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适度产出比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促进国民社会福利提升的发展机制，由这一比例决定的公共投资规模是社会福利提升的社会基础。东亚各国经济若保持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其公共投资应纳入这一发展机制。依据这一原理建立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生产函数，比较这一比例对二者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处于规模收益上升阶段，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速高于人均消费增速，而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福利弹性系数高于人均财政支出，后者对前者有一定的外部性作用；日本的社会福利处于成熟阶段，极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人均财政支出主要起调节和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相互融合影响社会福利，人均消费增速低于人均财政支出，但其产出弹性高于人均财政收入，经济体系受国际市场摩擦负外部性的极大影响。为此，应从调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投资比例入手，实施财政支出政策以促进东亚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关键词]东亚经济；社会福利函数；人均财政支出的福利弹性；人均国民消费的福利弹性；公共投资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41-05
一、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机制
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核心结构，即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出比例。对于相对稳定在一定技术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民族或国家，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出比例基本上是稳定的。如果能够根据技术变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相应地调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出比例，以尽可能地促使各自的供求关系和二者之间供求关系趋向动态均衡，就能够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假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W）由全国的私人产品（X）产出和公共产品（G）产出联合完全决定，可以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写出一国社会福利的生产函数：
对（1）式求微分，可得：
其中，是公共产品产出对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私人产品产出对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公共产品产出对社会福利的相对贡献，是私人产品产出对社会福利的相对贡献。
当社会福利的生产函数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时，α+β=1，对（2）式两端进行整理，可以得到：
（3）式的左端是每一单位的私人产品产出并被使用时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长率，右端括号里是每一单位私人产品平均配备的公共产品的增长率。在α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等式两边表明了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的增长率大于私人产品的增长率，会使人均社会福利水平上升；
2.公共产品的增长率等于私人产品的增长率，会使人均社会福利水平不变；
3.公共产品的增长率小于私人产品的增长率，会使人均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当社会福利的生产函数处于规模收益上升或者下降阶段时，虽然α+β≠1，但是要求公共产品产出的增速等于或超过私人产品的增速的现代市场经济特征仍然是存在的。
因此，一国如果想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就要使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与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且其增长率不低于（等于或大于）私人产品的增长率。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影响公共产品生产从而影响公共投资的一种宏观制约机制。
二、中国与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状态分析
依据上述原理，以中国和日本的数据为代表，对东亚各国的公共投资状态进行分析，为制定所揭示问题的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推进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一）中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及其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中国东中部与东亚经济增长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故采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21省的截面数据，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公共投资及其发展效应。
中国社会福利函数可由（4）式表达：
将21省2010年的数据带入（4）式，运用stata1.0得到估计式及检验值为：
样本方程的拟合度和总体方程显著性很好，还原为结构方程，得到：
（5）式表明，21省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弹性系数为0.342，公共产品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福利将提升0.342个百分点；私人产品产出弹性系数为1.155，私人产品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福利将会增加1.155个百分点。可见在2010年，我国私人产品对社会福利的提升幅度很大，这与国民消费比重偏低从而使得消费的边际效用较高有关。
将（5）式写成全微分式，得到：
把2010年相对2009年增加的数据带入到（6）式中，依据（2）式可以算出私人产品支出、公共产品支出以及外部性因素对社会福利的绝对与相对贡献（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 2010年我国东中部地区以国民收入代表的人均社会福利增长速度是19.638%，高于人均国民消费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反映了我国社会福利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本身的增长，另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产品产出及外部性因素对社会福利的溢出效应。因为虽然社会产品产出的增速没有人均社会福利的增速高，但是其提升社会福利的弹性作用较高，人均财政支出（公共产品）的人均福利弹性系数为0.342，而人均消费（私人产品）的人均社会福利弹性系数高达1.155，即人均消费支出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社会福利就会上升1.155个百分点。社会产品对社会福利的高产出弹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明显特点之一，这一特点证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收益上升阶段。
这一特点可以由两种支出的弹性系数之和证明。式（5）表明，α+β=1.497，大于1。促使人均社会福利规模报酬上升的因素，第一是人均国民消费，其弹性系数大于1，对人均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13.9042个百分点，相对贡献是70.8%；第二是人均财政支出，其弹性系数为0.342，对人均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6.0845个百分点，相对贡献是30.98%。这里值得指出的第三个因素是，由A代表的外部性因素的弹性系数在（5）式中是负值，即在社会福利19.638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它的绝对贡献是-0.3527个百分点，而相对贡献是-1.796%，意味着除了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财政支出外，还有一些负外部性的不利因素，诸如环境污染、市场摩擦、政策失误等等负效应因素拉低了人均社会福利的提升，掩盖和抵消了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
在提升我国东中部地区社会福利的两种支出中，国民消费提升社会福利的弹性作用远高于财政支出，这一方面与国民消费支出比重偏低从而使得消费的边际效用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与财政支出（公共产品）提升国民消费（私人产品）的社会效应的基础作用有关。后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突出特色。2010年我国东中部地区财政人均支出的增长速度是17.791%，高于国民人均消费支出12.04%的增长速度，可以理解为我国公共产品的增长速度高于私人产品的增长速度，这种状况支撑了我国私人产品对社会福利的高产出弹性。
依据公共产品的上述作用，可以通过研究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匹配状况来分析公共投资的决定量。2010年我国东中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直接提升人均社会福利0.342个百分点。可以根据人均社会福利的合理提升要求，来计算和决定人均财政支出的上升幅度。当然，财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大方面，应分别分析两方面对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确定有效提升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结构。
（二）日本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及其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限于数据，这里把日本47个县2008年（平成20年）的数据资料带入到（1）式的对数形式（4）式中，运用stata1.0得到估计式和检验值为：
样本方程的拟合度和总体方程显著性很好，还原为结构方程：
（7）式表明，日本2008年的地方经济运行处于非正常状态。47个县的社会福利的私人产品产出弹性系数为0.5164，私人产品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福利只提升0.5164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弹性系数为-0.342，公共产品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福利降低0.342个百分点，这与日本地方财政支出政策的特殊性有关。日本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直接的公共产品建设的比重较低，比重较高的除了行政管理费外，用于各种补贴和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支出比例较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样，在国民要素收入高的地区，财政支出相对较低，而国民要素收入低的地区，财政支出相对较高，即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要素收入的数量大体上呈反方向变化，于是各行政区的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弹性系数就出现了负值的情况。
将（7）式写成全微分式，得到：
把2008年（平成20年）相较2007年（平成19年）增加的数据带入到（6）式中，依据（2）式可以算出私人产品支出、公共产品支出以及外部性因素对社会福利的绝对与相对贡献（见表2）。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由于2008年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以要素收入代表国民收入的人均社会福利指标是负增长，增长速度为-6.626%。支撑这一状态的两种社会产品的产出中，私人产品是负增长（增速为-2.247%），公共产品是微弱正增长（增速为0.622%），前者是直接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后者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力求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结果，是经济学中财政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原理的表现。日本地方财政支出的正增长也促使私人产品对社会福利的正弹性发挥了作用。
日本2008年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种产出对人均社会福利的弹性系数之和为-0.0747，这是经济危机时期的特殊情况，它由三种因素促成。第一是人均国民消费，其弹性系数为0.5164，对人均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却是-2.247个百分点，相对贡献是17.51%；第二是人均财政支出，其弹性系数为-0.5911，对人均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0.368个百分点，相对贡献是-5.554%。值得注意的第三个因素，外部性因素在导致人均社会福利负增长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前两种产出的作用，外部性因素的弹性系数为9.6116，其对社会福利的绝对贡献是-5.834个百分点，而相对贡献是88.047%，意味着造成日本2008年社会福利负增长的因素，除了人均消费支出负增长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微弱正增长外，还有大量的国内外经济摩擦和市场摩擦的负外部性，成为社会福利下降的不利因素。
日本影响地方社会福利的两种支出中，人均国民消费虽然是负增长，但是对人均社会福利的作用却是正弹性；而地方财政支出虽然是正增长，但是其对社会福利的作用却是负弹性。这一方面在于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国民消费支出下降，但其仍是国民最基本的效用来源，同时受到了地方财政支出正增长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于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地方人均要素收入数量的反向关系使其出现负弹性，这应是日本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
依据上述分析，若要明确日本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匹配状况，从而了解公共投资的决定量，需要把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经费性支出、生产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性支出分开来进行研究。然后根据人均社会福利的合理提升要求，计算和决定人均财政支出的上升幅度。
三、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政策
以中国和日本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产出影响社会福利的实证分析表明，两类国家为了不断提升社会福利，都需要使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投资之间保持适度的比例。为此，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当然，这一经济运行机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因而需要所采取不同的公共政策。
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突出特点是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实力比较薄弱，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往往需要依托于政府的指导和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因而，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的财政支出直接进行公共产品建设和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动员民间资本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同时注意财政支出的外部性作用，即通过为私人产品增长创造发展环境从而增强私人产品提升社会福利的作用。
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往往是资源有限，私人公司功能强，国际市场度高，国内经济直接受国际市场各种波动的影响。因而，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从全世界市场经济着眼，通过财政支出进行部分公共产品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对民间企业的公共产品投资给予财政激励支持，使得财政支出更多地通过外部性效应实现公共产品的生产激励和公共产品对私人产品的引致作用，从而不断增强两种产品提升社会福利的作用。
对于东亚各国，无论是经济发达和工业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的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极大影响中。即经济全球化、公司国际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使东亚各国必须面对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世界性治理中，中国表现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互补联系。过去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发达国家的结构失衡，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矛盾诸如储蓄率过低、资源严重不足等使得东亚国家能够采取一种出口导向政策，通过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需要通过扩大内需，而内需扩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加公共支出，这样才能实现国际经济的新的平衡。为此，东亚国家应当在后危机时代采取如下的发展政策：
1.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日趋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财政政策应大力支持信息化产业，以保证产业结构顺利实现动态转换。信息化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为基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包括资金流、物流等等），对其进行整合、开发和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服务对象不仅是行政部门，还包括各个领域的企业、市民，信息化普及所带来的优势非常明显。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体现，会在短时间内缩减企业成本，缩短企业与市场的磨合期。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改良传统支柱产业将发挥重大作用，我国传统产业众多，急需改造，要靠信息化促使产业结构变革，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2.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要适应人本功能的突出要求，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区域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改善人民生活。政府要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民众收入的分配作用，依照公平、公正原则，使全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获得益处。同时，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特点，公共政策趋向因地制宜，发挥区位优势，创建区域全新的区划和交通功能，为区域的产业升级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空间物质基础。地方政府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地区发展特点制定科学的规划和监控手段，防止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负外部性情况发生。同时，公共支出政策应重视公共政治条件的建设，以有利于民众参与发展决策的民主化进程。要科学利用税收功能，使公共支出和公共产品在增进社会福利上更有效率。
3.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规范职能，发挥公共设施产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保障，科学规划城市群及其城市功能，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是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府在进行或指导市场主体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注重自身管理和建设者职能的改进。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供给者”创新发展观念，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良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不仅针对行业发展，更要兼顾人民日常生活。近年中国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事业等领域，鼓励民办企业承办基础设施项目，一方面盘活了资本市场，扩大了资本投资规模，在调整投资结构的同时促进了投资合理增长，另一方也带动了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
4.在国际经济形势的多种变化下，东亚各国财政制度应进行相应调整。应对美元贬值和世界货币战，东亚各国应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支付途径，并通过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避免经济和金融波动的冲击。对此，东亚各国政府作为财政支出的执行者要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创新财政支出手段和方式，有效利用财政资金，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使财政支出发挥最大功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发达国家应针对东亚国家过去政府指导作用较多，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的实际，积极总结鉴别，发挥经验避免教训；发展中国家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共支出成功案例，对财政支出结构、技术以及最终效益进行合理分析和规划，逐步实现财政支出透明化，相关立法要做到更加精细和全面，使得财政支出真正造福于民，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
[参考文献]
[1]王雅莉.城市化经济运行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10.
[2]王雅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趋势[M]//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与东北亚经济合作.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