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凯末尔军事强人对土耳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
1.救赎与辉煌--凯末尔军事强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随着蒙德罗斯停战协定(Mudros armistice)的签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处于分崩离析和任人宰割的局面。凯末尔曾经指出："如果该条约全面履行，土耳其人将无立锥之地。"条约签订后，列强迅速分割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鼓动帝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活动。
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顽强的土耳其人自发地拿起武器，抵抗外国占领，并组织了各种"护权协会"，保卫土耳其人最基本的民族权益和国家独立，而其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就是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他反对苏丹政府屈从列强、投降卖国的行径，在安纳托利亚参加和领导了"护权协会"，致力于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强力并不失策略地将自己反对帝制、建立共和的思想逐步付诸实现。在这一时期所有事关土耳其未来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面前，他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1919年，他受命为驻扎在萨姆松(Samsun)的第9军督察使(Inspector general)，负责残存的土耳其军队的复员和维持治安的工作。但他利用这一身份，着手联合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组建国民军(Kuva-yi Milliye)，准备武装保卫和解放土耳其本土。不久，他向国内军政当局发了一份密码通电，要求召开不受任何方面影响与干涉的国民议会，在全世界面前坚持土耳其人的民族权利。
此后他以"护权协会"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埃尔祖努姆(Erzurum)和希瓦斯(Sivas)两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反对外国占领、保卫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这些内容成为了1920年1月奥斯曼帝国新议会通过的国民公约(Milli Misak)及1923年7月洛桑和约(Treaty of Lauzanne)的基础。
在英军重新占领伊斯坦布尔，逮捕议员并强迫苏丹解散国民议会后，凯末尔果断要求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组成代表国家的临时政府，凯末尔当选为新成立的大国民议会主席。
在协约国策划操纵，并强迫苏丹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夫尔条约(Treaty of Sevres)之后，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政府坚决拒绝这一条约。在四面受敌的艰难情况下，凯末尔纵横捭阖，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孤立了主要敌人英国和希腊。
凯末尔认定得到英国支持、幻想重温拜占庭帝国迷梦的希腊是当时最主要的威胁。在西线司令伊斯梅特帕夏(Ismet Pasa)两次在伊诺努村(Inonu)击退希军后，他高瞻远瞩，决定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进行战略撤退。在普遍恐慌和潜在的政治危机面前，他要求并说服了大国民议会选举他为国民军全权总司令，亲自指挥国民军与希腊侵略军在离安卡拉80公里外的萨卡里亚河(Sakarya Nehri)进行战略决战，以弱胜强，重挫希军主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喜出望外的大国民议会因此授予凯末尔"加齐"的称号--曾经是奥斯曼早期弘教英雄的荣誉称号。
穆达尼亚停战协定(Mundanya armistice)签订后，英国政府玩弄双重承认的把戏，在洛桑和会开会前，同时向安卡拉临时政府和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发出邀请，企图弱化土耳其在即将举行的和会中的地位，从而保持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在土耳其的各项特权。
凯末尔抓住这个机会，下决心与封建帝制决裂，从而实现其共和的理想。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包括其最亲密的战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都愿意"依靠一个惯于被人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凯末尔审时度势，在大国民议会进行冗长和没有结果的争论之时，跳上面前的长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道："各位先生，统治权和苏丹的王位，不是由于学者们证明应由谁给与谁，因而就由任何人给与任何人的；也不是通过讨论或辩论来决定的。......如今讨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把苏丹的王位和统治权交由民族来处置。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问题仅仅在于怎样使这一事实能够具体得到表现。这是不管怎样也将要发生的事。"
他进而威胁说："如果在座的诸位、大会和任何其他方面的人，能够顺其自然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他们是会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即或他们不能取得一致，真理还是终将表达出来，只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的头颅将会滚滚落地。"
1922年11月1日，在他的强硬态度面前，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苏丹制的决议案，延续6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随后，凯末尔把伊斯梅特帕夏任命为外交部长，代表土耳其出席洛桑和会。伊斯梅特遵照凯末尔的主张，发扬了土耳其军人顽强不屈的精神，不辱使命，获得了列强对土耳其国民公约中提出的全部重要要求的承认。
在对外政策方面，凯末尔坚决摒弃了奥斯曼帝国后期盛行的大突厥主义、大奥斯曼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制定了和平外交的方针。在将希腊侵略军逐出土耳其后，凯末尔立即着手与希腊议和，并采用相互交换人口的办法，与希腊永久性地解决了令人头痛的少数民族问题。在海峡的非军事化问题上，他审时度势，为了不损害对国民公约中的重要条款的承认，他在洛桑和约中做出了妥协。并在多年后，通过谈判和平地收回了在海峡的全部主权。不仅如此，凯末尔还努力淡化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几乎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和平、中立的国际地位。
1923年10月29日，为了消除土耳其政制的暧昧状态，经过一系列精心周密的策划，凯末尔向新选出的大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其内容是："土耳其国家的政府形式，应是一个共和国......土耳其总统，由大国民议会全体大会在其本身议员中选举产生。......土耳其总统是国家元首。"经过激烈辩论，该修正案获得多数通过，正式确认了人民主权，宣布土耳其成为一个共和国，凯末尔随后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34年，鉴于新法律规定每个土耳其人都必须有姓氏、以及凯末尔对土耳其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卓越和独特的贡献，凯末尔被大国民议会授予阿塔图克的称号作为姓氏。
2.凯末尔军事强人的政治和社会改造政策
建立共和远远没有达到凯末尔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目标，它只是实现这一目标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共和初期，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是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旧的意识形态远没有消灭，共和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在人们的心中扎下根，各种思想、信仰、习俗相互错杂。尽管西化改革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百年，但苏丹权威和哈里发制度依然根深蒂固，大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仍有市场。因此，革命胜利后的凯末尔立即着手对土耳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1)党国政治
党国体制是凯末尔推动的社会革命的新形式。党国政治是20世纪初从专制蒙昧主义转变过来的共和制国家的典型政治形式，是封建威权政治的合理的历史延续。它表现为执政党(通常只有一个合法的独立政党)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容挑战的权威地位；政党是党的领袖政治活动的一个工具；党的领袖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尽管凯末尔并未宣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的极端口号，甚至在一段时期对党的某些元老脱党和重新组党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但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的一党专政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早在1919年民族解放运动初期，凯末尔被迫辞去军职，借助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进行政治活动，并开始着手将其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1923年他宣布成立人民党(People＇s Party)，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共和制度和三权分立原则，一院制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实行一党制。11月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兼任党主席，总理为副主席，这一体制确保了党的领袖对党、国家和议会的控制，党国制度正式得以确立。自1923年直至1938年凯末尔去世，凯末尔一直连选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1931年凯末尔将党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6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并于1937年将这一党的原则写入宪法，是为凯末尔主义。
事实证明，党国机器对于维护党及其领袖的绝对权威、镇压反对派和推动社会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25年2月在东部库尔德省发生伊斯兰托钵僧鼓动的叛乱时，党的领导人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把反对派统统镇压下去。3月4日，大国民议会就迅速通过了手段激烈的"维持秩序法"(Law for Maintenance of Order)，授与政府2年的特别权力，并成立了拥有立即执行死刑权力的特别"独立法庭"。1927年该法再次获得延长，直至1929年3月。这次叛乱被粉碎后，独立法庭审判并迅速处决了叛乱领袖，查封了东部托钵僧寺院，并禁止他们集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等等。
不难想象，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新获得的权力很快就变成了独裁的权力，成为了进行政治迫害的工具。6月3日，根据安卡拉特别法庭的报告，共和进步党被宣布为非法，反对派的报纸被查禁或被管制，一些记者被捕。1926年暗杀凯末尔的一起阴谋被破获后，不少人被独立法庭迅速处决。如同一切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样，当局利用这一事件，将审讯处决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凯末尔和共和人民党的所有主要政敌，以至根本不顾法律及司法程序，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这也是凯末尔时代最黑暗的一页。
至1927年，所有反对政府和凯末尔的政治、军事及宗教力量都被镇压下去，凯末尔的共和人民党成了土耳其唯一的政治力量，独步政坛。
2)社会文化改造
如果说1923年10月定都安卡拉是与奥斯曼帝国在政治上的决裂的话，那么废除哈里发制度、服饰革命和文字改革就是从文化和历史方面割裂与奥斯曼帝国及作为帝国思想支柱的伊斯兰教的联系和继承性。
宗教革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政府、司法法律、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在1922年废除帝制的过程中，主张西化和世俗化的凯末尔为了不让问题复杂化，将帝制和哈里发制分离并废除前者。至共和初期，乌莱玛宗教势力仍然是土耳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拥护和极力维护的哈里发制度也就成为了反对变革、反对世俗化、反对凯末尔的集中体现，而废除哈里发制度自然就激起了来自国内及国外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对和关切。
凯末尔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斩断了土耳其共和国与哈里发制度及与其相关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的联系。经过精心策划与协调，他发动了一场猛烈抨击哈里发制度的宣传攻势。1924年3月1日他在大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要"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经过党代会的澄清和讨论，大国民议会据此通过决议，废黜哈里发，废除哈里发制度，并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益式微的乌莱玛宗教势力，铲除宗教力量对共和国及其社会革命的阻碍和威胁，凯末尔采取了一系列类似措施对整个教权组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废除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亚(Seriat)部、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以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等，从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土耳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等条文，从而完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意义上的世俗化。
服饰革命：在此基础上，凯末尔要扫荡一切与西化和世俗化相悖离的事物。他利用1925年大国民议会授与政府的特别权力，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土耳其服饰革命。在土耳其，衣服、尤其是头饰，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作为穆斯林忠于伊斯兰、证明其身份的标志，而马哈茂德二世在19世纪初引进的费兹帽就成了传统保守势力和宗教力量的最后堡垒，因此凯末尔采取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强硬手段向这一宗教象征开炮，以撼动每个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宗教观念。凯末尔亲自出巡演讲，宣传文明人戴文明帽；政府也赶紧向各级官员发放了欧式礼帽，向凯末尔看齐； 9月2日，政府颁布命令，规定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世界文明国家通用"的服装--穿西装戴礼帽，同时颁布一项禁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11月25日，又颁布新的法律，规定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费兹帽者将依律治罪。
服饰改革的措施在全国各地都遭到了抵制和反抗，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党国机器充分发挥了效率，武装部队和独立法庭实行了无情的镇压，一些人被判处绞刑。
文字改革：如果说服饰革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文字改革就是土耳其要求告别伊斯兰文明、融入西方文明的宣言书，对土耳其人、尤其是后世土耳其人具有更强烈更持久的影响。尽管文字改革的想法可以上迄坦奇马特时代，但实行起来十分困难。此时保守的乌莱玛已经不能再阻碍改革的实施了，在凯末尔的要求下，1928年5月24日立法通过以"国际"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6月，凯末尔亲自主持和指导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关于采用拉丁字母的可能性及方式"的讨论。8月9日在共和人民党举行的一个有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参加的游园会上，凯末尔宣布实行文字改革。他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
随后，凯末尔前往全国各地，亲自教人们学习新字母。凯末尔的言传身教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土耳其全国，上自总理、下至普通百姓迅速兴起了教学新字母的热潮。11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立法，确定了土耳其新字母，并规定翌年起不再公开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11日，内阁为土耳其这所最大的"国民学校"制订了条例，规定"土耳其全体男女公民悉为成员"，而"总教师是共和国总统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阁下"。
与阿拉伯字母相比，新字母清楚、简洁又适合土耳其语发音，在土耳其提高成人识字率及发展文教事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如其实行的一切变革一样，凯末尔将这一切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加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不难理解，其后采取的土耳其语言的简化与纯化措施，就是要把阿拉伯语汇和波斯语汇从土耳其语中剔除出去，而求之于古代突厥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后在凯末尔关怀下得到加强的对土耳其历史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伊斯兰文化的本体特征，反过来强调了突厥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
经过这些变革，凯末尔终于"能够看到数世纪以来经常使得土耳其不能和各个文明国家一同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那些障碍，已经扫除掉了。"尽管这句话他早说了几年。
3.对凯末尔军事强人社会变革的思考
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深受欧洲思想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如果说新奥斯曼党人体现的是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宪政思想的话，在凯末尔的变革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作为一名声誉卓著、战功赫赫的帝国军人，他自觉摒弃并抵制了帝国时期甚嚣一时的大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诱惑，而着力于土耳其民族的构建与认同、土耳其人的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设。是的，作为一个拥有独裁权力的胜利的将军，他是有能力那样做的，但我们不能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胜利者是无可指摘的"来混淆模糊一切。凯末尔没有那样做，他作为一个具有坚定民主、共和思想的人，他信守了《国民公约》的承诺，坚持了"国内和平、国际和平"的主张，在追求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决权利和政治现实，从而从根本上维护了土耳其民族的权利。
不错，凯末尔也像青年土耳其党的激进派一样，极力追求效率原则。即便是在革命胜利后，他也有很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象某些独裁者害怕失去权力的那种危机感，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弱肉强食条件下土耳其民族的生存危机。他认识到"不文明国家的人民，注定只能继续被踩在那些文明国家人民的脚下。"因此，出于对土耳其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热爱及由这种热爱而生发出来的深切的危机感，他推行的变革也就具有了"猛药治沉疴"的特点。
我们可能很难否认，凯末尔变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耳其威权政治的传统。鉴于奥斯曼帝国二元分立的社会特征，作为奥斯曼帝国上层精英代表的凯末尔，他的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自然具有精英政治所应有的权威性，而无须解释其原因，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努力征服他所属的那个精英阶层--军人、官僚、专业人员及乌莱玛。因此，其社会动员的方式也就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改革类似，是依赖强制力量自上而下实行的，所不同的是，它强调了对民众思想的反复灌输。在这一过程中，党国体制在规范精英官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加速社会意识形态的同质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的，我们无法无视或否认以下这一事实，事实上这也广为后世学人和政治人物所诟病。在凯末尔的变革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影子--追求树立专制独裁的权威，以强制推行精英式的社会变革。但是凯末尔革命与欧洲的雅各宾主义者(Jacobin)追求社会公正、崇尚暴力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我们注意到土耳其1925-1926年的政治暴力倾向，但它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局限在社会上层的政治反对派--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在凯末尔的土耳其共和国并未发现以前在法兰西、当时在苏联、后来在意大利、纳粹德国乃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弥漫的普遍的社会恐怖现象。可以这样说，凯末尔本人基本上脱离了突厥人或奥斯曼土耳其人唯武是崇的传统，尽管这并不包括，在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
事实上，在他统治时期，凯末尔实际处于一种至高无上、无庸置疑的权威地位，但是凯末尔并没有滥用手中的权力，而是利用手中的这些权力在一个具有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家确立起人民主权的信念，并进一步谋求土耳其"祖国"的进步与现代化，这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这与某个东方"伟人"为了权力斗争不惜将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崩溃和毁灭的边缘的做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自然也与法西斯纳粹的思想和行为天渊地别。因此，当我们今天读到土耳其共和国1938年发布的凯末尔逝世的政府公报中"土耳其祖国失去了它的缔造者，土耳其民族失去了它的非凡的领袖，人类失去了一个伟大儿子"时，仍然怀有一份景仰之情。
但是，在考察了凯末尔的变革之后，我们仍要面对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精英的设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有意识的操控，只会以丧失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和社会选择的权利为代价，因为这些设计建基于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之上，而将整个社会和国家强行拖入政治权威的测试和试验，无论这些政治精英的动机如何，其不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中叶起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发展轨迹已经为此作出了无言的诠释。因此，在凯末尔式政治精英的"辉煌"面前，在对社会大众不同选择的剥夺面前，在现代土耳其精英一再恳求加入欧盟之时，我们仍然能够怀疑，精英式的思考和设计是否能够带领弱国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是否符合人民主权的精神，是否能够创造人类光明的未来？
二.后代末尔时代军人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1.二战后一党制在土耳其的终结
应该说，凯末尔辞世后的土耳其是稳定的。这不仅是因为"萧规曹随"，政府延续了国父凯末尔的改革方针和政策，也不只是基于国家权力的继承者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onu)是凯末尔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忠实的战友或者任何"你办事，我放心"之类政治合法性的传承，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另一位杰出的将帅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事实证明，伊诺努总统是一个富有远见和坚定共和信念的、勇敢的政治家，他不仅在二战期间每个艰难的时刻设法保持了国家的中立、避免了战争创伤，还在土耳其政治由极权制向民主制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大选结束后"和平"和"平静"地移交了权力。
在土耳其共和国，多党制的实践可以追溯至1924-25年的进步共和党(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和1930年费特希(Okyar Fethi)组织的昙花一现的自由共和党(Free Republican Party)。后者作为凯末尔钦准的反对党，主张更多的政治自由、减税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费特希批评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批评大国民议会缺少对政府的监督等等，并努力将这些批评保持在凯末尔和政府可以容忍的、可控制的限度内。但即便是这样，选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仍旧爆发了出来。11月15日，费特希自行宣布解散自由共和党。其它二个小党随后也被政府勒令解散了。
重要的历史转折出现在土耳其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后，1945年6月12日凯末尔后第一任政府总理、议员拜亚尔(Celal Bayar)、议员曼德雷斯(Adnan Menderes)、科普儒侣(Fuad Koprulu)教授和科拉尔坦(Refik Koraltan)联名向共和人民党党组、随后向大国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修改共和人民党党纲和土耳其法律，以尊重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一议案遭否决后，经过公开激烈的斗争，四人宣布退党并辞去议员职务。
11月1日，在新一届大国民议会开幕式上，伊诺努总统宣布改革选举制、废除战时限制公民宪法自由的法律、允许成立反对党以合法地表达不同的意见。翌年1月7日，拜亚尔等人领导的民主党(Democrat Party)正式登记成立，它主张放宽国家社会主义的限制和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当年提前进行的、被指责有恐吓和舞弊行为的大选中仍然获得了61席，从此土耳其国家政治中的一党专制就此终结。
在随后朝野两党愈演愈烈的斗争中，伊诺努总统超脱于政党之上，以自己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调停两党矛盾，保证了国家政治遵循民主的原则向前发展。
1950年5月14日，土耳其根据新颁布的选举法举行了大选。在这次公正、自由的选举中，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获408个议席，共和人民党仅获69席、国民党(National Party)1席、无党派人士9席。伊诺努总统根据宪法平静地向民主党移交了权力，成为了反对党领袖，没有利用军队进行干预。民主党人拜亚尔当选总统、曼德雷斯出任总理。
2.民主体制下军人在土耳其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多党民主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专制主义思想在土耳其的终结。相反，欢欣鼓舞的人们不久就发现，土耳其共和国通往民主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多党共和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小商小贩可以戏谑地随意叫卖的"民主柠檬水"。在这一过程中，军队也逐步走向了国内政治的前台。
1)反对曼德雷斯独裁
应该说，刚上台的得到人民、尤其是农民拥护、美国支持的曼德雷斯政权还算稳健。政府实行了宽松的经济政策，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在民主党执政的前几年，由于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以及外资流入，土耳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而且有了大笔美援作后盾，政府也对财政赤字的增加不以为意。但是不久，曼德雷斯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政府也难以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物资匮乏的危机等等问题。
但是，民主党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来自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城市知识分子。在其统治的10年间，民主党利用它在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逐步转向了独裁。它通过颁布法律和法令，压制言论自由，将矛头直接指向大学、新闻出版和反对党。1950年7月，民主党绕过议会决定出兵朝鲜，此举引起各方疑虑和共和人民党的严厉批评。作为报复，民主党指控共和人民党在过去执政期间盗窃、挥霍国库巨额资金，宣布没收共和人民党总部及其全国各支部的财产。1953年7月12日，以利用宗教活动颠覆国家为名取缔国民党，开创了战后土耳其政府取缔反对党的先河。民主党注意到共和人民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多为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新闻媒体和大学讲坛发表自己的主张，因此，操纵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止大学教授参政、禁止集会、禁止新闻媒体批评国家政治和财政政策、授权政府将某些公务人员(主要是大学教授、法官)停职、勒令退休；在其它党派出现合作倾向时，修改选举法，禁止议员跨党、禁止反对党在大选中组织联合阵线；民主党独霸国家电台，大选期间不准反对党使用，限制议员发表言论。发展到后来，封闭报刊、恣意逮捕监禁记者、官员、军人、反对党领导人，甚至唆使暴徒围攻反对党领袖伊诺努，进而调动军队阻止伊诺努乘坐的竞选列车的通行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是在民主党内部，曼德雷斯也是压制不同意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不少党员被开除出党或退党。
1960年4月18日，由曼德雷斯操控，违反宪法原则，在议会中强行成立了全部由民主党议员组成的拥有特权、超越议会和法院的"调查委员会"。27日，议会再次通过一项法令，授权调查委员会查禁出版物、封闭报馆、禁止政治活动、逮捕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并可判处嫌疑人3年徒刑。接着宣布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戒严，关闭大学，禁止报刊登载国内政治新闻及南朝鲜独裁总统李承晚被推翻的消息。可以这样说，曼德雷斯独裁政权成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土耳其现代翻版。
28日，伊斯坦布尔爆发了反对曼德雷斯独裁的学生示威，军警向学生开枪，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5月21日，土耳其军事学院(Turkish Military Academy)的学生也加入了学生运动，举行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27日，曾经在凯末尔指挥下参加过著名的加里波利保卫战的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古尔塞勒(Cemal Gursel)将军发动政变，占领了主要政府大楼和电台，以藐视宪法、实行独裁的罪名，逮捕了总统拜亚尔、总理曼德雷斯及民主党大部分议员和相当一部分官员，发动政变的38名军官组成全国团结委员会(Committee of National Unity)，宣布接管政权、解散民主党，古尔塞勒将军出任临时总统、总理兼国防部长。
1960年10月，在雅细亚达(Yassiada)岛上对592名民主党被告进行审判，461人被判有罪，15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前总统拜亚尔等11人后改判终身监禁，前独裁政府总理曼德雷斯等3人被处以绞刑。
从掌权之初，古尔塞勒将军及其全国团结委员会就宣布现政府是临时的、并将尽快还政于民。1961年1月，组成了包括全国团结委员会和另271名指定或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着手修订新宪法。新宪法经过激烈辩论，并交全国公民投票予以通过。它针对1924年宪法中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及曼德雷斯独裁统治，重申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宪法规定，大国民议会改为二院制，拥有立法权并可弹劾总统；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总统为超党派的礼仪性的虚位国家元首；总理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对议会负责。
同年10月大选如期井然有序地举行，共和人民党获得大国民议会173席，参议院36席，主要由前民主党成员组成的正义党(Justice Party)获得158席和70席，其它小党也各有所获。古尔塞勒将军被两院选为共和国总统。他辞去军职，授权胜选的共和人民党主席伊诺努组成了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联合内阁。
2)反对无政府主义
1961年大选后，土耳其政局主要由正义党和共和人民党所把持，但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倾向的不同，两党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共和人民党一直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党，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立场，他们得到大城市的居民的支持，甚至军方也倾向于支持它；正义党基本上继承了前民主党的衣钵，有明显的亲宗教倾向，是宗教保守人士和农民集团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新兴分子的代表，他们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得到普遍的支持。由于正义党一直得到选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他们是议会多数党，这对土耳其1960年革命后的政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党争激烈、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各党摒弃无原则的纠纷，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国民议会内的正义党党团一直要求对前民主党成员进行大赦，而其他党派对此极力反对。正义党利用其多数党地位，通过立法程序于1962年10月、1964年11月分步骤释放了雅西亚达审判的前民主党党员。1964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苏奈(Cevdet Sunay)将军致信国民议会，警告政党成员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攻击军队，否则会招致军方的干预。
1965年大选后，正义党取得议会过半数席位，组成了正义党的一党政府。他们利用这一地位，对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宪兵、司法进行了改组，撤换了一批领导人的职务。1966年，尽管军方表示反对，正义党提请议会还是通过了"关于政治大赦法"，赦免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前民主党成员。1966-67年，正义党严厉制裁了一部分左翼作家，并提议采取措施，取缔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的刊物。
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党制的土耳其政局混乱，各种激进组织纷纷出现，学生示威、工人罢工、政治绑架和暗杀甚至劫机事件层出不穷，左、右翼无政府主义极端势力暴力行动有增无减，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同时，正义党内部的分歧也公开化了，1970年7月正义党开除了与党主席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政见不合的26名党员。
1971年3月12日，武装部队总司令古尔勒(Faruk Gurler)将军代表军队高级将领向苏奈总统和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信赖的政府"，指控"议会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将国家引致无政府状态、手足相残、社会经济混乱"，并警告如果不能制止无政府主义并加速实行1961年宪法所制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土耳其武装部队将全力执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再次接管政权。当天，从1965年开始执政的德米雷尔正义党政府被迫辞职，史称"备忘录政变"(Coup by memorandum)。
经过与军方将领和各政党领导人的磋商，苏奈总统要求安卡拉大学国际法教授埃利姆(Nihat Erim)组成"全国团结、超党派政府"。新政府的任务是：镇压政治暴力并在农业、司法、教育、税务及民政方面实行改革。
3)反对党争和恐怖主义
1971-1980年间，土耳其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激烈的党争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尤其是主要政党--正义党和共和人民党两霸争雄，相互攻讦倾轧，致使倒阁频仍、政局动荡。再加上政治比较开放，左右思潮泾渭分立，武斗和暗杀等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后期更是内乱不止，人心思治。而此时无论是埃奇维特(Bulent Ecevit)的共和人民党政府还是德米雷尔的正义党政府都无法控制局势。
1973年2月2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High Military Council)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宣布主要政党、议会党团的领导人和总统指定的参议员就军方的要求进行了讨论。这些要求是：终止对军队和1971年3月12日备忘录的所有直接或间接的评论和口头攻击；建立和保持和平与稳定；加速采纳和实行改革；修改政党法和选举法以保证公正的选举和对"国家意志"的全面体现。该声明还提到，只有正义党领袖德米雷尔"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无视军方的邀请，没有与会。
紧接着出现的是总统选举危机，鉴于苏奈任期将满以及共和国总统不得连任的宪法条款，正义党提名本党党员、参院议长阿里布云(Tekin Aliburun)与军方候选人古尔勒将军竞选。7轮后，苏奈任期届满，选举仍无结果，根据宪法，参院议长阿里布云自动代行总统职权。此举也可看作是正义党对"备忘录政变"主要发动者的古尔勒将军有预谋的羞辱。直到4月6日，议会各党才达成妥协，第15轮推选前海军上将科儒图克(Fahri Koruturk)为土耳其共和国第6任总统。
1980年4月的总统选举，由于左右势力势均力敌、党争激烈，议会选举旷日持久，虽历百轮，不果所终。与此同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恐怖暗杀活动日益猖獗，社会治安状况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9月12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Kenan Evren)发动武装政变，逮捕主要政党头目、禁止政党活动，宣布解散议会和内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接管国家权力。埃夫伦将军自任国家元首，建立军政府。新政府立即着手收缴枪械、打击恐怖主义，以安定民心。
1981年10月，军政府成立了一个有160名代表的协商会议，并组成15人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至1982年11月7日，经公民投票，土耳其通过了新宪法，授予共和国总统监督宪法实施、选定高级司法机构成员、任命总理及解除各部部长职务、解散议会等等广泛的权力；恢复一院制大国民议会并削弱了议会的职能，并对党团的性质及其活动进行了某些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宪法规定，确保1980年军事接管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的参政权和豁免法律追究 。随后埃夫伦将军根据宪法直接成为共和国第7任总统。1983年4月颁布《政党法》，6月颁布新的《选举法》，从此开放党禁，土耳其重新回到政党政治的轨道上来。
4)反对伊斯兰宗教狂热
1995年12月24日，在土耳其共和国第20次大选中，亲伊斯兰的繁荣党(Welfare Party)获得21.38%的选票和议会550个议席中的158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取得了自凯末尔革命以来宗教党派的第一次重大胜利。1996年6月29日，繁荣党领袖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出任总理，他不顾联合政府内部奇莱尔(Tansu ？iller)领导的正确道路党(True Path Party)的反对，鼓吹伊斯兰民族主义，并采取具体步骤全面推进国家的伊斯兰化。在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势力迅速发展，大修寺院、宗教学校和经院，恢复伊斯兰服饰和习俗，少数地方甚至发生了强迫妇女戴面纱的暴力事件等等。
1997年2月3日，安卡拉郊区辛詹镇(Sincan)的繁荣党籍市长伊尔迪兹(Bekir Yildiz)举行了"耶路撒冷之夜(Jerusalem Night)"的集会，邀请伊朗驻土耳其大使巴盖里(Muhammad Reza Bagheri)出席，会上，巴盖里提出了在土耳其实行沙里亚政体的主张，受到狂热欢迎，伊斯兰激进分子、辛詹市长保镖古尔麦兹(Recep Gulmez)还猛殴了正在进行报道的Interstar电视女记者古雷尔(Isin Gurel)。对此，军方迅速作出了反应。翌日，军方以"军事演习" 正常调动为名，出动20辆坦克、15辆装甲车，在事先聚集的大量土耳其电视、摄影记者面前，全副武装从辛詹镇的主要街道上隆隆驶过，以此显示土耳其军队反对伊斯兰宗教狂热、捍卫凯末尔主义政教分离思想的决心。
土耳其军方认为，埃尔巴坎总理的言行和政策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的原则。辛詹事件后，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采取行动，对埃尔巴坎的联合政府施加压力，逼迫他回到世俗化的道路上来。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坎总理提出了"20点计划"，并迫其就范。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埃尔巴坎被迫不断修改其政策措施，最后不得不在6月18日辞去总理职务，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伊斯兰政府就此垮台。
三.土耳其军人干政的原因及其思考
现代的土耳其政治体制可以看作是"半军事统治"或"隐性军事统治"下的有限共和体制，可将其总结为"文官执政、军人监国"模式。其特征也是广义军人与民众理念的二元分离，其隐性前提是先验地断定国民理念(农民和宗教集团为代表)的落后和受西方影响的军队价值观的先进性，这种形式也是土耳其军人政治历史合乎逻辑的延伸。但突出的是，土耳其每次军人政变的目的都不象欧洲、拉美、亚洲、非洲所发生的那样，企图掌握政权、成立军人独裁政府，而是要起到匡正时弊、安定人心、保证多党民主政治在阿塔图克思想指导下正常发展的作用。毫无疑问，前三次军事政变都达到了这样的目的，1997年"政变"也维护了共和国的世俗体制，避免了潜在的宪法危机。
按照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看法，权力离不开军队。如前所述，军人在土耳其(突厥)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及至今日仍然守望着凯末尔世俗共和体制的边界。
然而，迄宪政革命以降，土耳其军人的作用已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极权统治时期，不仅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自由派，甚至是军人组成的"救亡军官"(Saviour Officers)组织也要求军人退出国家政治，并将同盟与进步委员会赶下了台，所有现役军官还宣誓"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也决不干预国家的内外事务"，而只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但激进派依然一意孤行，发动政变，建立了更加专制和残暴的三人军事寡头政权，完成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过程，其后果历史已有公论。至阿塔图克时期，不可否认，凯末尔仍然是一个具有浓厚集权倾向的军人，他依赖的是个人威望及其胜利之师的坚强支持。与同盟与进步委员会不同的是，他抛弃了唯武是崇的传统，"偃武修文"，强力推动政府体制向文职方向发展。应该讲，凯末尔后期直至50年代，军队一直是低调地退居幕后的，并在阿塔图克继承者伊诺努的带领下，土耳其社会和国家政治逐步走向了民主。
但是，正是"民选的"曼德雷斯的民主党政府首开了战后利用军队干预政治的先例，并且在国家陷入混乱和危急的局势下，迫使军队(首先是军校学生)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从而导致曼德雷斯政府的倒台和过渡军政府的成立。因此，我们应该说，是土耳其悠久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传统在土耳其政坛的表现，导致了土耳其现代军人干政现象的复活。
但是，我们应该强调，仅有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土耳其军人干政现象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基础，而正是在这点上才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现象的历史继承性。
我们注意到，战后民主党及其继承者(正义党、祖国党、正确道路党)以及当代具有强烈伊斯兰倾向的繁荣党及其后的伊斯兰道德党(Virtue Party)，其党的基础正是在土耳其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中国一样，农民一直是土耳其社会的大多数。阿塔图克曾经富有远见地说，"农民是我们的主人。"这句话曾经被精英们视为领袖式的幽默。但是，自1950年农民发现选举的力量后，在民主制度下，农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已经不再是奥斯曼帝国时代战战兢兢、唯命是从、任人宰割、遭人鄙弃的奴仆，相反，他们要利用共和国赋予他们的权利改变这种地位、改变千百年来精英上层灌输宣传的自身的"宿命" 。
换句话说，是政治权利意识觉醒了的农民改变了土耳其政治发展的轨迹，主导了战后土耳其政治的发展方向，正是农民用自己的选票逼迫民选政府从凯末尔·阿塔图克的世俗主义逐步后退、重新迈向伊斯兰化。
因此，不难理解，战后土耳其的政治形式也就是世俗军人所代表的、得到世界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认同和支持的社会上层精英与数量庞大、逐渐自觉其政治权利与影响的农民集团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土耳其的军人干政现象实质上是土耳其军人(广义)与民众二元社会分立在现当代的极端表现，是传统的精英集团("持笔者"、"佩剑者")对于"农民党"政权的"反潮流"政策行为的抗议和反动。他们认为，那些党派极力讨好、迎合土耳其小城镇和农村多数人"物质的"乃至于"蒙昧主义的"要求而不惜背离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支持和促进国家的反世俗和反西化趋势。
四.民主的悖论
经过阿塔图克主义的改革，客观地讲，土耳其的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体土耳其人，作为个人无论他是工人、农民、商人，还是知识分子、军人、官员，都已经获得了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并通过这种平等参与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最基本的社会正义和人民的解放。一方面，土耳其政治、尤其是战后政治打破了过去封建、极权主义的枷锁，从法律意义上克服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支配和统治，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了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追求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政治原则和人权原则。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另一面，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当权者倚恃大多数人的支持，便滥用权力，将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压迫和迫害。这一结果不仅与民主的精神格格不入，而且引发了土耳其民主的危机与军人干涉。相反，土耳其军方的干涉又是根据宪法的原则反对独裁、维护土耳其的民主、共和和世俗的政治体制。但是，不论这种干涉的结果如何，它又造成了民主进程的中断和事实上的对民主的践踏。在这一点上，战后土耳其的政治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土耳其这一段历史依然是邦雅曼·贡斯当所分析的现代社会多数人政治和精英政治相互冲突的具体体现，如何在多数人的统治中充分尊重少数人的发言权和代表权，从而让国家政治体现出全体人民的意志，或者在精英政治中尊重大多数人民平等参与的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将不仅是土耳其，而且是所有追求进步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努力探求的。
我们应当看到，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尽管经历了长期的阿塔图克主义的社会变革，土耳其的社会等级制度依然广泛存在，城乡差别在思想、习俗、心理乃至物质文化生活各方面，依然故我，如何减小这种差别将是从根本上消解上述"民主的悖论"的关键所在。不难理解，鉴于城市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与宗教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农民集团的二元分立难以迅速消除 ，复鉴于当代土耳其政治中的世俗主义和全盘西化政策，我们有理由认为，坚持阿塔图克思想的土耳其武装部队，在1997年对国家政治的干预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它仍将会一直守望着世俗的共和民主政治，直至实现阿塔图克的理想，而在这一进程中，土耳其分立的二元社会的互动将会继续主导国家政治的发展。
五.结
有史以来，军人政治一直是土耳其的主要政治形式，以迄现代，以至土耳其社会的兴衰演变与受过教育的土耳其军人阶层密不可分。
现代的土耳其军队又以土耳其共和制度和世俗化捍卫者自居，自认为是土耳其西化和进步的保证。这又引致了另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从国父凯末尔甚或在此之前，这一自认就是以这样一个假设或认识为前提条件的，即：伊斯兰教是一个落后的宗教，它是共和制度与现代进步的对立面，是与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一种落后生活方式。因此，现代化的前提就是国父凯末尔所倡导的世俗化和全面西化，并努力割裂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的联系，而反过来求之于与突厥先民或与安纳托利亚原住民的文化联系，或者将本民族融入唯一的文明--"欧洲文明"之中。但是，证明伊斯兰教的落后性，这首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对于任何一种宗教而言，首要的是信不信的问题，而不是其教义内容的真假、形式的先进与落后。而论证伊斯兰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作用，不仅会流于经验主义的泥沼，而且极有可能招致穆斯林的反感甚或是圣战的狂飙，并且难以避免授人以宗教歧视的嫌疑。与此相应，不妨设想，我们该如何看待基督教在中世纪对伊斯兰的劣势？如何看待文艺复兴和欧洲的政教分离？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凯末尔及现代土耳其选择西化和政教分离原则只是对达致国家富强与现代化的手段的一种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外来文化代替另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其动机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因素。
同时，现代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回潮，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至少有三：其一是上世纪初国父凯末尔激进的社会变革在土耳其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农村地区引起的强烈反弹；其二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给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土耳其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上溯一、二个世纪迄今西方人对土耳其的民族优越感与宗教优越感，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对西方化和反伊斯兰化的反感；其三还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土耳其明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以及土耳其与欧盟相互关系中欧盟及其某些成员国对土耳其的"不公正"待遇等等。
再者，即使是对现代化的认知，仍然是一个难以取得全面认同的难题。欧美列强挟以前坚船利炮的余威，集现代经济、科技、军事、话语文化的优势，让现代化与西化或曰欧美化几乎成为同义词。然而历史证明，充分发扬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让现代社会在多元文化的模板上体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趋向，这正是人类社会文明碰撞与发展进步的前提。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如火如荼、伊斯兰世界万马齐喑、西方尤其是美国舆论普遍敌视和妖魔化伊斯兰和其它文明的情况下，我们重申选择的权利，就不仅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正确认知和对宽容精神的呼吁，更重要的，是在保卫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自由。
基于这种认识，凯末尔式军事强人推动的社会变革就只能被看作是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绝对正确的、必须保持一百年、乃至千秋万代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仅从中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欧洲列国的争斗中就可以发现。
因此，如何看待现代土耳其的军人政治问题，它到底是民主与进步的倡导者和捍卫者，还是落后与野蛮的现代表现，仍需要研究者砸开传统理论的桎梏，不论它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枷锁，以历史的眼光给土耳其的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和传统一个合理的现代解释和证明。因为，阿塔图克说过："我们像的就是我们自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