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互动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二者的互动较为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者的互动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后，二者实现了持续的良性互动。这一历史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有三：其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可以作为探索群众政治参与的切入口；其二，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水平有利于群众路线的落实；其三，推进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应当具有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
[关键词]群众路线；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3-0083-07
[收稿日期]2017-03-06
[作者簡介]
陶 砥（1991—），女，汉族，河南新乡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力源（1989—），男，回族，湖南汉寿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HTH][基金项目][HTF]
本文系2015年度西藏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西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K2015-50）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群众路线与群众的政治参与在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考察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进程，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和启示，从而更好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P512。
一、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历史分析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政治环境，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党对于历史环境和主要任务的认识程度，直接影响着群众路线和政治参与互动的具体效果。本文拟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的互动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探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阶级属性等是其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观因素，而在客观上促使群众路线逐步发展成熟的，其实是党所面临的形势，即中国的现实情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从而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实际上，当时群众对党的支持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群众路线的理论伴随实践的展开逐步发展成熟。应该说，在这两个阶段，二者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和密切，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党的群众路线与群众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作出了贡献。
在1921年至1928年形成的党的文献中，并没有“群众路线”一词的文字记录。不过，在“群众路线”一词被明确提出之前，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这一过程是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相伴随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虽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又紧密相连。毛泽东在1948年曾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2]P1318毛泽东所说的二十几年的群众工作可追溯至二十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当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开始走进工厂创办工人学校，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这应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到1923年春，已经发动工人罢工斗争百余次，尤其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其规模和影响都是巨大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之后，党的群众工作取得重大成效，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期间各地的工农运动特别是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党的群众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到1927年，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就达200万人。在此期间，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得以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促使党在理论上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进行思考。毛泽东在1925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未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但却蕴含着对群众工作问题的深刻思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有学者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3]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4]P481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强调，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5]P8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在行军途中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这一时期，党开始意识到为群众谋求实际利益的重要性，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以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详细论述了关心群众生活的具体内容，所涉及的问题细致到了教妇女种地、为孩子办学、修路修桥等。为严明军纪，不损害群众利益，毛泽东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时期还处理了一批贪腐干部，维护了党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注重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避免所制定的政策脱离实际。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强调了社会经济调查和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党内曾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使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但总体而言，党通过群众路线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艰苦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决策也体现出群众路线的智慧。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建议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并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党对于群众路线的理解和运用愈加娴熟。193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对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指导抗战时期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遵循。这一时期党对政权体制的探索也充分反映了群众路线的思想。1940年3月，毛泽东首次提出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6]P742。与此同时，他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方案，规定所有年满十八周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全民抗日的力量，并且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再加上减租减息等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热情也不断高涨。
在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日益成熟。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详细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899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P1094-1095刘少奇在谈到群众路线时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8]P342。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分析了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认为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自卫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参军参战，支持这场战争，而他们支持这场战争与否，关键看中共能否给他们以新的物质利益”[9]P103。因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要求在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从而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1946年至1947年间，党又在国统区领导了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在第三年便基本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并使国民经济得到基本好转。为了在执政条件下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目的是整顿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1951年4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此后，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在全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1953年初，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的充分宣传和动员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目标。在“一五”计划期间，群众路线在激励人民的政治参与和创造性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又是通过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
总之，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是党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并通过解决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针政策，努力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通过党所践行的群众路线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从而坚定了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激发了参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成就了党的事业，也成就了自身当家作主的愿望。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由此而两相辉映、两相促进，实现了良性互动。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明确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確，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0]P133在中共八大新修改的党章中，规定党员有义务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向人民群众学习，虚心听取并且及时向党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10]P229。邓小平还指出，“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10]P140。至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被正式写入党章。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开始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探索贯彻群众路线的新途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涉及了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如何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起初是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欢迎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普通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建议，但同年6月整风运动即转为反右斗争，并在之后的一年里被严重扩大化，结果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还是群众的政治参与都受到了打击和伤害。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和此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一度十分高涨起来。由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再加之自然灾害，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困难局面。1961年，毛泽东组织三个调查组离京调研，在调查研究中开始意识到工作中的失误。经过1961年的调整，国内困难局面开始扭转。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应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贯彻群众路线。遗憾的是，刘少奇这种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得以坚持。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使国家民主法治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这一时期党在治理国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试图在群众路线和政治参与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应党情和国情需要的路径。党对于群众路线的运用依然是鼓励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参与国家建设，以此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然而，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深刻影响，由于党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自身角色及地位的转变，没有从执政党的角度认识到秩序在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性，因而继续将群众运动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途径。由执政党推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群众的动员力度显然是前所未有的，这必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运动氛围之中，从而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决策和国家的正常秩序。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各自经历了反思和调整。1977年7月，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要求恢复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群众路线，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11]P45。与此同时，在实践中，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将群众创造出来的一系列新鲜经验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被推广至全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P834。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13]P938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的表述更为完整：“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4]P9这个表述一直沿用至今。从实践的角度看，“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逐步恢复正常运转，基层民主也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发展（如浙江省温岭市于1999年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出的民主恳谈会制度）。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民主诉求骤然高涨。总之，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末，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恢复并在表述上最终定型，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5]P25。这是党首次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及政治参与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6]P22。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17]P21。报告还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与立法途径”[17]P21-2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方式也得到拓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以“务实、为民、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启动，表明党希望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坚定决心。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17]P527《决定》还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17]P545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18]P162《决定》把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并强调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18]P811。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19]与此同时，协商民主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协商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是群众路线和政治参与的一个结合点。在一定意义上，探索推进协商民主也就是探索推进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党将贯彻群众路线的重点主要放在两个支点上：一是维护群众利益；一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保持健康的党群关系。这一改变的基础，是党正确认识到执政党和革命党所担负的任务不同，稳定、发展才是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正确认识到执政时期要实现群众路线与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开通群众参与政治的多种渠道，又要教育群众、引導群众，使群众把自身利益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现实启示
（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可以作为群众政治参与的切入口
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里，尽管中国分分合合、治乱交替，但君主专制制度逐步发展到顶峰，皇权长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排斥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普通群众参与政治的传统，更没有形成稳定完善的政治参与体制机制。由于缺少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普通群众只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托于所谓的明君贤臣或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揭竿造反。
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既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又面临着发展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要使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实质性的提高，就需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通过贯彻群众路线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化为行动就是政治参与，如农民因土地问题的解决而踊跃加入革命队伍、积极支援抗战等。群众路线的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可以有效克服人民群众较为被动的政治参与态度，同时可以克服因经济不发达、配套体制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无序性、无效性。如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现代化的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和体制尚未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依然可以作为探索中国式政治参与的切入口，将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有机结合，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道路。
（二）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水平有利于群众路线的落实
如上所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互动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在第一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路线应时而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群众路线并没有形成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原因在于：首先，任何制度的细化、完善都是以完善的政权体制为支撑的，但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建立完善的政权体制；其次，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便是红色政权控制的区域，政治、经济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难以用统一、稳定的标准对群众路线的落实进行规定。即便如此，严酷的斗争条件促使党必须通过落实群众路线化解困难和危机，因而全党上下鼓励并引导群众的政治参与，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得以较好地贯彻落实。
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一种观点同时也是一种方法。方法是被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不应该被僵化地作为一种教条。因此，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并不在于形成多少关于其本身的硬性规定，而在于执政党在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能否体现群众路线的思维和方法。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期，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显现，这就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引导群众的政治参与，借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并逐步形成完备的政治参与体制机制。同时，群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为群众路线的落实提供有力的监督。所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利于群众路线的落实。
（三）促进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良性互动，应当具有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
促进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两者本身的发展，而应该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大局，服务于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狭隘而孤立地看待群众路线，为了贯彻而贯彻，必然堕入形式主义的深渊。忽略政治参与问题的复杂性则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以牺牲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政治参与将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于群众路线的把握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指向，这就是使党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赢得群众的支持、壮大自身的力量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党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通过各种方针政策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当前，推进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实现良性互动，应当以“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为指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这意味着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动应直接回应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索二者的互动路径，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问题的解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凝聚力量。同时，要将二者的良性互动融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使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相互协调而不断实现新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也要服从这一大局，在具体进程中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坚持适度原则，既不能过于拘谨而贻误时机，又不能过于冒进而影响国家建设与发展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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