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似乎没有一部历史总概能让我们一睹全貌，这再次印证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论断，“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观念正在被克服。”为此我们通过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反思”，期待形成有效的批判机制，这有别于常见的教学评估模式。
聚焦上海两所专业设计学校，“构建”具有历史情态而不是抽象表述的历史，借以敲碎中国设计教育的“外壳”和既定框架，以期获得独立的发掘成果，形成对当代设计教育有益的知识和方法。诚然，我们还是没有忘记“阅读”国际成功的设计教育文本，以上研究虽然欠缺绝对的比较条件，却不失为一种尝试。
沈榆 教授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设计创意中心秘书长
中国设计教育现状的思考与展望
张福昌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制造大国和设计教育大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1400余所院校设有艺术设计相关专业，每年10万多毕业生走向社会。展望未来，中国设计教育既充满希望，又面临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代设计教育历史短，发展快，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机遇与背景，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设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设计教育 背景现状 思考建议
一、设计教育发展的背景与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凭借资源、人口和政策等优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制造大国、教育大国；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文化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商品竞争由技术竞争转向设计竞争，设计成了热门领域。
尽管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更不是创造大国，普遍存在如下问题：尽管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设计文化创意产业，但是至今停留在“保护条例”“通知”和“指导意见”等，还没有出台一部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绝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设计创新意识淡薄，急功近利，满足于来样加工的“贴牌”产品，缺乏自主的品牌。没有设计开发部门，企业研发能力很弱；生产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平均为发达国家的1/15至1/20，停留在劳动密集型和生产经营粗放型阶段；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附加价值和效益很低；企业的研发（R&D）投入严重不足，科技创新薄弱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发展的瓶颈。
历史还告诉我们：发达国家不但有发达的经济，还有繁荣而先进的文化产业。世界发展规模一流的经济，客观上要求造就世界一流的文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平均占国内GDP份额的10%左右。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到了25%，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达43%左右。我国现阶段文化产业仅占我国GDP份额的不足4%，占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份额的不足3%，这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振兴传统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改革、发展经济、惠及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2007年2月13日，温家宝总理还作了“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的重要批示，2010年国家11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2011年10月2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和任务， 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建设文化强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一项紧迫任务，可以预见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世界各国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历史性的转型，为产业培养人才的设计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期。
二、设计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设计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陈之佛、庞薰琹等大师留学日、法等国归国后开始，当时主要是图案和工艺美术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回国后，适时引进了国外现代设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90年代后期开始，在产业化和行政化的洪流中，我国的设计教育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开设产品设计专业，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2300多所高校中有1400多所大专院校设立艺术设计专业。每年有33万设计艺术类在校生，数以千计的设计艺术类的研究生、11万本专科毕业生走向社会，我国两年毕业的设计人才超过日本战后近半个世纪培养的人数；我国设计教育的学科门类、层次齐全，应有尽有，学科分类新专业和新方向层出不穷，设计图书层出不穷，设计比赛、展览和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活跃、频繁；每年很多设计领域的学子到各国留学和回国服务，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设计师在国际设计比赛中屡屡获奖，我国不但成了世界的设计教育大国，同时中国设计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历史比较短，加上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世界一流的设计院校，还没有设计生产出世界公认的优秀产品，还存在诸多影响设计学科健康发展、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1.学科分类缺乏科学性
发达国家的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多为通才教育，强化基础以适应将来的需要。而我国现行的本科专业目录与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相似。中国与日本比较，学科门类数相同，但日本无二级学科目录，专业方向每个大学可以自主设置调整，我国详细规定了二级学科目录，并且以此进行学科的评估和考核。我国最新的学科目录还出现了“工业设计”专业限在机械学科里设置和招生，在艺术院校和设计艺术学科只能够设置“产品设计”专业而不能够招工业设计学生，其科学性、合理性引起了置疑。
2.学历层次结构不合理，学位点分布不平衡
我国的博士、硕士、本科与专科比例悬殊太大。每年大学招生近千万，研究生几十万，而设计艺术的博士仅几十人，并且设计艺术的研究生学位点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和大城市，西部及中部等地区连本科还有空白，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
3.普遍缺乏学科特色、正确定位和学科带头人
学科特色和正确的定位是学科建设的生命。我国设计院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大多以国内几个代表性大学为样本，相互仿效，大同小异，普遍缺乏学科特色，致使普遍缺乏学科带头人、教师普遍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及长远计划、学生知识结构和技能类同，缺乏竞争力，造成就业困难。
4.师资队伍水平亟待提高
由于我国培养模式又多为“烟囱式”（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在一个学科），因此“近亲繁殖”十分普遍，设计院校的专业教师很多是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加上很多设计学科成立的时候为了职称、高学历需要，引进了一批美术、理论、工程技术等非设计领域的教授、专家，一下子成了设计学科的带头人和设计专家，其中一部分教师经过研修学习融入了设计学科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也有一部分没有融入设计的教师，他们普遍没有经过严格系统的设计研究训练、缺乏在企业从事设计实践的经历、缺乏国际设计视野的海外经历。
由于很多设计学科没有特色和定位，教师没有研究方向和长远目标，加上中青年教师普遍经济压力较大，各显神通创收，一部分教师为了完成工作量和增加收入，无选择地拼命上课；有一部分有能力的教师在外面开公司和兼职，很多精力用于创收，教学成了第二职业，甚至利用上课和学生为老师创收，影响教学质量。
我国设计院校的学科普遍没有像建筑和理工类那样结构合理、方向明确而稳定的教学研究团队，加上“艺术家”个性都比较强，教师各自为政，高水平学术成果无法积累和传承。
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部分院校教师队伍在学历、年龄、职称、性别、知识等方面结构很不合理，亟待调整。此外，很多院校的教师队伍中，本校教职工亲属、教师夫妻在同一个大学或者同一学科工作以及很多专业教师在所在学校和学科解决学位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已成为一大特色。
5.片面追求学历
设计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需要所有专业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很多设计院校不是引导教师正确定位，创造条件把教师培养成专家，而是和研究型大学一样片面追求教师的博士学位比例，现在不少职业技术学院也都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为此，很多中青年教师为了学位和职称年复一年疲于学位要求的各种考试、论文写作与发表，无法安心教学，还致使一些优秀人才外流。一时间设计博士学位点成了成千上万设计类教师们梦想拥挤进去的殿堂；核心期刊的版面费节节攀升，让师生们苦不堪言；还涌现了专门代理联系到国外留学、专门代理写博士论文和帮助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职业枪手及其地下黑心“产业链”的“新生事物”；垃圾论文满天飞，由此一批 “快速成型和镀装”的真假“博士”应运而生，鱼目混珠，让人眼花缭乱，更有甚者不以“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为耻，还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尽管人数很少，但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极坏。此外，事实证明：一些博士适合从事研究，并不适合从事设计与教学。再说，全国只有8个设计艺术博士学位点，如果每年能够授予100名设计艺术博士学位（现在每年不会超过50名），我国近5万名设计艺术类教师，需要500年才能够完成。因此，这是不科学和不切实际的。
6.“贪大求全”造成师生比失衡，教学质量下滑
由于艺术设计学科相对理工学科投入少、效益高、生源多、需求大，因此，在急功近利的教育产业化潮流中，好多学校“贪大求全”，专业应有尽有，不管办学条件拼命扩大规模，学生成了“取款机”。改革开放前，设计学科每个专业一般招收10至15名学生，师生比一般为1：4左右，现在为了经济效益，有的专业每年招几个班，每个班几十人。国内有的著名美术学院，过去全校才百名左右学生，现在有各类学生近万名，一个教师每年要承担几十名学生的教学任务，连学生名字都无法记住，更无力培养精英人才；扩招后，普遍造成师生比失衡、学风和质量下滑，加上网络的诱惑，很多学生终日迷恋于网络、无心读书、普遍缺乏理想、责任和使命感，缺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令人担忧。
7.课程繁多，学生负担过重，创造力低下
现在大部分院校的设计学科盲目仿效其它学校，课程片面追求多而全，课程有增无减，科目繁多，某大学的设计学院初期只有十几门专业课程，现在连公共课在内有近二百门，缺乏主干、特色和精品课程，很多“时尚”的课程由于上课教师本身对课程缺乏研究和积累，往往也一知半解，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学生负担过重，疲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没有时间认真读书和到企业参加实践以及开展各种培养创造力的活动。国外设计学科的课程几十年来名称和内容在不断变化，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不变，让学生有更多时间自学。
8.招生模式改革需求迫切
一流的大学在于能够招到一流的学生。目前，我国设计艺术类招生主要有理工类和艺术类两种。理工类按照理工科考试成绩录取，艺术类是文科成绩加专业成绩录取，在我国“应试教育”传统影响下，高中就分科学习，造成理工类学生缺乏人文知识素养和美术基础，而艺术类的学生普遍缺乏理工知识素养、外语成绩比较低，按照现在的招生制度，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录取的学生基本上是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处在中等的学生，一些专业非常优秀的学生往往由于外语、政治等某一门成绩不及格被淘汰，十分可惜。钱钟书先生考大学时数学为0分，但是语文100分，被破格录取，如果在现在，肯定不能够上大学，然而他实践了自己“横扫清华图书馆”的诺言，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大家”。不改革现行的招生，就很难招到真正的“千里马”。
9.“政、产、学（研）、商”关系松散，毕业生就业压力日增
“政治、产、学、研”结合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之一。四个结合，一方面能加速科研成果转换成现实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同时，对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综合素质、创造能力的设计人才具有现实意义，也关系到教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由于现在我国大学的评价系统在发表高水平论文，和企业的期望相左，因此，“政治、产、学、研”往往流于形式，缺乏长远的、综合性高水平项目的共同合作开发设计研究。也因此尽管我国每年有很多产品在国内外获奖、有很多设计取得专利，但真正转换成商品、给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设计很少。
10.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
由于很多设计学科领导缺乏对设计学科的认识，往往根据自己的学科出身来规划学科、购置图书、设备。因此，几乎所有艺术设计学科缺乏必要的国内外专业报刊图书资料室、模型样机加工工作室和主干课程的研究设备的投入。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科学和文化研究的设计学科很难培养有创新设计能力的优秀人才、很难成为高水平的学科。
11.学科管理期待改革
周济院士在任教育部长时曾经告诫过大家，学科建设最怕折腾。可是折腾的设计学科不在少数，尽管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主要是管理制度造成的：我国的大学管理是行政化二级管理体制，学科建设的所有权力和资源集中在院领导，院长是上级任命的，院长就是当然的学科带头人，院长的专业特长往往就是学科建设的方向，每一位新的领导都雄心勃勃想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天换地，搞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在“急功近利”的压力下，为了立竿见影，往往每一届不同的专业背景的院长就会抛弃原来的学科特色，标新立异搞各种引人注目的活动。由于每一个院长不能够担任两届以上，尽管他们的愿望很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长此以往学科反复折腾，给学科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殊不知一个学科特色的形成需要几代师生的共同努力、靠这个学科的所有毕业生在学科特色领域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得到社会认可才能够形成的。以日本千叶大学设计学科为例，9个研究室都有老中青、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每一个研究室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明确；教学经费和教学工作量相同；系主任由9个研究室的教授轮流当，为学科服务一年，没有副主任，只有一名系秘书协助，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和权力，加上工作压力大，教授们都不愿意当主任。
提出以上这些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我们在设计教育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在我国的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以后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反思，尤其在当前世界历史性的产业转型时期，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设计教育，必须抓住不可多得的机遇，根据建设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深化改革，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把设计学科逐步建设成特色鲜明、定位正确、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学科。
三、设计教育的思考与展望
众所周知，教育乃立国之本和希望所在，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为此，钱学森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国的重点大学如此，设计学科也一样。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等教育家指出：大学，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大爱也。大学是从事研究工作、培育人才的地方。一流的大学更是能够汇集国际知名学者、能够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能够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地方。大学的产品是学生，学生是大学真正的主人和上帝，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不在于拥有多少硬件设施和多少创收，而在于一流的大学更是能够汇集国际知名学者、能够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能够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地方。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新兴的设计教育，其性质、任务、目标是一样的。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转型时期。21世纪是文化消费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反思大工业文明的功过，创造崭新的“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有丰富的世界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有勤劳、勇敢、智慧的56个民族；有世界最丰富的设计人才资源；有世界1/4的消费市场，加上政府建设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设计教育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强设计教育管理的体制、招生和学位制度、学科特色定位、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质量、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设备条件、产学研结合、设计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创新和精英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发展道路。
为把中国设计教育从“大国 ”建成设计教育“强国”，必须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从国情出发，加快设计教育改革，建议如下。
1.制订政策，控制规模，调整结构，确保质量
从“贪大求全”“做大做强”转向“做精做强”。教育是一门科学，设计教育也必须按照科学规律来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规模、效益、结构、质量”关系，否则就不能够健康发展。在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下，很多设计学科“贪大求全”，别人有什么专业就上什么专业，一哄而起，加上教学同质化现象严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国内外产业和产品转型的历史时期，发展规模的时期已经过去。事实证明：至今我国还没有一个“做大”的设计学科是“做强”了的，除了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外，质量却明显下降。因此，要从规模效应转向质量效应，要严格控制规模，加强培养过程管理，防止把设计教育搞烂。要根据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不断调整专业结构，有计划地培养各类设计人才。既要加强设计实务人才培养，也要加强设计管理和设计战略等高级人才培养。一定要创造一切条件培养学生具有熟练的动手能力，参加综合性的团队协作设计项目实践训练，把学生培养成一专多能、有创造力的高素质的设计人才。
2.制订培养“杰出设计师”的长期规划
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我国要从制造大国建成制造强国，除必须有先进的制造技术设备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一批在生产一线的杰出的工程师；要从制造强国建成创造大国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培养一批在各个领域一线的“杰出设计师”。这里要指出的是：杰出设计师必须长期在企业的设计实践中培养。十几年来我国已经培养了百万以上的“美工”，以往的培养模式将成为历史，时代呼唤设计精英。希望我国有远见卓识的设计院校能够和著名企业联合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
3.强化学科特色和正确定位，造就一流的师资
特色和质量是大学教育的生命。大学主要由“学科”“学者”“学术”“学生”“学风”组成。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若干所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的设计特色品牌院校和学科，成为优秀设计人才的孵化高地。各校要根据学校的历史、学科的优势、地域资源和文化特色，凝练学科特色。造就达芬奇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人一生能够做成功一件事就非常了不起了。要 “送出去、引进来” 造就一支既有真才实学、又有实践经验和国际视野的优秀师资、专家队伍。
4.办极致的本科教育，强化基础和常识教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帝尔曼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现在很多院校的课程体系缺乏科学论证，往往分管领导说了算。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由于很多设计院校增加了很多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时尚的课程，学生负担太重，加上网络、微信、微博的信息泛滥普遍造成学生基础薄弱、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还把我们很多的“博士”培养成了缺乏常识的“窄士”。
5.改革招生制度
设计是科学技术、经济、生活与文化艺术、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综合性学科，需要真正热爱设计事业、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特长、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人才。高中的文理分科造成了人才的知识缺失。要改革考试制度，能够多渠道发现“千里马”破格录取特殊人才。要从有实践经验的设计师中选拔成果突出、对国家贡献大的设计师到大学深造培养。建议设计学科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优秀的学生应该优先录取，取消外语和政治科目的最低分数线，可以在入学以后强化训练外语和政治学习。由于设计工作特别是形态、色彩、装饰、舒适性、个性和时尚性等美感方面的技巧表达，就像唱歌、舞蹈、体操、杂技表演一样需要设计师经过长期反复艰苦的设计实践和积累才能够培养，绝不是仅仅靠阅读和写论文能够培养出来的。
6.建立全方位设计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要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创新型教师。教师是良心和责任的职业，要从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和科技能力的指导者，要尊重学生个性，营造民主宽松的学术气氛；要根据学科特色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按“少而精”原则抓好核心课程，创建精品课程，提倡学科交叉选课，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加强实际动手能力训练；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变“灌输式”，采取“互动式”，改变“烟囱式”近亲繁殖，采取“交叉式”多元培养，通过“政产学研”相结合的重大项目，组织教学；建立起义务教育、专业教育和社会普及教育相结合的设计教育体系，设计教育从娃娃抓起，让民众成为设计的主人，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性，使其成为设计教育的社会基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设计人员的终身再教育制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文化市场需求不断变化，设计人员必须高度重视自我的知识更新，要把再教育作为终身的任务。
7.加大投入，完善育人环境
设计学科是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交叉的新学科。要加强理工、人机学、材料学、形态色彩、知觉等研究，尤其要加大专业图书、期刊和加工实习场所建设，按地区建若干世界先进水平的“设计科学研究中心”，资源共享，减少重复投资，提高设备利用率。
8.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术的发展在于交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国际学术和多元文化的交流特别重要。设计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交叉、多元异文化的撞击与交融的结果。先行的发达国家的设计教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只有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才能使我们有机会接触、了解、学习学科前沿，才有可能进入学术的前沿，才能少走弯路并有所创造。
9.加强设计科学与文化的研究
高度重视“环境”、“文化”与“人才”三个生态的研究，使中国的设计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要克服设计教育就是美术教育、设计无科学研究的偏见。长期以来，艺术设计领域的研究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研究，而缺乏对设计科学规律奥秘的探索和综合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也主要是到民间采风考察收集资料，然后，应用色彩、图案等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进行设计，而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促进传统产业的振兴发展。我国的中药传播到日本以后，他们经过长期科学研究以后，使中国的“汉方”成了日本的“东洋医学”。一些发达国家利用他们的科研优势，对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最后他们取得了成果，反过来占领我国市场。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传统的设计教育和研究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近几年来一部分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利用他们的基础研究优势介入设计的科学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当前，整个世界已认识到大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因而对“环境生态”的研究已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大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和影响，尚未引进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回顾历史，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文化，穿苏联图案服装、建苏联风格建筑、讲俄语、按苏联教学体系培养人才。改革开放后又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文化浪潮此起彼伏，一时间中国成了欧美、日韩文化的大市场，致使不少传统产业和传统文化迅速消失或濒临消失。在教育产业化影响下，各校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盲目发展热门专业，致使“人才生态”失衡，供需矛盾突出，造成就业形势严峻，诸如此类，理想信念、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种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无不是“文化生态”和“人才生态”失衡的反映。不是因而不要发展高等教育，不要文化交流，而是要像研究自然环境生态一样高度重视“文化”和“人才”的生态研究，否则会像破坏自然生态造成自然灾害，终有一天会受到自然报复一样，会埋下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危及人类社会本身。
设计是时代文明的镜子。设计是用智慧和良知服务人类的产业，是应用科技的成果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未来，造福人类，将人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将人们的需求和概念变成商品、是精神与物质、技术与艺术的统一的系统工程。设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需求是设计的原点与归宿。设计贵在创新，而一切创新的核心在于能否商业化、在于能否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在于能否创造“天人合一”的和谐系统，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设计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设计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设计是永恒的产业。
张福昌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名誉院长、设计科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工业艺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工艺美术协会顾问及工艺美术职称评审专家、《家具》《中华手工》杂志编委顾问、亚洲设计文化学会（日）副会长兼中国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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