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响中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的因素很多。从外部世界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全球治理”的呼声日高，整合的趋势加强，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越来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恶性膨胀，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新台阶，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并主动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的开放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国内发展、稳定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国家正经历新旧体制的转型，又面临加入WTO的冲击和挑战，原有的矛盾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不断产生，两种矛盾交织并发。台独势力不断玩弄文字游戏和政治手段，拒不承认“一中”原则，继续向分裂的方向发展。21世纪初是中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既充满希望和机遇、同时面临极大困难和风险的时期。
因此，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既要把本国的安全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又要兼顾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既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又不被体系捆住手脚而丧失独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又要防止被西方国家“分化”、“西化”；既要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权和安全上付出过高的代价。这就决定了中国在选择自己的对外安全战略时，既不能走全球主义的极端，也不能走国家主义的极端，而只能走中间路线，获取相对安全利益，追求相对安全目标。“9·11”事件表明，那种“绝对安全”的理念和政策行为是短视的，从长期的角度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几经变化，最终由国际战略棋盘上的次要角色越来越被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决定了中国只能走“自主合作”式的安全道路。
建国以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角色经历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变化：一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这是中国基本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时期。无论从主观诉求还是客观条件来看，这时的中国没有也不大可能融入普遍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更不可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二是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被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而逐渐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并开始初步参与国际体系，但这时的参与还只是个别的、被动反应式的。特别是80年代上半期，中国实行了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使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地位越来越有利，成为美苏竞相拉拢的对象。在美苏等大国眼中，中国是一个贫弱但可以借助的重要战略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和能力，甚至被部分放大。但不管怎样，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中国的次要角色地位没有改变，几乎没有哪一个战略力量把中国真正看作是主要竞争对手或威胁。三是从90年代至今，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被西方国家看作“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抗苏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虽然彼此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但其紧迫性大不如前，并且与此伴随的磨擦、矛盾凸显出来；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源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产生了，并主要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盛行，到20世纪末，呈现出市场扩大、内涵广泛等新特征，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有形或无形的战略压力。中国越来越处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处在国际斗争的前沿位置。“韬光养晦”也好，“决不当头”也罢，都无法摆脱“树大招风”的命运，中国失去了两极格局时期的部分战略空间和主动性。
随着中国崛起，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相反，印度、东盟等国却被大国竞相拉拢，他们都在利用中美矛盾、中日矛盾从中渔利。所以，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了，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这种角色的转换意味着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战略选择的余地缩小。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做出过不同的对外安全选择，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型：即霸权主导型、均势稳定型、制度安全型。其中霸权主导型在西方大国中曾被普遍采用，主要包括霸权扩张、全面挑战以及搭车附庸等三种情况。它集中反映出国际关系历史上的“霸权更替”现象，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和政治家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来推断中国的发展后果，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必然会称霸世界，冲击破坏国际秩序，引起地区和世界的动荡不安乃至战争。所以，它是“霸权更替”的传统大国安全模式，与当今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而均势稳定型选择，虽然对维护和平与稳定，对国家的外部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仅仅通过力量之间的某种均势和平衡获得的稳定是极不牢靠的。两极格局时期虽然由于美苏的力量均势未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但人类却始终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高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不能使世界真正拥有和平。从6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争论的两极稳定还是多极稳定的问题至今也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均势安全的最主要缺陷在于，它只注意到构成世界重要战略力量的多寡对和平稳定的影响，而没有或很少涉及力量关系的性质对和平稳定的影响。事实上，世界格局是三极也好，五极也罢，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关键不在于构成极的数量，而在于“极”之间的关系性质是以合作为主还是以对抗、争霸为主，前者将有利于安全，如果是后者，即使“极”的数量再多，也不利于和平与安全。
所谓制度安全型，即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际制度维护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的主张和方式，这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新的理论之一，在实践中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影响力的强国，其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安全的存亡。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只把国际制度作为实现霸权的工具，约束别国的武器，与其霸权利益一致时，就拿过来，否则就毫不留情地抛弃。这就使该类型的安全选择大受质疑。也不得不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主张的制度安全的动机。所以，起码在21世纪初，中国不可能无条件的全部加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特别是不可能无条件地参与连美国自己都三心二意的军控制度。
当然，除以上三种类型之外，现实中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历史上也采取过“封闭内敛”式的战略，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城堡式的安全类型。实践一再证明，这种战略既封闭了自己，使国家发展受到巨大限制，同时也造成了国际孤立，最终很难获得真正的安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选择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上述类型都不适合于今日的中国。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择“霸权”战略；既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力量均势（包括多极化）来获得安全，也不能仅仅凭借国际制度来获得安全。中国只能选择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只有这种战略，才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最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这种战略可称之为“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
二、自主合作的精髓在于：既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统一，又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创造性地发展独立自主原则。既要讲参与、讲合作，又必须讲条件、讲斗争。不讲条件、不讲斗争的合作是无原则的合作。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奉行这一安全战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这一原则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和创新。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而固守传统的独立自主也不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融入国际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坚持独立自主中融入国际体系；三是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坚持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维护综合安全。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自主合作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是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真心希望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合作框架，为此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反恐怖和防扩散等领域同美国积极合作。但是，即使在“9·11”后，甚至布什刚访华不久，美国政府仍然明里暗里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亚太地区加紧构筑包围和威慑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也就是说，中国是在不太安全的情况下同美国谋求合作，但这不仅未换取到美国的安全回报，反而在台湾问题上变本加厉地损害中国利益。毋庸讳言，国际政治是讲交易成本的，安全更是如此，安全上的合作如不能得到更大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合作安全的前提是安全的合作，没有安全的基本条件，谈合作只能是一厢情愿。也就是说，中国对外合作的基本条件是不能损害中国根本的安全利益，这应该成为中国合作的底线。
三、很多时候，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实现自主合作，必须高度重视自己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把握好“一大平衡”，处理好“两大关系”，正视“三大难题”，并把重点放在周边和亚太地区。
首先，实现自主合作，必须高度重视自己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建国以来，中国面临外部威胁的特点有三：一是威胁主要来自周边大国；二是以军事威胁为主，兼有综合威胁；三是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程度既取决于威胁者本身的政策和行为，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方略。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优劣同国际总体局势的变化既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更有不同步的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在很多时候，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如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使中国从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并使苏联对华的现实威胁最终未能导致战争；80年代，实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切国家进行交往，对谁都友好，都发展关系，虽然两极格局未变，国际局势紧张，中国的周边环境在短期内却有了根本改善；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总体局势缓和，但中国发展环境由于西方的联合制裁而困难重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推动了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且在国际上重新树立起中国的改革形象、开放形象，最终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于无用之地，困难的安全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在国际上，中国在树立“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确、进步，外交实践中的多边性质一次比一次突出，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与此同时，并未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其次，实现自主合作，还必须把握好“一大平衡”，处理好“两大关系”，正视“三大难题”。所谓“一大平衡”，即指把握好独立自主与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两大关系”，是指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的关系；融入国际制度与改造国际制度的关系。“三大难题”，一是指中国总体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在国际合作中的相对不利处境；二是指地区安全机制中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三是指国际规则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
最后，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更要在周边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周边和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和外资引进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所以，积极经略好周边，是实现自主合作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当然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取决于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和效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说，参与国际体系确实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参与具有较高敏感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更是如此，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尺度也不易把握，但所有的困难都只能通过参与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回避甚至逃避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