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布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宣布：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庆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世界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晚了4年多，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就收到了这个石油大礼包。那年9月26日，东北松辽盆地的“松基3井”钻出了工业油流，如同专程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礼物，于是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几十年前，当许多地方一家还只点一盏油灯的时候，石油已是“工业的血液和命脉”。然而，解放前夕，全国只有玉门、独山子、延长3个油田和四川石油沟、圣灯山两个气田，8台破旧钻机、52口油井，加上几个人造油厂，总共8000多职工，1 949年原油产量仅7万吨。
新中国成立，工业腾飞，石油更成为当务之急。可是，茫茫大地油在哪里?石油工业不能是无米之炊，第一步就要找油……1952年，成立地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毛主席命令：
“我们将在光荣的祖国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1955年普查委员会的任务改为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新疆克拉玛依、玉门鸭儿峡、青海冷湖等油由相继发现与建设，到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145.7万吨。不过，这个数字对中国飞速发展的工业、国防所需来说仍然不啻杯水车薪。
1958年2月，分管石油的邓小平副总理听取汇报，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接着地质、石油两部确定松辽盆地作为主战场之一，开展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决定“三年攻下松辽(1958--1960年)”。
1958年7月9日松辽石油勘探局钻井队在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4公里处开钻第一口基准井——“松基1井”，虽然一无所获，但是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接着8月6日，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钻探“松基2井”，显现了油气，向油田逼近了一步。10月，松辽石油勘探局基准井研究大队队长钟其权等根据康世恩等领导的指示，查阅了新的地震勘探成果，最终将“松基3井”井位定在大同镇高台子与小西屯之间，并现场踏勘打下了木桩。
1959年4月11日，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开钻“松基3井”，很快在国庆前夕得到喜讯，9月26日上午水尽油涌，达到日产13.02吨工业油流——“大庆油田”在这天诞生了!
为什么邓小平副总理敢于果断做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为什么地质、石油两部敢于宣布“三年攻下松辽”?为什么“松基3井”能准确定位钻出了工业油流?领导的正确决定，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疑都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察”而确定的。因此改革开放后，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了最高的一等奖，获奖者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地质矿产部)、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生振、李德生(石油工业部)、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中国科学院)共23人，这一表彰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对“大庆油田大发现”所起的关键作用，其中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名列三甲。
李四光慧眼识珠
李四光，1952年8月7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地质部部长，此前1950年他就任开国时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在英国当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的一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人生传奇。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生于湖北黄冈县回龙山镇的下张家湾，祖上是不知何故流落到此的蒙古族。父亲从祖父识字读书考上秀才后，在黄冈县立师范当国文老师。小仲揆熟读古籍，上山打柴、野外玩耍，成了大地之子。适逢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办新学堂，14岁少年只身赴武昌考学，报名填表时误在姓名栏里填了“十四”，他灵机一动把“十”改成“李”，在“四”后添个“光”，从此成了“李四光”。
李四光进了第二高等小学堂，刻苦学习，力争机会，终于在1904年被选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他结识了革命家宋教仁、马君武，拜见了孙中山，16岁就当上了中国同盟会最小的创建会员。1907年7月，他考上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1910年毕业回国被强派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当老师，1911年进京应考，10月4日发榜，被清政府授予最后的“工科进士”。几天后，武昌举义，他赶回去参加革命，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与董必武成了同事……民国政府成立，李四光当了湖北实业司司长，但不久便随孙中山解职临时政府总统而辞职，于是申请官费出国留学，1914年秋进英国伯明翰大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他先学采矿后学地质，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元老。
早在抗战的重庆，周恩来就曾两次秘密探望李四光，说目前太乱，建议他出国去避一避。到国共决战之际，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离上海经香港转法国马赛，到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清静的博恩默思度过了“六旬寿辰”，于1950年4月初安全回到新中国。李四光5月6日上午到达北京，下午就受到周恩来接见，接受了协助郭沫若组织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地质工作的任务，一直到1970年8月，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的第一把手，执掌中国最成熟的地质科学。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抗美援朝硝烟未灭，李四光被毛主席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咨询中国石油资源的底数，到底有没有石油?据说，李部长当着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的面，依据地质力学理论分析了中国石油地质条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不是找一个而是要找几个有希望的大型含油区，作为勘探开发的基地。李四光等领导与科学家的决心，变成党中央的决策，开展大规模的找油找气，成为各级坚决执行的政治任务。
李四光挑选石油地质的左膀右臂，慧眼识珠——中国有油的共识者，首先在1952年召来了南京的谢家荣，接着在1954年召来了重庆的黄汲清，搭起了“双轮马车”技术班子。
把“大庆石油大发现”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曾让不少人误会“地质力学”是“文革”产物。其实，李四光早在1928年就发表过题为《燃料的问题》的文章，认为“美孚的失败(指20世纪初，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勘探石油，无重大发
编者注)，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反驳了“中国贫油论”。1935年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开始形成“地质力学”思
想。“地质力学”成文，起码早在1945年，据载，那年初他在重庆大学演讲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接着1947年出版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有职又有权，正可以大干一场，从自己的学术观点出发去指导本职工作。岂止石油，即使其他的科学问题，也是一样，简直就是科学家的天职或本能，谢家荣和黄汲清也是如此，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自家的学术和学识出发指导和解决问题。好在李、谢、黄共事，团结如一人，石油地质本是一门，绝无可能分清各家再去做事，他们不分彼此地指挥中国石油勘查，结果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1964年1月1日，李四光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请当晚到怀仁堂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在怀仁堂里，李四光受到毛主席握手欢迎，让坐身边亲切交谈，石油地质工作受到毛主席、朱德、邓小平等热烈表扬；演出结喇，还被毛主席拉着手上台与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演员，合影留念。到了12月20日，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再次表扬石油工作并总结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察而发现的。”李四光很自然地被当作创造这一利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创造过许多第一的谢家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中国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李四光是“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谢家荣也是代表，不同的是他是“特别邀请人士”，大概因为无党无派。
抗战胜利后，谢家荣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当矿产测勘处处长，据说却在处里宣布不允许建立国民党组织，不许挂蒋介石肖像，不许唱国民党党歌，理由是这里不是政治机关，只是科研与事业部门。他的儿子谢学锦也说：谢家荣一生都未介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生无党无派，一生没有政治劣迹。著名地质学家朱夏曾问他：矿产测勘处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却一直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您是怎样顶住的?谢老答说：“我一向主张专心搞矿产勘探，搞研究，不搞政治……采取拖延、搪塞战术，但也倍感压力深重。”
不过，想要完全超越政治是不可能的。南京面临解放，谢家荣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走是留?没有第三条路。他毅然放弃了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拒绝了胡适去台湾的动员，坚守原地迎接解放，组织职工保护财物，亲自参加巡夜，把矿产测勘处完好地交给了解放军。随后，谢家荣随军开进上海，作为解放大军的一员英姿勃发地出现在上海同仁面前，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工作。
谢家荣当矿产测勘处处长时，李四光是中研院地质所所长，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过，谢家荣比李约小10岁。1898年9月谢家荣出生于上海南市区，1913年从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工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地质研究所)，1916年与17位同学毕业进所担任调查员，成为中国地质史上著名的“十八罗汉”。1917年，谢家荣被选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次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读研究生。1920年毕业回国，他把一生贡献给了地质找矿事业，不仅对金属、非金属找矿贡献巨大，对“大庆石油大发现”也功绩卓著，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中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谢家荣从威斯康星毕业归国，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年底发生了甘肃海原县(现属宁夏)8.6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北洋考察团赴甘肃，被派玉门调查石油，回来著述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
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著述者——1916年10月，刚走出校门的谢家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翻译的《论美国之石油》。1930年，谢家荣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一《石油》。他一生写下有关石油的论文约70篇，是同时代中国地质学家中石油论著最多者。
中国石油储量最早的计算者——1936年，他将苏联发表的石油储量计算方法翻译介绍给国人，次年，便依据资料计算了中国的石油储量。同年，他在莫斯科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石油之富源》，是中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第一篇石油地质论文。
陕北、四川和台湾油田的积极开拓者——早在1924年，谢家荣就在《西北矿产概说》中指出“陕西矿产以石油为最重要”。1931年，他与王竹泉、潘钟祥等人调查了陕北油田。1934年著文《陕北盆地和四川盆地》指出：“两大盆地俱以产石油、石盐及油页岩著称，产油层恐怕都是属于三叠纪”。1945年发表《四川赤盆地及其中所含之油气盐卤矿床》。1945年底奉派台湾考察石油天然气地质，著文《台湾之石油及天然气》。1946年发表《再论四川赤盆地中之油气矿床》，并于1947年12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中国地质史上第一次石油地质座谈会，就四川石油勘探问题发表了正确的意见……
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的制订者——1949年6月解放前夕，谢家荣编制了《中国探矿计划》，与郭文魁一同拟在1950年石油天然气探测计划中派52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个队。刚解放的8月，从东北参观回来又写出《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最早明确地把找油目标指向了“松辽”，
“松辽盆地”这个专有名词，就是他首创的……
在解放前夕的风雨飘摇之中，一介学者谢家荣没怎么参加社会上的民主运动，而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把心思放在了学问上。就在1948年10月10日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他宣读了著名论文《江南探油论》，提出“中国必有油，而且不一定限于西北”，“就是贵州、广东、广西、东北(热河及黑龙江)甚至江南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广大的水成岩地带，在理论上讲，都有产油的可能……地层上的圈闭断层、珊瑚礁以及向斜层的翼部等地，也能成为良好的构造。”接着，1949年1月22日，谢家荣明确提出扩大探油的范围：“依据地质理论，并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这时，他心中的找油学术战略已经形成。
1950年9月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谢家荣被任命为副主任。1952年地质部成立，谢家荣担任了总工程师。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家荣还兼总工程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作出了更加肯定的回答：“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点到了：“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等8个区域”。
1955年，“普委”主要任务改为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年初召开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规划实施了三年石油普查战略方针，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各地，拉开了“大庆石油大发现”的序幕。李指挥一班人，谢、黄等是技术领导，对布置项目、编审计划、调查内容与工作方法都进行了具体指导……
谢家荣，一解放就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遇，本以为埋头业务就是最好的报恩，不免轻待世事埋头拉车看不清方向。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少人信奉“不问政治”，不肯当官。据说，谢家荣被任命为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时，也以为叫他去当官，竟把个副主任牌子钉在南京办公室门上，赖着不去北京上任……这样的心态，自然使他在1957年风浪袭来时浑然不知，从此陷进了悲剧……尽管他顶着帽子继续研究，可是“双轮马车”已经不要他驾辕……直到1982年国家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才把去世r6年的谢家荣拉回历史的记忆。
中国石油地质理论指导“大庆石油大发现”，有两个基本的科学问题：一是中国有没有油?二是松辽平原有没有油?事实上，解放初许多内行已经改变了“中国贫油”的看法，“中国贫油论”已经没有市场，对于松辽平原的找油前景，除了谢家荣、黄汲清和前面提到的李四光，还有阮维周、翁文波、孙健初、袁复礼、潘钟祥、王嘉荫等地质科学家从各自的学术观点出发，在各自的工作范围作过几近相同的乐观的预言。
黄汲清的偶然与必然
黄汲清1904年诞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比谢家荣小6岁、比李四光小16岁，当过他们的学生，对李、谢执弟子礼，在李四光百年诞辰之时，黄汲清在一帧“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首日封上写下：“李四光老师毕生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永垂不朽受业黄汲清敬题1989年10月16日”。
黄汲清的祖父也是乡间秀才，父亲从洋学堂“通省师范”毕业。在新旧文化的熏陶下，黄汲清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他在北洋大学参加学生运动被除名，转而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听了李四光的“岩石学”，三年级听了谢家荣的“中国矿床”，后来回忆道：“李先生来系后不但主讲岩石学课程，而且自己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地质系的教授和讲师们下午一般都回家了，只见李四光教授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一会儿在显微镜下看薄片，一会儿翻阅有关文献，整个下午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名学生。一个旁观者，深深受到感染。”
北大毕业，黄汲清初进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后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又到了地质界先驱翁文灏、丁文江、攀四光的麾下，从练习生干起，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为翁文灏慧眼识珠，于1932年被派在瑞士浓霞台大学留学，成为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1935年，黄汲清学成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学术上后来居上，与李四光和谢家荣平了级。
黄汲清担纲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领导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让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1938年，带领陈秉范调查，亲自布钻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率领一批青年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1942年底，又带领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渡等进行新疆石油地质考察，历经天山北坡风雪，转战南疆酷暑，领衔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
黄汲清一生发表论文250余篇、专著20多部，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建树。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著名论断，创建了自己的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对中国地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本书后来成为高校、科研和实践工作的经典名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先生曾经诙谐地解释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没有落马，是得益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成为援华苏联专家的必读参考书，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尊重——这本书，偶然地为他上了份人身保险。
黄汲清到李四光麾下担任技术高官，学习恩师的创造精神，并没有囿于教条和框框，后来与老师谢家荣，还有翁文灏，王竹泉、潘钟祥、侯德封、高振西等一起，被尊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被尊为“大庆石油大发现”的主要理论指导者之一。1954年，翁文波、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油地质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人生常有偶然与必然，老话“机遇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大庆石油大发现”就发生过一点偶然，与黄汲清有关。
据苏云山回忆：不知何故，在最后的关头，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厚望的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平原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等到黄汲清知道，着急上火了。“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这份要命的任务书，终于赶在6月7日由普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签发，11日下达东北地质局，该局立即组成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5人踏勘小组，得到了非常乐观的结果，使松辽平原一跃而成1 956年2月“第二次地质部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如果不是这次“补遗”，“大庆油田大发现”就不知会推迟几年!
2009年3月出版的最新研究也说：“1955年的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没有确定松辽盆地的普查项目，会后谢家荣与黄汲清一起部署和组织了松辽盆地的普查项目，谢家荣‘还亲自起草《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于1955年8月29日发给东北地质局’，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拉开了序幕。”
另外也有记述：“1955年6月11日，李四光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主任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勘查任务书……1955年8月29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根据李四光部长兼主任的意见又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关于松辽平原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东北地质局立即组成6个人的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
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地质部长李四光指挥地质队伍，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共同的科学事实，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大庆石油大发现”在标示其巨大的经济、政治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完美的科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