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二十一世纪，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力。由全球化而衍生的全球化语境充满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不可避免。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儒家文化面临着一种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儒家文化的内部也蕴藏着种种危机。面临着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自身的糟粕，儒家文化的复兴需以对话和自我批判的方式来进行。
关键词：文化冲突；全球化；儒家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2-0008-03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文明不仅没有发生趋同，反而日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注意儒家和回教汇流所带来的挑战。“文明冲突论”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表明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文化主权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新领域。虽然人类生活有着不同的格局和文化模式，但是世界性的文化传播使西方总是企图将其文化与人类本性证为同一，并在全球化的文化网络力量中建立文化霸权，阻碍文化多元化与世界化的历史进程。儒家文化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应该通过对话和自我批判的方式來实现文化复兴。对话是理解和合作的基础。通过对话，不同文明之间可以消除误解，减少摩擦和冲突。文化的对话者应该对其它文明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和其他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从而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自我批判即以历史，以空间，以自身的发展为参展点，对自我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文化中的糟粕被发现，文化中的优点被挖掘。对于糟粕也要认真分析它的成因，它形成的背景，它被改造的可能性。对于优点要理性地看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怎么发展它，弘扬它，避免它逆向发展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
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及其争议在世纪之交众多的关键词中，最富有诱惑力和复杂性的词汇当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这一概念是1985年提奥多尔·拉维特在其《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的。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话语风靡全球，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化的发展扫除了政治上与地理上的障碍，促进世界上所有地区融入全球经济。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是过去数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过程的延续。首先，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而产生。全球化肇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自觉地推行着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的全球化是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全球化。全球化不是某一个社会领域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全球化以经济为中心，逐渐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在一个社会，它的体制与价值观总是有一套语言来反映的。全球化时代的西方不但没有削弱意识形态，反而强化了他们意识形态之中的某些信条，并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向外投射，并通过压倒性宣传，来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的资源，赋予西方的扩张以神圣的文化光环，进而作为西方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与特殊渠道。其次，全球化从某种角度体现着西方的文化霸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所引发的全球化，其背后必然深深地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其中，文化霸权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体现。全球化的形成靠的是全球传播，这种全球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由西方发达国家发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由西方操纵的控制性力量，并且造成了多种影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据着主导权，而且在文化领域不断传播着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这体现在对其它文明的挤压和消解中。西方兴建的跨国公司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的好莱坞超人电影中宣传的“个人主义”，在年轻人中风靡。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义务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传递给其他的国家。
2 面临着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的儒家文化
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语境下，儒家文化面临着外部的冲击和挑战。全球化使文化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也不断侵蚀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这是一种不平衡，不公平的文化之争。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从夏商周算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它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果。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其中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历史的悠久成为了人类文明一个独特的部分，其人文精神中所凝聚的实践智慧、处世方略、审美魅力和情趣等，已经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在新的时代环境里，传统的儒家文化也需要对自身有一个清楚的审视，保留自身的优秀因子，摒弃一些糟粕。
儒家的一个基本的信念是内圣外王。中国式理想人格范型的设置，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建构的“圣王人格”。就是通过自己内在的修身而后通过经世来治天下。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从汉代开始，实践的不是圣王而是王圣。也就是指没有通过修身而获得权力的人，他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力，还要求意识形态的权力和道德的权力。所以这使得儒家圣王的思想异化为王圣的实践。后世儒者把“内圣外王”之“王”寄托于君王，促进了封建集权的日益强化，以致发展出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走向了儒家原初“贤人政治”的反面。在一个彻底政治化或权威化的儒家社会，领导者对人民的控制绝对不只是行为，而一定还有态度、信仰等一些下意识层面的东西，所以说彻底儒家化社会是最残忍的。儒学的要害，在于政治伦理控制了一切，一切文化要素都过度地政治化伦理化了。这种“政治型”文化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为学不离从政； 体现在学术上，是“道”、“学”、“治”三者合一，强调“经世致用”；体现在文学上，是“文以明道”与“文以载道”，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
儒家思想过于注重人际关系中的尊卑次序，从而遏制了个人独立性的发展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三纲是从汉代开始由法家而进入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从君为臣纲来讲，这确实是专制主义；从父为子纲来讲，这是权威主义；从夫为妇纲来讲，这是男性中心主义。三纲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中国封建社会关系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阻礙了社会流动。由此产生的特权主义、专制主义、门阀观念等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对个人的人格并不重视，不准人们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山头、地域等等的附属物，所以在古代中国谈不上个人自由。这一切都导致个人不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独特性，丧失了个性，更没有产生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的民主精神和意志自由精神，并且缺乏民权精神与法治理念，使法律在中国既缺乏力量，也不普及。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不是一种“科学性”的文化，它总是从政治生活的规范出发来研究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从研究自然的本质出发来思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重政治，轻自然，斥技艺。因此，它很少从脱离道德伦理学说的论述来探讨宇宙论和认识论，不甚追求自然，也不可能形成实证科学。中国古代许多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产物大多是主流文化中的异类，很少被官方重视和关注。同时，由于儒学崇尚先人的思想文化，所以它在本质上不是发展前行的人生观，而是保守、拘谨的人生态度。其实，停滞不前也就是落后，陶醉于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前人的成就，实在是最昏聩、最有害的思想和心理。这些以伦理道德学说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使文化发展停滞不前，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总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儒家文化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外界的种种挑战。
3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话和自我批判
联合国将2001年命名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年”。由于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险越来越明显，所以人们广泛地意识到，要想在不同的族群、语言、宗教、国家间解决好紧张、争论、矛盾和对抗，最好和必要的文明手段就是对话。处理差异的较好办法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强调以不同的方式共存并鼓励不同的方式之间相互补充。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明对话的发展，不仅可以回应“文明冲突论”的全球观，而且可以对整个国际文化关系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主张文明对话者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对文明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们能够找准本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位置，并且积极主张对异质文明和异己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通过对话交流，达到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的目的，从而形成了推动文明对话和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所以儒家文化需要主动地汲取西方现当代文化的优秀滋养，借鉴他者镜像，才可以使我们对其利弊有更清醒的认知，从而在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推展儒家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延拓儒家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复兴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复兴也离不开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儒家文化中也蕴藏着很多精髓等着被发现。一些过于政治化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的改造下也能重新焕发生机。比如，儒家的大同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原则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可以构成世界上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相互对话、和平共处的基础。因为传统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栖息地，是每一个体塑造宇宙观，世界观以及基本信仰的地方。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对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理解，皆发源于此。虽然传统中的阴暗面依然存在着，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它。首先，要全面而又深入地批判传统中的阴暗面；然后是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维系中华民族发展数千年的精髓或者核心价值。所以说，三纲五常中的阴暗面是需要批判并且摒弃的，但是其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五常”，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情与慈悲；义就是公正、正义；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貌相待；还有智慧和诚信。这些不仅是儒家价值也是亚洲价值，而且是扎根在儒家，扎根在亚洲以及世界各地华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价值。如何使现代化与儒学中积极的成分衔接起来，以适合新的需求，这是一件自然的或必然的事。
总之，在新世纪里，中国要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大国，必须在文明上确立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的角色，以文明大国承担发展人类文明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吸收来自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精髓，还要审视自身的优缺点，从而把优秀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实现儒家文明在新时代下的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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