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以及由此延伸至艺术表现领域被“政治”所裹挟的状态得以逐渐破冰，以往被视为禁区的“人性”、“人情”、“人的欲望和心理”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艺术家们敢于公开表现的“新领域”。艺术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对普遍人性的描写，对人类情感和复杂心理的真实表现是新时期电影艺术复苏的第一步，也是电影沟通世界各国观众的第一步。
一、电影的海外传播观念
电影的海外传播观念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如何看待和处理电影海外传播的一种观念。它统摄于国家宏观的文化和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官方导向性。它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国家政策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文化海外传播的方式、规模和成效。
新时期伊始，中国电影在复苏的同时，也开启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历程。在中国电影是否应该走向国际，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体制各异、意识形态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西方社会，国内的文化领导阶层对此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指导思想：
1.以我为本，积极面向世界
1982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谈到电影海外传播的意义和指导思想时，他这样强调：“我们搞电影工作，当然首先要满足我国十亿人民的需要，同时也应该为对外宣传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等方面，我们电影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②从司徒慧敏这一篇讲话中，可以看出来此时期官方对于电影海外传播的几个认识重点：
首先，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首先满足国内广大群众需要的前提下，应积极地面向世界观众。”③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基础上，国家对电影的对外传播是持一种鼓励、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其次，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被明确定位为国家文化外交的一个部分，它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协助国家、共寻求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大范围的合法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跨文化交流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体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电影跨界传播的规训，并主导着电影海外传播的范围和方式。冷战时期对抗、防御为主的政治思维模式也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国内知识界对于海外传播的认识和反应。在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纪要中，这种政宣性的文化外交指导思想被进一步阐发：“在输出影片时……万万不能去迎合资本主义世界那些低级、庸俗、腐朽的思想和趣味。我们要在影片中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的风格和样式，表现我们新的思想和新的面貌。”④
2.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国电影怎样才能走向世界？“电影愈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便愈有群众性，也就愈有国际性……我们借鉴外国是应当肯定的，但主要应在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民族、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基础上，提高、发展，我们应该在乡土的、民族的题材方面下工夫，闯出我们自己的新路子。”⑤
“国外的电影界人士对我国影片包括三、四十年代的影片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建立起了自己民族的风格。我们还要努力提高质量，首先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越是民族的东西人家就越爱看。”⑥
“我国的电影一定要打入国际市场，但是怎样打入国际市场，我们过去有些看法不够准确。如《庐山恋》，我也支持过这个戏，想拍这样一个片子，靠庐山的风景等搞个风光片、旅游片来吸引国外的观众。听了国外的意见，才知道这个想法不对，我们搞一些香港、台湾、美国的东西，并不能保障这些片子能销售国外，相反，越是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东西，他们的电影做不到的东西，恐怕更能打入国际市场”.⑦
从以上各类学术文章和工作报告的节选来看，此时期，“民族化，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电影界的共识。
3.提高电影创作的质量，加强影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
谈到在国外中国电影回顾展中广受好评的三四十年代的影片譬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等片和《喜盈门》等当代生活题材影片时，司徒慧敏认为真实性和艺术性是促使这些影片被国外观众所青睐的重要原因。“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我们一些作者缺乏生活，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往往从概念出发，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不够真实，有些影片更是生编硬造，荒诞离奇，虚作假，这种影片引起国内观众的非议，在国外也受到很多责难。”⑧
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纪要中，进一步重申了对外传播过程中电影创作强调真实性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已与六十三个国家与地区的电影界建立了联系。我们一些影片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我们还要努力提高质量，首先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越是民族的东西人家就越爱看。其次，要加强真实性和艺术性。在输出影片时，还要适当考虑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特点和爱好。”⑨
此外，来自海外观众的反馈，也认为部分影片观影效果不太好，原因在于“情节虚假、失真，降低了影片的感染力。”⑩
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观众对我们充满好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古老、神秘的文化，近代战争和政治的传奇历史，底层平民的当代生活实景，电影作为一门表现艺术，如何通过艺术化的手法真实再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民族风貌和当代生活就成为电影吸引海外观众的重要素质。从以上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4.电影的海外传播要注重市场和发行
八十年代初，在有关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资料中，从市场和商业角度来讨论的文章不是很多，但也的确有个别的学者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客观、冷静和科学的见解。
《关于我国电影打进国际市场的一些意见》（陈抗）是这一时期从商业和市场分析视角来讨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问题的一篇非常醒目的文章。文章认为从出口创汇的效能来讲，电影相较于音乐、舞蹈、歌唱演出和美术、文物展销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和潜力，因此应该“大力发展电影事业，提高影片水平，打进国际市场，占据它应该占有的位置。”[11]接下来，作者以日本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市场和受众分析，针对日本观众的趣味倾向，提出中国电影向日本市场输出的有力条件和潜力所在。
除了该文之外，中国电影输入输出公司经理胡健结合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现状、困境也提出了具体、切实的见解。[12]
二、电影海外传播概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反思和政策调整中走向开放，电影也重新开启了自“文革”以来持续近十年的“闭关自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83年年底，电影文化的对外传播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和成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看中国电影输入输出公司[13]经理胡健对这些年来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途径、规模和成绩进行的总结：
“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非商业性和商业性两种形式和手段进行影片输出工作。前种形式是指供我驻外使馆、援外部门、远洋航运部门、友好团体、图书馆等单位做非商业性的映出，这种形式的输出平均每年约130个节目7538个拷贝。后种形式是指通过电视台、影片发行机构和影院商等购买我影片发行或播映权的方式进行商业性映出，这种形式的输出平均每年约162个长短片节目，546部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5个对象建立，初步形成影片对外发行的渠道。这就是我们目前影片对外输出的规模和水平。”[14]
在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中，他谈到相较于十七年电影文化的对外交流，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输出影片的业务范围更加开阔……输出影片数量大大超过1966年以前的水平……参加国际电影节或与一些友好国家互办电影周等活动也日益频繁……输出影片的题材和片种有了新的突破，改变了60年代时港澳和东南亚以戏曲片为主，非洲、拉丁美洲以战斗题材影片为主，西欧各国只购买美术、科教、纪录短片，对长故事片不感兴趣的状况。”[15]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在《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这篇文章中，作者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表达对于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一种忧患意识。如前所述，“文革”结束之后，电影走向世界的脚步更加开放和大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实际上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和影响力非常有限，出口创汇能力也基本上处于外贸逆差的状况：“从1979年到1982年，我们平均每年收人外汇为69.6万美元和7.3万协议美元，共折合人民币为141万元，平均年支出为人民币466万元。收支相减，每年亏损人民币325万元。”[16]
1980年11月，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行八人应美国国际交流总署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在此后的访问报告中，他们也谈到了中国影片打开美国市场的艰难：“我国影片基本上在美国没有市场。不少美国朋友只知道台湾和香港生产不少影片。听说我们年产七、八十部故事片感到惊奇，很希望能够看到。华侨的影院也多放映香港和台湾的影片，放映我们影片只是个别的，影响也不大。”[17]
1982年张骏祥在一篇文章中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外的发行网是很难突破的。去年到美国去，了解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电影老板对电影发行控制得非常厉害。你要想到他那些影院上演影片，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日本电影现在名气不小，过去《罗生门》，最近《影子武士》，都是得大奖的，但日本影片能不能经常在美国影院里上演，冲破他们的发行网？照样没有做到。我们不要急于想占领他们的电影院子。我们首先要设法通过非商业性渠道，争取我们的影片为美国人所知道，为欧洲人所知道。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的确许多人想通过电影来了解中国。这是很好的机会。”[18]
综上所述，此时期，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虽然也开启了商业化的进程，但有鉴于国家文化外交政策的规约和海外市场的狭窄，电影的传播多以官方色彩的文化交流和宣传为主，在欧洲、美洲世界各地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参加各类国际性电影节成为此时期电影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朱杰军曾对此时期中国电影文化交流的情况做过一次统计，我们对其做了一些补充如下：
以上这两个表格从深度和广度上大概展示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刚刚打开国门，起步走向世界的概况。总体而言，此时期，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还处于初创阶段，在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和规约下，电影作为宣传国家形象的一种手段，其海外传播被赋予浓厚的官方政治色彩，悬置市场开拓的艰难和电影的商业属性，我们的传播目标是：“被世界知道”，频繁的电影回顾展和国际电影节获奖，把中国电影重新带人了世界人民的视野之中，展示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艺术“深刻的现实主义”和活泼多彩的当代生活。虽然此时期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还没有蔚然成势，但其已经以蓬勃之姿预示了第五代电影在国际上的大放异彩。
三、反馈和反思：几部重点影片的海外传播
之前我们谈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概况。这一部分，我将结合几部当时海外观众反应比较热烈的影片来谈一谈国内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思维模式、具体途径（关涉题材选择、发行宣传、艺术技巧等问题）的反思和认识。
1.现实主义：当代生活的真实再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文化的对外交流多偏重亚非拉第三世界，之后便是“文革十年”的对外闭锁，新时期，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是陌生的，也是新奇的，在这种窥视心理的支配下，西方观众希望看到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的真实面貌，加之此时期国内对“真理”、“真实性”复归的社会思潮，艺术领域“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兴”，“现实主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观众感受和关注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视角和切入点。
《喜盈门》是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赵焕章拍摄的一部反映当代农村家庭伦理道德的影片，婆媳、妯娌、姑嫂、夫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影片却在海外观众中引起了共鸣。
1981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受邀访美，在华盛顿美国电影学会放映《喜盈门》，受到了欢迎，美国电影界人士对该片采用实景拍摄、演员们朴实的表演、具有民族风味的音乐的都给予较好评价[21]。此后该片在使馆、电影回顾展、学术交流会等对外文化活动中广获好评，评论主要集结于该片题材的普适性和对中国当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展现，譬如：
“《喜盈门》这部影片是介绍一个农民家庭的，西方的观众很想了解中国人民的家庭生活，因为欧洲观众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比较感兴趣的是反映生活的影片”[22]
“《喜盈门》十分引人人胜，通过影片看到了中国普通人家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各国的电影艺术家还建议我们在今后摄制影片时，尽可能采用同期录音，以保持人物的真实感；摄制影片要多用实景，增加真实感；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联合拍摄，可以使影片更生活一些，互相促进，使表演自然动人。”[23]
“《喜盈门》确是一部好影片……描写的故事真实，反映的问题世界各地都存在，有普遍教育意义。”[24]
对于《喜盈门》在海外观众中所遭遇的热情反映，石方禹这样总结到：“《喜盈门》受到欢迎，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主题，换句话说，它表现了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文明。正如美国知识界人士观后所说的那样：影片表现了中国民间的生活、中国式的性格人物、中国民族的道德观念，唯其如此，影片便有国际意义。”[25]
2.人性、人情味和艺术感染力
中国电影的政治倾向性明显，以及由此导致的说教味过浓，缺乏娱乐性，成为此时期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过程中被广泛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石方禹在访美时谈到：“美国朋友……表示过去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电影都表现了太多的政治内容、太多的政治性说教的对话，有的人则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电影是政治宣传，加上中国影片太做戏，真实感差，情节发展节奏慢，所以美国人不甚爱看。”[26]不少驻外使馆反映，我国影片的政治宜传味道强烈，政治词句太多。对此，石方禹建议“……倾向越隐蔽越好，倾向不应当特别地说出来，而应当在情节的发展中自然地流露出来。”[27]司徒慧敏在强调中国电影对外宣传工作的方法时，也谈到要把政治倾向性通过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28]
关于这种政治倾向性，非常突出的一个反例就是《城南旧事》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的获奖。
这部缺乏“政治色彩”的影片，以伤感、冲淡的散文诗风格和对历史的独特关照获得国内论者的盛赞。然而，正是这些交织了离愁别绪的童年记忆中的中国往事感动了电影节的评委和观众：“《城南旧事》之所以获奖……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影片，它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民族特色……美国朋友玛莎说：‘观片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怀乡之情。这部影片就象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回忆。’……日本的评委大岛说：‘我从头到尾都十分感动，都在流眼泪。这是诗，具有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的一种东西。…[29]人性、人情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始终是人类艺术的旨归，也是跨越异域文化，沟通人和人心灵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3.“伤痕”题材和国家形象
对“文革十年”浩劫和“极左”政治的反思是新时期中国电影表现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这种“伤痕”题材影片在海外传播中却遭遇了冷落和误解。1982年《天云山传奇》在香港电影节获奖，但是影片却叫好不叫座，港报普遍反映： “在全部国产片作品中，较多的是叫好不叫座，象今年的《牧马人》、《南昌起义》，81年的《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今夜星光灿烂》、《归心似箭》，80年的《七品芝麻官》及《樱》等，这些影片无论在艺术上、表演技巧上以及导演功力、故事情节、剪接及拍摄上都有一定水平，编导也有创新，有所突破，但是因故事内容不易为海外观众理解，大部分节奏缓慢，特别是描写‘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好人遭受种种折磨的故事，文化界及知识界对这些片子相当欣赏，就是一般观众不容易接受。”[30]
关于这一点，司徒慧敏在讲话中也谈到“由于海外观众对我历次政治运动及十年动乱期间的历史背景和‘四人帮’罪行不尽理解，对我国输出的‘伤痕’题材的影片，不仅普遍反映看不懂，甚至有的发生误会。”[31]，在海外输出策略上，他强调尽量回避“伤痕”题材的影片。
艺术的真实表现和国家形象的政治规约是电影海外传播过程中有时候平行有时交错的两条红线，它们之间的纠缠在历史上有时平静，有时激烈，并将一直存在下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展现了电影海外传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1979年至1984年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历程，所准备和开启的，不仅仅是一个繁荣时代，它也提示了我们电影对外传播不但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这段传播历史折射出在上个世纪末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学习和调整过程中复杂而又焦虑的心路历程。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电影主要涉及剧情故事长篇，该时期海外传播效果良好的科教片、动画片、纪录片、短片等电影艺术形式暂不包括在内。
②司徒慧敏.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J]电影通讯，1982 （2）：12.
③本刊记者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J]文艺研究，1982（1）：7.
④本刊记者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J]文艺研究，1982（1）：7.
⑤司徒慧敏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J]电影通讯，1982 （2）：16.
⑥本刊记者，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J]文艺研究，1982（1）：7
⑦张骏祥，一九八O年电影的回顾——张骏祥同志答本刊记者问[J].电影通讯，1981 （4）：10.
⑧司徒慧敏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J]电影通讯，1982 （2）：17.
⑨本刊记者，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J]文艺研究，1982（1）：7.
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海外观众对我国影片的反映[J]电影通讯，1981 （9）：27
[11]陈抗关于我国电影打进国际市场的一些意见[J]电影评介，1985 （5）：40
[12]胡健，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J].电影通讯，1983 （9）： 24
[13]1 979年底，在“文革”期间改名为“中国电影公司”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重新恢复原名，并经文化部批准，中影公司输出输入部正式对外改称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使之成为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享同一机构的中国唯一经营管理电影进出口贸易的国营专业公司，经营全国各制片厂生产的长短影片对世界各国的发行销售业务，统一购进世界各国生产的长短影片在国内发行的业务，还担负非商业性的输出输入工作。
[14]胡健.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J].电影通讯，1983 （9）： 24.
[15]周铁东新中国电影对外交流[J].电影艺术，2002（1）：116-117
[16]胡健.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J].电影通讯，1983 （9）： 24
[17]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简况[J]电影通讯，1981 （5）：28.
[18]张骏祥.谈谈电影质量、电影文学、电影评论问题[J]文艺研究，1982（1）：1 5
[19]朱杰军五年来中国电影文化交流一览表（二）[J].电影评介，1984 （10）：36.表1在参考朱杰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补。
[20]主要涉及剧情故事长篇，鉴于本文的研究范畴，新时期海外传播效果良好的科教片、动画片、纪录片、短片等电影艺术形式暂不包括在内。具体数据主要参考自：我国影片在国外获奖一览表（1950-1980）[A]，中国电影年鉴（1981）[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298；吴宇平、马卫平，建国以来有哪些故事片在国际上得过奖？[J]，电影评介，1981（12）：29；1 981年我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一览表[A]，中国电影年鉴（1982） [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684；补遗[A]，中国电影午鉴（1982） [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679；1 982年我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一览表[A]，中国电影年鉴（1983）[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821；钱峻崖，八二年我国影坛话“第一”（上）[J]，电影评介，1983（7）：27；我国在国际上得奖故事影片目录[J]，电影通讯，1982（3）：1 5；刚瑛、吕国龙、钱峻崖，我国哪些影片八三年获国际电影节奖[J]，电影评介，1984（6）：2 9；我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一览表（1983） [A]，中国电影年鉴（1984） [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 985 695；1 984年我国影片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一览表[A]，中国电影年鉴（1985）[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724；1 980年以来中国影片在主要国际电影节获奖情况（不完全统计），大众电影，2005（22）：23。需要指明的是，这个时期获奖的这些影片中，《舞台姐妹》、《农奴》、《阿诗玛》不属于新时期拍摄的影片。
[21]石方禹，访问美国报告[J]，电影通讯，1981（12）：35.
[22]西柏林杜尼约克等对我影片的反映[J].电影通讯，1981（5）：29.
[23]刘思平.国际电影研讨会在京举行[J]电影通讯，1984（6）：73.
[24]驻苏外国人对影片《喜盈门》的反应[J]电影通讯，1982（7）：16
[25]石方禹，访问美国报告[J]电影通讯，1981（12）：34
[26]石方禹访问美国报告[J]电影通讯，1981（12）：35
[27]石方禹访问美国报告[J]电影通讯，1981（12）：35
[28]司徒慧敏.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J].电影通讯，1982（2）：18
[29]吴贻弓，马尼拉电影节杂忆[J]，电影通讯，1983 （4）： 44.
[30]南方影业公司国产电影在香港发行情况[J]电影通讯，1983（7）：44
[31]司徒慧敏加强电影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J].电影通讯，1982 （2）：17.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2-2013年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田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