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情形下召开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而且开始反省政治路线中的“左”倾错误，会议还客观上推动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成为一支成熟的政党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关键词：党的建设；遵义会议；历史意义；多维价值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6）04-0061-05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其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遵义会议召开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经历了工农革命低潮、大革命失败、一系列右倾、“左”倾错误，中国革命再三受挫、步履维艰。而遵义会议召开后的14年，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
一、遵义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指明新方向
政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需要依从政治路线来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34年，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途中的一系列战役，党的部分领导人已经深刻意识到党内不仅存在军事路线上的冒进，同时还存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政治路线上的“左”倾思想是问题存在的根源。同年底，在通道会议上，由于党中央开始考虑并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才实现了转兵，进军贵州。但由于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左”倾思想，导致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明确的决定。随后，在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也邀请了毛泽东参加，从行动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最终，更改了原定的进军方向，提出以黔北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目标。在攻打遵义城后，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地反对国民党与群众最痛恨的豪绅地主，而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新的困难，因此，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对于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都会阻碍我们发动群众，增加我们在决战中的困难。”这也是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要在政治路线中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可见，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
遵义会议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但是开始意识到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当时的客观环境非常险恶，国民党派出50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党内思想并不统一，意见分歧较大。就在遵义会议上，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后，就站起来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他说：“不能因为军事上部分战略战术错误，就否定党的领导人和领导体制”，“博古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上打了败仗，是有错误，但不能说总的政治路线也都错了”，“如果说这是左倾本位主义，请季米特洛夫同志回答”。在当时，他的发言也代表和反映了党内相当一大批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就连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直言不能接受政治路线错误的说法。直到1943年冬，彭德怀在延安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后，他才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只批判了当时军事路线上的错误领导。因此，对许多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比如，解决“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城市等问题。另外，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既批判军事错误，又批判政治错误，不仅不能有效解决政治问题，连军事问题也会因此耽搁。当时在会上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
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上之所以未完全解决当时的政治路线问题，是毛泽东基于对党内团结问题的策略性考虑。会后，党内也有更多同志开始怀疑和反省，只不过这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方式表现出零散性，并非是危机关头的一种彻底解决方式。因此，政治路线问题可以暂缓。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彻底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得以正式确立，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也有了新的部署和调整。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系统性的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直到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才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因此，遵义会议克服了军事路线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其实也就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1941年，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也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这条路线就是政治路线。
二、遵义会议探索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新高度
在研究和探讨遵义会议之时，往往会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研究，学术界见仁见智，有“一大说”、“二大说”等，但遵义会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原因在于遵义会议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的工作主要局限于旧思维、旧模式之中，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突出是因为在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行动相脱节、理论和实践有断层，为确保党的组织成分不变，又企图以党的组织建设来代替党的思想建设。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领导者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规律，坚持拿来主义的态度，陷入激情盲动的窠臼，堕入空想冒险的陷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但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内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再局限于书本和经验，不再古板的、僵化的叫嚣着战略决战，或是“硬碰硬”，而是坚持善于创新的理念，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利用国民党内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指挥失误，穿插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之中，避敌锋芒，大胆想象，虚虚实实，使得国民党完全弄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成功地将战场上的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进攻，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强渡金沙江中，充分解放思想，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最终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后期的十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解放思想，通过对民主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总结，开创性的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命运、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等多元知识体系正是解放思想后形成的理论硕果。而掀起全党思想解放的源头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同时还是我们党探讨独立自主思想的发源地。遵义会议不论是在筹备过程中还是在最终决议上，或是在确立新的领导集体方面都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确立适宜本国国情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等。从现实的偶然性来看，湘江之战后，敌军严重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从历史必然性来看，历经14年的艰难探索过程，特别是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后，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将领已经从实践中明白，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得到过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正确指导。但毋庸置疑，由于共产国际委派来华的同志并不了解中国实情，对中国的革命也做出过不少错误性指示。因此，给我党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同时，对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并在早期就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遵义会议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仅以独立自主的思想，战胜了党内分裂势力，以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领导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大转移，而且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思想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得以确定，最终迫使共产国际通过决议：“今后一段时间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这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夺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等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可以说，无论是冲破思想观念束缚，还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无论是清除体制性障碍，还是破解政策性难题。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确立独立自主的思想品格，在政治上日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上所提倡的独立自主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三、遵义会议上确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翻开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体现在革命战争的领导方式上。遵义会议上首先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其次，遵义会议上仍确定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和李德在指导全党工作和军事指挥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军事指挥权的领导更替。同时，还确定了朱德、周恩来的军事地位。后来，在鸭溪、苟坝一带攻打鼓新场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军事指挥机构，进一步确保了军事指挥上的正确性和战略性。最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核心领导层。虽然，当时毛泽东只是进入常委，但实际上已经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党政领导干部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建立三人军事小组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此后，在中共中央高层内形成了“以张闻天负总责，周恩来掌军权，毛泽东进常委的领导格局。”后来，邓小平在回忆遵义会议时，他说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这就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组织保证。在这个集体中，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长期从事党的领导事业工作的干部。作为党中央和党的领导骨干，他们紧密团结，全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通过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石，同时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指明了方向。不仅如此，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国内外政治局势。
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更替也致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主要是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过度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又机械地照搬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得王明一意孤行、坚持错误的处理态度，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极端办法和措施，即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教条主义式的组织路线，王明“左”倾错误的支持者也积极推行“以我为核心”的宗派主义和“按照经验惯例”的主观主义，这使得中央苏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思想更加混乱，结果不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且损失了一大批一线作战指挥员，严重打击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并使得他们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由于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于是在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出现了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的过火性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犯原则错误的结果。而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吴黎平后来回忆道：“在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同志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过教条宗派集团的干部群众与王明路线严格区别开来，而且对宗派集团内部也按照个人的表现和对其错误的认识，在做深入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区别对待。”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特别注重基层干部的选拔与任命，并下放了更多的权限，而且在做决策之际，非常注重听取基层干部们的意见。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而对于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就针对性地做了不少艰苦细致、耐心说服的教育指导工作，迫使他们从思想认识上开始觉悟，并自觉地站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如博古同志。当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时，博古为了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就站出来，反对张国焘。依此可见，毛泽东在干部的聘用和选拔上有着高度敏锐的政治眼光，并具有一套科学化的工作方法。
四、遵义会议上弘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新要求
作为重要的作风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党内同志思想作风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机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的报告一开始是撇开自己的责任，只谈客观因素，并否认他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并不满意这个报告。周恩来在博古作完报告后就站出来表态，并承认在战略战术上的指挥失误，积极主动承担个人责任。这种主动担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为会议转向批判军事路线错误打开了闸门，也是会议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对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予以拥护。朱德发言，也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补充到：“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地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的代替，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领导层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稳定团结的局面。这次会议上，多数同志直言不讳的面对党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严厉的批评，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在遵义会议上能够发生。可以说，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的一个最大特色，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指出的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是解决党内矛盾唯一正确的途径，这正是受到遵义会议的影响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策略，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作风理念，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五、遵义会议上确立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1927年，中共“五大”确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从制度上防止了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现象的产生。通过正确实施党内民主集中制，进一步维护党的团结。然而，这些制度并未得到真正施行。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存在过多干涉的行为，要求共产党无条件服从，而其中许多重大的决策并不切合实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盛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推崇家长制作风形成了传统的、僵化的惯性思维。“在大革命中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是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在中央苏区，军委的一切工作由华夫同志一人全部包办，而完全忽视了军委集体领导的作用，使得惩办主义有了发展的空间，丝毫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对军事上一切分歧意见采取完全忽视的态度，甚至实施各种压制举措，下层指挥员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这一切，在军委内部是极不正常的。
但在遵义会议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极大地转变。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从遵义会议开始，这种民主制的作风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党内开始落实民主集中制，避免在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邓小平曾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贡献：“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责任编辑：周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