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德义先生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一分为三”方法论，并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既是人生修炼，又是文化传承和创新，力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依据。
[关键词] 周德义；“一分为三”；人生；文化；和谐
[中图分类号] B01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133—05
Abstract：The main research topic of Mr. Zhou Deyi"s philosophy is the methodology of “one divides into thre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Both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research are life cultivation，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which strive to provide a philosophical theory for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Zhou Deyi；“one divides into three”；life； culture；harmony
周德义先生是国家公务员，又担任过大学教授，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出版《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思辩的哲学》、《哲学的深渊》、《哲学诗语》、《和谐论》、《生命的伦常》等哲学著作，发表哲学研究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要研究课题为“一分为三”方法论，并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从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阅读周德义先生的研究成果，深感他特别注重继承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关怀性人格和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特质，也许由于身份所致，既具有学者的专业素养，又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宏观视野。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学术性和政治性的融合，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内外兼修，即人生修炼和文化传承创新并重，力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依据。
一
周德义先生研究“一分为三”方法论，以人生修炼为要旨，从而寻求人际和谐的平衡点。冯友兰认为：“假使我们要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的反思的思想。”[1]（P1）用这一命题解读周德义先生“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切中要义。关于“一分为三”方法论，周德义先生概括为六个命题：“‘一分为三’是一个哲学命题”；“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一’为一个事物的整体”；“‘三’为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一分为三’是事物的客观存在，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2]（P13-15）关于研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意义，周德义先生在《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一书封面上写的一段话做了说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何方？’这是自古以来人类不断追寻而又深深困惑的问题。本书从这亘古的疑惑切入，借助传统文化精髓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以‘一分为三’所论及的‘关于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关于存在状态的转变’、‘关于最佳状态的确认与‘适度’的关系’等论题，对人类自身的定位和对万物的认识找到了新的界定方法和解读方式。”显然，周德义先生研究“一分为三”方法论，是要解决人生定位的问题，并试图由此实现“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的目标。关于怎样定位人生，他在《天命释怀》一文中说过：“我与这个世界一样，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空间的特征在于具有长、宽、高三个维度。首先点（即空间点）是存在的，因为‘我’是存在的。点肯定了空间的存在。由点的延续构成线，由线与点构成面，而面外之点就形成了空间。……时间是线性的，具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维度特征。”[3]（P56）人生定位决定了人生修炼的方式和目标，按时间和空间关系明确人生定位，“对万物的认识找到了新的界定方法和解读方式”。
首先，从时间关系上认识人生，即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认识人类社会的时间关系。周德义先生在《论“一分为三”》一文中指出：“时间是一维的（ 或一度性）。它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流动。但是这种流动，始终是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流逝的。”[4]（P225）这就是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对时间的认识，也就是说时间是“一分为三”的，在时间关系中明确人生定位，要求立足现实，既对现实负责任，又对历史和将来负责任，从时间的角度“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也就从纵向明确了社会和谐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5]
当今知名哲学家张世英在《站在哲学巨人的肩膀上远望》一文中，摘引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课程开讲词中的一段话，说明哲学对于人生修炼的意义：“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过多地忙碌于现实利益和日常生活琐事，‘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阻遏了我们深切地和热忱地去从事哲学工作，分散了我们对哲学的普遍注意’，‘我们可以希望……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为了反对先前轻视哲学的‘浅薄空疏’之风，我们应该‘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以便在‘更美丽的时代里’让人的心灵‘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针对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些话是在近两百年前讲的，但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针对当前一些人过分沉溺于现实欲求的不良现象，哲学要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超越’不是放弃，而是高出之意。”[6]张世英所论在于人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心胸要开阔，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是需要哲学思维的。周德义先生所论时间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分法，即时间的“一分为三”，为“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提供了思想方法论。他在《生命的伦常》一书《自序》中讲得很明确：“我只是站在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现实的土地上，我只是介于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我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过去、今天和将来之间翱翔。”[4]（P3）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要立足现在，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负责任。怎样做到这一点，也是知易行难的。周德义先生在《论无为、有为与不为》一文中认为：“ ‘无为’、‘不为’是认识总体的两个端点。事事‘无为’，切合规律，是认识的一端；事事‘不为’，无所用心，亦是认识事物的另一端；最难把握的是形形色色的‘有为’。‘有为’之核心是‘有’。‘有’是主观的、积极的、能动的生活态度，‘为’是行动和实践，也就是说，‘有为’是相对于‘无为’、‘不为’的第三种存在状态。实际情况，‘有为’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符合‘无为’规律和客观实际的‘有为’，即是常说的‘有所作为’；一类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有为’，实际上是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还有一类只是‘不为’的代名词而已。任何偏离、违背客观规律的‘有为’都是对人类有害无益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不尊重自然规律，那是怎么样的‘有为’呢？……要想从‘有为’上升到‘无为’的境界，关键在于力求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历史的逻辑的统一。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断地摸索、进取和拼搏，却总是停留在‘有为’的困惑和茫然之中而得不到升华和超脱，过渡到无与伦比的‘无为’之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没能领悟到‘无为’的真谛！”[4]（P431）人生不易，在“有为”的三种类型中，符合“无为”规律即富有成效的“有为”，是人生修炼的一种境界，既不是“胡作非为”，也不是“不为”，而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负责任的“有所作为”，从而达到“无为”之境。这就是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在时间关系上的人生定位，如此则可望“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即社会和谐。
近年来西方出现的“政治平庸化”理论认为：平庸过日子，不惹大麻烦，不去碰根本问题，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过去和未来，得过且过。[7]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明确在时间关系上的人生定位，是有效克服得过且过，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过去和未来的政治平庸化问题的思想武器。正如周德义先生在《生命的伦常》一书《自序》中所说：“今天，当我以几十年的阅历和思维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所从事过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选择、萃取、坚持都是有意义的事情。反省、解剖、批判自己，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环节。”[4]（P3）这就是立足现实，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负责任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国传统人生文化的要义。例如，《周易·乾》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之说。再如，《论语》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记载。
其次，从空间关系上认识人生和处理人际关系，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寻求社会和谐的理论依据。“我在何方？”是周德义先生反复思考的问题，他在《关于“世界”》一文中说：“我常常沉思自问：‘我在何方’？”[4]（P283）我在和周德义先生探讨“一分为三”命题和“我在何方？”问题的关系时，他说：我在思考自己的位置时，意识到我存在于上下左右之间，即：我不仅存在于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现实时间之中，而且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他在《论“一分为三”》一文中提出：“空间是三维的（ 或具有三度性），任何物体的体积、位置，都是可以沿着长、宽、高三个方向运动变化的，而且物体的体积、位置以及它们的变化，只有通过一点引出三条互相垂直线上的三个数字（ 长、宽、高），才能表示和计算出来。”[4]（P225）这就是“一分为三”方法论为人生空间定位提供的理论依据。一个人在空间关系上正确认识所处的位置，即在空间关系上明确人生定位，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从而“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也就是通过人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究竟怎样从空间关系上认识人生和处理人际关系，周德义先生在《关于与“一分为三”相关联的一些辩证范畴》一文中提出了三组范畴：一是与事物存在状态相关的辩证范畴：左——中——右，过分——适度——不及，个别——特殊——普遍，前进——静止——倒退；二是与事物运动状态相关的辩证范畴：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量变，矛盾斗争——协调统一——矛盾斗争，起始阶段——中间阶段——终结阶段；三是与事物相互作用相关的辩证范畴：正——反——和，同一——交叉——并列，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决策——执行——监督。[2] （P86-98）按照以上范畴相互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处理人生的上下左右关系，是“一分为三”方法论在认识和处理人生空间关系上的具体运用。他在《哲学的深渊》一书中还举例分析了上述范畴的具体运用：“中庸之道是研究‘用’（庸）‘中’的学问，亦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的基石和孔子终身倡导并始终厮守的立身处世的基本方法。中庸之道又派生出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学之道等等。中庸是规矩、礼义和法则，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个适宜的‘度’。这种‘适度’，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与此相悖的是‘过分’与‘不及’。”[8]（P231）做人做事在“过”与“不及”之间取其“中”，也就是事物三分之中取其适度的一点，凡事不是损害上下左右，而是有利于上下左右，“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人际和谐以至社会和谐由此而成为可能。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更加和谐”。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周德义先生著45万字的《和谐论》，2012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专著中，论述了“一分为三”方法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事物都是由‘两个极端’与‘中项’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三’是‘对立面统一为三’，是中庸、过、不及构成的‘三’，也是‘三生万物’即三极并重的‘三’等等。”[9]（P427）也就是说，事物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彼此之间有一个中介的，发挥好中介作用，和谐就有了基础。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中，按照“一分为三”方法论准确定位人生，并发挥好相应的作用，也就为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
二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周德义先生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旨在传承和创新文化，创新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应用。正如杨志军在《当代中国“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诠释与构建》一文中所说：“哲学思维中的‘三分法’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者触碰到但是没有拿在手中的思维利器。从实践中的连续体特点和理想型的连续体模式出发来追求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可看作是‘一分为三’哲学思想新运用，是提炼并超越国内外政治和公共行政学者研究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精华。‘一分为三’又曰‘三分法’，有关‘一分为三’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自不必说，代表人物为庞朴、雷正良（坚毅）和周德义。已有众多将‘一分为三’理论运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如用于分析学科发展、分析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等等不一而足。”[10]这一论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周德义先生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既是文化传承，又是文化创新，就是要从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思想资源，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理论依据。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从历史遗产中传承和谐文化，并在传承中创新。周德义先生在《生命的伦常》一书的《自序》中说：“如果说我也有创新，那么这种创新也只是在传统保守与未来创新之间做点文章，它的源头来自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4]（P3）
例如，关于老子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求索》等学术期刊发表《〈道德经〉之“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研究》、《论〈老子〉本体论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意义》等学术论文。此外，他撰写的《论无为、有为与不为》一文也论及老子哲学思想；学术专著《哲学的深渊》一书列有《论〈老子〉本体论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与西方哲学比较》专题，《和谐论》一书列有《道家学派和谐思想》专题。上述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老子》的“道”中探求“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以及在当今的应用，提出“实践修身行‘道’，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主要在于不自满”的观点，[4]（P172）对促进人际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再如，关于“中庸”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一分为三”的若干思考——兼与庞朴先生商榷“中庸的形态”》、《论“一分为三”之中庸学说》、《中庸的意义及其实践》等学术论文。此外，他撰写的《关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考》、《论“一分为三”的世界》、《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等学术论文也论及中庸思想。周德义先生在《关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坚持克己中庸的道德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1]他在《论“一分为三”的世界》一文中还说过：“中庸与过，与不及，构成对事物的三分法。中庸之道就是‘一分为三’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简单地说是‘一分为三’的另外一种说法。”[12]上述研究对于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还如，《和谐论》一书列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思想》一章。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谐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先秦时期的和谐思想”，“汉唐时期的和谐思想”，“宋元明清时期的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家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董仲舒、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夫之等的和谐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阐述，理清中国古代和谐哲学思想的源流变迁，意在吸收前人和谐哲学思想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其次，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从他山之石中借鉴并传承和谐文化，同样在借鉴并传承中创新。周德义先生在《和谐论》一书中指出：“和谐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9]（P5）“西方和谐思想源远流长”。[9]（P177） 这就是对西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缘由。
例如，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此在”研究的启示及其引发的思考》等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在《说“在”之“道”》和《彼在》等学术论文中，专题研究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范畴。周德义先生认为：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的概念，从而使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8]（P114）他在对海德格尔“此在”范畴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彼在”范畴，并在《彼在》一文中阐释：“一切事物都是因时而生，因地而生，因缘而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因时因地因缘而在，称之为‘彼在’。这是广泛意义之‘在’，是既包含生存之在，又先于生存之在的在。这种普遍意义的‘在’是与海德格尔所思、所讲的‘此在’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海氏之‘此在’是‘生存之在’，是‘我在’，具有特许的含义。因此，‘彼在’与‘此在’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在’与特许之‘在’的关系。……。相对于‘此在’的‘彼在’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的‘存在’。而‘此在’是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得到的足下的‘存在’、周边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而‘彼在’则不然，是‘在时’、‘在场’、‘在缘’之‘在’。‘彼在’是广大的万事万物之在。‘此在’是狭隘的人之所在。有了‘彼在’，也就有了‘此在’，这样子，我们的认识路径更是清晰清新而不会完结的了，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从‘此在’即人出发的，我们是从人的自身出发的，我们是从有限的追求出发去实现无限的意义的。”[13]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的创新在于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提出了包含“在时”、“在场”、“在缘”三个要素的“彼在”范畴，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了“存在”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求得人的认识在时空中的和谐统一。
再如，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周德义先生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黑格尔自然哲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等学术论文。上述论文侧重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吸收合理成分为构建社会和谐服务。
还如，《和谐论》一书列专章《西方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西方古代和谐思想的起源”，“《古兰经》的和谐思想”，“中世纪宗教哲学的和谐思想”，“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视野的和谐”，“西方社会学视野中和谐的多重维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内容，从而表明“和谐”是西方哲学从古至今不变的研究课题。
周德义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既是在传承中创新，又是在创新中传承。按冯友兰关于研究方法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分类的说法，周德义先生的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即传承，更有“接着讲”，即创新。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表述是：“宋明以后的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14]（P1） 周德义先生的哲学研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注重了“接着讲”。“照着讲”是科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没有传承何谈发展，然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即“接着讲”，可是，“接着讲”比“照着讲”的难度要大得多，也就是张世英在《师心与师古》一文中所说的：“德国学者施耐德巴赫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德国哲学界以对过去的伟大文献作注释、修订、整理、重版为时尚，对哲学问题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灭；名为哲学家实为历史学家或语文学家的人都有一种‘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称讲话的危险，他们不敢说‘我说’、‘我认为’，而是畏缩地称‘他说’、‘他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哲学史上已经故去的伟大哲学家。”[15]周德义先生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研究西方哲学，从不回避“我说”、“我认为”，注重在传承的同时创新，也就是说不仅仅“照着讲”，更注重“接着讲”，具体表现为既运用“一分为三”方法论研究中西哲学思想，又从中发掘“一分为三”方法论的思想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周德义先生哲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特别注重人生修炼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哲学理论依据，从而凸显了周德义先生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面向社会生活的实际是需要勇气的。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课程开讲词中说过：“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16]（P3）对此，周德义先生的研究实践表明：他是做到了的，注重哲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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