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兹生是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1973年华兹生在日本归隐后全心投入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四十余年来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当代日本文学和古典文学译著。本文简要追溯了华兹生在日本创价学会和御书翻译委员会从事日本文学英译的经历。
关键词：华兹生 创价学会 御书委员会 翻译经历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是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中日文学翻译名家，一生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日文学经典译本。国内学界对其英译的中国典籍已有论及，但很少有学者介绍过他在日本文学英译上的成就。华兹生在日本文学英译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1973年他在日本归隐后便全心投入日本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从1975年开始至今，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创价学会从事翻译工作。华兹生在日本创价学会的第一项任务是翻译池田大作的《我的释尊观》（The Living Buddha：An Interpretive Biography，1976）。池田大作在这部著作中与一位同事对话，华兹生在征得池田大作同意后用一种直接的叙事话语重塑原作，以达到译文更加流畅易读的目的。该书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自传，重述和合理推测了这位佛教创始人及其亲近伙伴的生活。华兹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曾学习过印度佛教起源及流传的零星知识，这些知识零散且不成系统，在哥大读书时他根本没上过有关佛教史的专门课程。华兹生认为要将一些事实固定在一个人的脑海中，仅通过读一本书或听一些讲座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方法是去实际翻译一部关于此类主题的著作。在翻译《我的释尊观》时，华兹生彻底了解了释迦牟尼的生活、其家庭成员的姓名，其主要弟子及伙伴，这对他今后翻译其他佛教著作大有裨益。后来，华兹生在翻译《莲华经》时已对经文中涉及的诸多人名，如舍利弗、摩诃迦叶十分熟悉。
华兹生修习佛教史的第二步是翻译了池田大作的《我的佛教观》（Buddhism： The First Millenium，1977）。这部书涉及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教义在印度一千年的发展概况。中国和印度对各自历史的记载给华兹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华兹生在早期的翻译生涯中英译过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史记》并非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但在范围、历史记载准确性和文学吸引力上影响深远，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编撰的典范。华兹生指出早期的印度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对历史记录感兴趣。他们在保存和传承吠陀赞歌、奥义书以及佛教与耆那教教义等宗教哲学经典时先是通过口头形式将这些经典进行传诵，之后才诉诸文字。华兹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印度人倾向于将现实世界看成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原因，所以他们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记录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华兹生回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他曾和几位教授谈及中国历史编撰，在谈到发生在前汉吕后时期庙堂上的某件历史事件时，他曾说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80年的第三个月。当时一位研究印度史的教授曾笑着对他说，那一定是个创造了的历史时间，因为早期的印度史根本说不清楚在哪个世纪发生了哪件具体的事件，更不用说这个历史事件的年月。中国和印度在历史记录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大部分印度佛教早期的历史至今仍然是令人怀疑的或仅是个人推测。华兹生进而指出即使在《我的佛教观》中谈到一个确切的世纪和早期佛教教义中的一些具体人物如马鸣、龙树和世亲等人物时，这些年代和人物也未必具有确切的真实性。《我的佛教观》出版后几年，华兹生开始翻译池田大作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佛教之花》（The Flower of Chinese Buddhism，1986）。该著作介绍了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教义的发展，特别是对《莲华经》和天台宗的影响。翻译这部著作使他的佛教史知识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华兹生清晰地了解了佛教从开始在中土传播一直到唐朝晚期的历史，深入了解了佛教教义传到日本并在那里发展繁荣起来的过程。华兹生翻译的另一部池田大作的作品《玻璃孩子与其他随笔》（Glass Children and Other Essays，1979）与他之前翻译的前两部著作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这部新作几乎与佛教史无关，而是由几篇在别处发表过的小文构成的集子，涉及池田大作一直以来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平问题以及国际相互理解的问题。读者在阅读华兹生翻译池田大作的译著时会深刻感受到译作与原作心声上的高度契合，華兹生的心声与池田大作的心声极为一致。华兹生的英译文具有原作的典雅和朴实，具有池田大作著作中那种深入读者心灵和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
华兹生在日本的另一重要经历是担任日莲国际中心御书翻译委员会的翻译。这个委员会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筹备英译日莲大圣人的作品。华兹生加入御书翻译委员会时，日莲大圣人的一些作品已经译好，还有一些等待翻译。华兹生的工作是协助将等待翻译的内容译为恰当合适的英文。1978年华兹生加入日本御书翻译委员会时，他的日语古文阅读能力还不够好，在为御书翻译委员会工作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日本镰仓时代的历史，这一经历使得他阅读日文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在翻译日莲大圣人作品时，御书翻译委员会已选定了对某些核心术语的英文翻译。华兹生认为这些翻译大部分是令人满意的，在翻译中他也遵循这些既定术语的翻译，有时也提出对某个核心术语的翻译应该再多提供一种解释。御书翻译委员会在翻译术语时，有时会做一些变化，一些学者并不赞成用变化的语词来翻译同一个术语，因为这会给读者阅读带来困惑。1979年御书委员会出版了第一部平装小开本《日莲大圣人主要作品》（The Major Writings of Nichiren Daishonin，1979），之后又出了同样版式的六卷小开本。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英译的一卷本《日莲作品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Nichiren，1990），这是从早期日莲五卷本中选取的十二篇御书翻译组成的译作，由哥大日本佛教史研究专家阎波尔斯基编辑。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了由华兹生英译，阎波尔斯基编辑的《日莲书信》（Letters of Nichiren，1996），内容包括从御书翻译委员会卷本中选取的七十三篇御书翻译。1999年日本创价学会出版了一卷本的《日莲大圣人作品集》（The Writings of Nichiren Daishonin，1999），将之前提到的七卷小开本御书翻译的篇目全部囊括其中。20世纪90年代，华兹生在日本御书翻译委员会工作从事的另一个耗时较长的翻译是《御义口》。在翻译该文本时华兹生主要参看了池田大作的《御义口讲义》。英译文初稿完成后，御书翻译委员会成员对华兹生的译稿进行了认真查验并讨论了英文用词的变化和精炼。华兹生的英译文最终由创价学会2004年出版，题名为《御义口记录》（The Record of the Orally Transmitted Teachings， 2004）。
大約在1988年华兹生开始着手翻译《莲华经》，这是与池田大作早期会面时共同达成的一个翻译计划。华兹生翻译时参看的版本是鸠摩罗什梵译汉的《莲华经》中文译本，这个译本在中日韩三国广为人知。鸠摩罗什译本文笔典雅，译文几乎没有异于原作的变体，所译篇章意义清晰，少有争议。作为译者，华兹生英译《莲华经》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传达经文的意义，而是如何将其译为流畅清晰的英文。一些佛经翻译家试图借用古语或圣经语言让其翻译带有一种高贵或宗教气息。华兹生并不主张在翻译中使用古英语，他使用现当代英语让译文达到清晰流畅、动听悦耳。一些佛教学者对华兹生使用的针对某些核心术语的对应翻译表示质疑，但总体上看他的英译是深受读者欢迎的。译作出版前御书翻译委员会的成员总会认真核实华兹生的翻译，帮他挑出错误或是提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修改建议。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节选的《莲华经》英译本《莲华经精义：莲华经选集》（The Essential Lotus：Selections from the Lotus Sutra， 2002），这是华兹生专为少有时间阅读和讨论整部经文的大学课程专门选编的。
1974年至今，在近四十余年的日本文学翻译生涯里，华兹生深感自己从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中收获了大量知识，对日本语文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过去，华兹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委员会翻译中国典籍时有机会将自己的翻译用于哥大中文课教学，借此观察学生对其翻译的反应，哪些翻译会给学生带来愉悦，哪些会带来麻烦。在翻译日本文学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所以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对其译作的反应并不十分了解。华兹生指出过去的书评告诉我们译者的翻译或原著是如何被读者所接受的，而当今，书评已不再流行，很多过去刊载书评的学术期刊现在都停止刊用此类文章。网络频繁地对一些新作提出评论，但这些评论很多情况下并未署名或是有不熟悉人的署名，这就让人怀疑是否这些评论代表此领域专家的回应或仅是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的回应。即便如此，华兹生的日本文学翻译著作销售一直保持良好，他认为这是因为背后总有一群欣赏他译作的读者。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日本文学翻译生涯中，他对自己的工作乐此不疲，虽然他也清晰地知道任何翻译都具有时代性，可是他还是希望其译作在未来数年对英语世界的读者继续有用。
参考文献：
[1] Watson，Burton. China at Last： Thirty-Some Years of Study and a Three-Week Visit[M]. Seven Grasses，2013.
[2] Watson，Burton. The Pleasures of Translating， Lecture given May 1，2001 as the Donald Keene Center’s Soshitsu Sen XV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Japa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