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十世纪初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鲁迅接受了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主义的思潮 ，并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反叛传统，摧毁旧的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接受与反叛的整个过程中，鲁迅始终处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当中，在矛盾中他进行着痛苦地审视、反省与选择，这一过程使鲁迅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完成了现代性质的转变，建立了全新的现代的文化思想体系。
【关键词】 鲁迅；矛盾；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I 2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70（2009)2-0013-02
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是新旧文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反传统和建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社会的变革，首先有赖于人的素质、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根本变革。鲁迅重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十九世纪后期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强调以“个人”为本反抗社会的学说。认为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有赖于科学的理性精神，有赖于科学的进步，推崇以“个人”为本，寻求人的解放，重点是人的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及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鲁迅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这样一种个人的精神反叛看作是“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的最佳途径。在强调“立人”的思想基础上，从个体“人”的主观性、自觉性、与认识性的高度，建构实践性的思想文化启蒙方式。把每一个国民都能成为具有深刻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立的全“人”，成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的“人”，作为“立人”的具体目标。在文化观念上，鲁迅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人作为高度自觉的主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立人”就是在尊重人的个性和平等、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来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目的是要使国民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用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鲁迅从现实的教训中意识到，改造国民精神比医治肉体创伤更重要。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3]鲁迅弃医从文，放弃从肉体上解除国人痛苦的工作，而着重从精神上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倡导“立人”思想。鲁迅的一系列创作着力于“画出国民的魂灵”，“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这就形成了鲁迅文化思想的独特个性。在鲁迅看来，中国像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要传播新思想，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众多的不沉觉者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而启蒙的首要工作，则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5]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仍在思考中国的“人史”，并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6]鲁迅认为历史的变革，首先应当是思想的变革和观念的变革。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谋求通过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使处于愚昧落后精神状态之中的国民，能够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7]鲁迅所具有的鲜明的文化使命，是由于鲁迅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观念与价值标准，即完整的、彻底的和独立的现代观念与现代价值标准。所谓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的价值标准，其内涵指的是文化的和观念的形态，具有“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独立的判断意识、批判能力，以及一整套建构和确立新的价值认定与取向的准则。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表明，在文学最终作用于人这个交叉点，文学自身的价值选择与文学如何介入社会相统一。这一点在鲁迅身上，做出了最好的思考和回答。用现代的观念和现代的价值标准来指导文化的反省与选择，鲁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把握历史、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感知方式与认识视角。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如何迅速地摆脱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紧要局面，这就要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相一致的新型国家和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以获得人的真正解放和民族的真正独立。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特定历史时期，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呈现出矛盾的文化观。即在理智上坚决地反传统，又在情感上不时地留恋传统；对西方文化既受其积极影响，又深刻地指出其弊端。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和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且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他追求人的主体性与普遍解放，相信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忧虑，倡导科学、民主、理性，却高扬着施蒂纳、叔本华、尼采等对科学、民主、理性持非议态度的思想家的旗帜，他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的规律性和永恒的发展，相信这种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内在关系，却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看到了近乎永恒的轮回。
向西方学习，试图从西方文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病症的药方，是近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与心理状态。鲁迅以近代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从接受进化论思想就开始确立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观。鲁迅以在南京求学期间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为起点，东渡日本后，广泛地接触了十八世纪以来近代西方文化各种思潮、学说的理论。鲁迅以为社会变革、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有赖于科学的理性精神。鲁迅早年抱以科学救国的思想，试图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来挽救民族的危亡。鲁迅进入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在日本又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说明了镭的性能及在科学上的价值，研究中国的地质和矿产，到1907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更明确地体现了鲁迅以“科学”进行启蒙的意愿。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天赋人权”的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鲁迅推崇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所宣扬的“天赋人权”理论，赞赏的是近代西方所强调的对独立个体予以关心的原则，认为“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观念有助于打破传统文化中的愚腐因子，摧毁以家族制度和礼教规范及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把人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鲁迅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自由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君主专制一样对个人、个性形成了束缚。他承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其自由平等原则取代专制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但对大多数人还处于愚昧精神状态中的中国来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杰出的“个人”来低就平庸的多数愚民，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后退。他认为自由平等观念孕育了社会民主倾向，使天下人人一致，荡无高卑，但这会蔑视和灭绝人的个性，窒息人的全面发展，导致文化精神趋于固陋，日渐颓衰，最终也会荡然无存。鲁迅也看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从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所出现的危机，“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1]盲目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其结果必将导致“物欲横流”的悲剧，鲁迅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在鲁迅看来，采用物质至上主义，唯功利是图的道德准则，有悖于“立人”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有碍于追求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更侧重于以精神为主体，改变国人精神为第一要著。
鲁迅文化观中个体性与主观性原则形成了对鲁迅笃信的科学理性精神和进化论历史观的深刻背逆。而他的思想体系中内含的源自完全不同的思想渊源的发展又得出尖锐矛盾的结论。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也采用双重的态度和视角，他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有意义的成分。“反传统”作为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功能来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不适应性，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等已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现实功能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否定性的，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美籍华裔林毓生教授在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时，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7]
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沿着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发展过来的，“平和”是它的主要特征，道家“无为”的思想又作为它的重要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导致了社会发展的缓慢和国人思想的禁锢。在这个社会里，家族制度和礼教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为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8]所以鲁迅在“五四”时期所撰写的许多杂文和小说，主题都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并以《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二字来认定社会的历史特征。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索中认为国民奴性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也是传统文化观念直接熏陶的结果。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宗旨，实为依附人格，使国民从中学到的是偷生、敷衍、献媚和弄权；而道家的避世逍遥，貌似超脱，实为“瞒和骗”，使国民从中学到昏庸、麻木和愚昧。传统文化的意识结构使国人无执信、无理想、无热情、无悟性。但林毓生教授认为鲁迅：“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8]鲁迅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无论如何都抹不去这种熏陶与影响的痕迹，如毫无“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意志，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的许多主张、做法、认识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等，都带有较浓厚的儒家文化特点。鲁迅对于传统所持有的合理选择的态度，导致了他在与传统保持联系当中，又重视和欣赏传统。鲁迅对汉唐开阔、自信精神的推崇，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收集与整理，对古代小说的学术研究，对民间社戏与传统的偏爱，以及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吸收、借鉴传统的艺术技艺等。鲁迅与道家文化也有内在的联系，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陷入悲观中，用抄古碑、读佛经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在“五四”退潮后，鲁迅处在寂寞、孤独的心境中，深味人生的愤激、孤独和虚无，才有了对于人生意义不同于常人的领会与把握。
鲁迅的文化观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它不是西方文化的复制，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鲁迅把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批判，置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来进行，加以理性的把握，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与选择，既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斥责唯西方文化是从的主张；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否定之时，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认同。鲁迅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价值判断，达到了对中西文化不同特质的本质认识与把握高度，成功完成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现代性转变，他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所唤起的精神，在近代中国是全新的、深刻的和具有独创性的。因此，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
【参考文献】
[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57、56、53-54.
[2]鲁迅.破恶声论[A].鲁迅全集第8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
[4]鲁迅.论睁了眼看[A].鲁迅杂文选集（上册）[M].外文出版社1976：85.
[5]鲁迅：呐喊·自序、两地书·八 [M].
[6]鲁迅.立此存照（三）[A].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26.
[7][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
[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2-3.
[9]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M].
[作者简介]吕继红（1968-），邢台市隆尧县人，现任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师，中文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