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代名人。但一直以来，研究和介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却很少见。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一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鲁迅曾经很赞赏蒋介石
其实，鲁迅曾经很赞赏并期望于自己的浙江老乡兼老弟台蒋介石。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45岁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国民党方面的比自己小6岁的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这是在鲁迅笔下第一次出现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名字。其时，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1927年离开厦门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的中大的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
朱家骅和鲁迅一样都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朱家骅又是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所器重的主要新锐人物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从政的成功典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做过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学术界也有良好口碑。
朱家骅何以能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这要从蒋介石的用人观念说起。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用人是极重“三缘”的（地缘、学缘和业缘），尤其地缘。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故其核心班底和左右亲信人士也基本都是江、浙一带人，如戴季陶、张静江、叶楚伧、邵元冲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其中张静江和戴季陶不但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也是蒋早期发迹、攫取党政大权时最得力的襄助者和提携人。而朱家骅得蒋赏识和信任，一方面固有与蒋同是浙江人的“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张、戴二位在蒋面前对他的举荐。鲁迅日记记载：1月26日“晚往骝先（即朱家骅）寓夜餐”，2月1日“夜往骝先寓夜饭”。2月1日是旧历除夕，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可见二人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蒋介石后来的连襟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在鲁迅的文字记录中第二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1927年6月12日的致章廷谦信：“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孔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这封信中的前一个“介石”，指的是鲁迅北京时期的同乡兼同事郑奠。“孔公”就是当时支持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护党救国”的蔡元培，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介石同志”，自然是指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之后的蒋介石。鲁迅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即是欢呼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胜利，文章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广州《国民新闻》上。伴随着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出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同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则对鲁迅多有借重，尊重。
鲁迅在“蒋记”国民政府中拿高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上海的鲁迅坚持以杂文为武器，揭露批判的锋芒开始转向国民政府新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广州，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仍然不放弃每一个机会进行拉拢。
现有的史料证明，在1927年北伐胜利、鲁迅到达上海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初建之际，鲁迅因为生计，通过他的朋友们，仍然维系着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谦、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为他在浙江大学研究院谋取职位。这是上海“四一二”事件后一个月的事。该事虽然没有成功，但鲁迅仍然写信给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向蔡元培去争取，且对蔡元培大有微词。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值此国家重建之际，面对新的机会，鲁迅又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结果，蔡元培经过考虑，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700元。东北“易帜”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鲁迅曾为此颇感欣慰。但完成“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却实施剥夺民权的所谓“宪政运动”，把鲁迅一步步推到了蒋介石和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懂得把握“分寸”的鲁迅
目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1930年2月13日，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鲁迅思想急剧转变。但直到这时，鲁迅仍然还是领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津贴。但从鲁迅的文字里，当局已经感到浓重的敌意。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很滑稽。这或许说明，国民党当局并不想真的逮捕鲁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鲁迅的敏锐和精明，对这种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对内山完造说：“‘通缉令’其实是不要紧的，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下什么‘通缉令’了；这只是在警告你：你有点讨厌，‘最好闭嘴’，如此而已。”鲁迅向来反对“赤膊上阵”，反对快意一时却输光老本的牺牲。他主张“壕堑战”，主张在保存自己前提下的“韧性的战斗”。所以，对于当局以“通缉”方式发出的警告，他既介意，也不过分惊慌失措。曹聚仁曾这样说到鲁迅：“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仅仅明白当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还不够，还要明白这“分寸”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不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蒋介石，就是鲁迅所理解的一种“分寸”。
在鲁迅看来，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开骂蒋介石，当局就不得不采取某种实际的行动，即便不捕不杀，也要让自己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所以，也就有了鲁迅与李立三会面并不欢而散之事。冯雪峰、周建人等在回忆中都写到，1930年5月7日晚，鲁迅曾经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之约，往爵禄饭店与李会面。李立三对鲁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查《鲁迅全集》，确实未有一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可见，在鲁迅看来，一旦用真名发表过于激烈、过于直白、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文章，就越过了当局的容忍限度，就等于是跳出了“壕堑”、爬出了“坦克车”，就是在“赤膊上阵”。而依照鲁迅一贯的处世方式，他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蒋介石百般拉拢鲁迅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进行对鲁迅的拉拢。1930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这与许广平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
但蒋对鲁迅并非一弃了之。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介石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介石委托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治病，是事实。这之后也就有了蒋介石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策反”鲁迅的历史“公案”。
带着“通缉令”去世的鲁迅
李秉中，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他虽然回国后一直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职，但并非“文革”期间部分文章所说的是蒋介石的“鹰犬”。在鲁迅的青年朋友中，他与李秉中关系的密切超过许多人。从1924年1月至鲁迅去世，鲁迅的日记中关于李秉中的记录有一百三十二次，其中，记李秉中给鲁迅信五十二封；鲁迅给李秉中信三十封。实际应该更多。李秉中曾奉蒋介石之命写给鲁迅的一封信，大意是说只要鲁迅“同意”，李秉中他愿意把解除鲁迅的“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
蒋介石如何找到李秉中由他出面施放国民政府对鲁迅的所谓“善意”，至今尚未见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考证。但从李秉中信的内容看，显然是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向鲁迅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却大致可以认定，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结果。鲁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李秉中的“好意”。1936年10月19日，鲁迅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鲁迅病逝，举国同悲，世界震惊。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周树人（鲁迅先生）的病逝发出了3份著名的电文：其一是“致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慰问唁电”；其二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通电”；其三就是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十分尴尬的“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电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等，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到此，鲁迅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或许算是画上了一个尚未完结的句号。
（选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2期/水云间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