来源，已经不是土地，而是外出或在本地打工。他们甚至连吃的菜、喝的水都是从城镇上买来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知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向城镇化迈进的步伐有多快，而且现在正在加速。很多村庄正在消失。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中国正在从一个相对分散的熟人社会，变成联系日益密切的陌生人社会，一个大的公共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功能：如何通过新的社会治理以及现代化的行政和市场机制，来建构一个新的社会格局。
改革开放40年，避免消耗过多社会成本，以及在社会运作时，能生产出新的资源来，一直是社会设计的一部分。
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反过来对社会结构有要求。正如个人不能单打独斗一样，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子结构也不能单打独斗。如果因为结构性冲突引起生态恶化，那么，各个子结构其实都是脆弱的，会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不安全。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同时有两个意思：一是改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民权利诉求、现代文明理念、社会发展要求的旧体制机制，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二是消除因为改革不到位或异化而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变革，而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就是系统地进行了，同时考虑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关系。
整合能力
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人口结构，比如阶层结构，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比如分配体制，比如产业结构，比如一个人得到什么，是通过什么机制从哪兒得到的。它们是否形成“相互支持”至关重要。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配利益和社会阶层地位的三种方式：制度、市场、制度+市场。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市场经济，主要是通过制度进行分配。改革开放后，在制度分配之外，加进了市场分配这重要的一块，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和人民群众的创富热情，市场逐渐影响到了资源的配置。中国阶层结构的改变，恰恰就是市场的扩大、升级，提供了很多职业实现的。换句话说，市场成了提升社会结构、改变和优化阶层结构极为重要的机制。
由此，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有新的认识，也不断地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定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个认识上的突破，相应地也对社会结构的提升和优化提出了全新课题。
任何一种社会设计，在社会动力的作用下，都要通过很多成文不成文的制度、行动模式来进行运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成本。社会运作就需要消耗社会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各种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也包括道德资源等。改革开放40年，避免消耗过多社会成本，以及在社会运作时，能生产出新的资源来，一直是社会设计的一部分。这对市场经济的成功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在40年的结构提升和结构优化中，一直在不断地解决成本消耗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整合能力。从中产生的社会自信，又将成为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