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早期的共产党
和共青团
1958年4月3日
延川，是清朝延安府属十县之一。辛亥革命后，府制取消，是榆林道属23县之一。至1926年道署为国内反曹吴运动的潮流所溃毁，还受镇守使署辖制。位置在陕北23县南北之中。人口不太稠，土地面积不太大。同治年至民初战乱及天灾之后，本地人以贫农、中农、富裕中农较多。外来移民以雇农、佃农为最多。本地老户的雇农在全县人口本地户中占少数。1929年旱灾和后九天山寨失败后，农村贫雇农人口转多。富农、小地主较多，大地主，比较其他县不太多太大，有千垧地的大地主，只三五家。数百垧之中小地主，大多数三代未析居或人口众多。
本地几乎没有大商及资本家。地主剥削以粮食实物地租及银洋货币互相参夹。大致，城市附近，货币地租多些，实物地租占少部。因城居地主，多用钱还要放高利贷，但其家庭人口要吃粮食，不得不收一些实物供日用。农村地主，因为要存粮在旱、灾年月投机，所以实物地租收得多点，货币地租收得少点。也因为佃农交实物易，不拖欠，交货币非拖欠不可。
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招牌虽已多年，实质还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统治一切。由于延川是延属文风比较兴盛之地，清朝的拔贡、贡生、秀才还每代各有几人。民初，清末的拔贡秀才为全县人民的思想统治者。封建文化相当牢固。
民初，基督教势力，以永坪为中心，也相当膨胀数年。属山西汾阳教区，最盛时，曾供教徒子弟到汾阳铭义高小校上学。属美帝势力所支配。天主教属延安教区，在文安驿一带流行过，是法意帝国主义背景为主，荷、比、西、葡为附庸，其势力不及基督教。
由于清末民初，战乱频繁，农村破产很厉害，哥老会很多很有势力。从同治年起，陕北哥老会的中心重要据点是瓦窑堡、安边堡、永坪、折家坪、高家堡、镇川堡、义合镇，而以前四地直至1930年左右还很盛行。
政权，县知事由上边委来，只是土劣的傀儡，刮地皮的过客。期久者三年一任，多在清朝。民初的县官，多一年半载，坐过三年的十无一人。因此，老年农民常背后议论说：“民国，民国，官比走马灯还转得快，哪能知道民间疾苦和民忧民隐呢？！”
辛亥革命后，有些青年秀才到西安住过留日学生回来办的优等师范、公学、学堂，回县后传播一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旧折衷”改良主义妥协思想。1920年前后，有些青年到西安、榆林住中学。清朝有出外坐官的文人，不及绥米多。民初也有一二出外坐官的文人。由于官不大，刮得钱也不太多，所以对本县也不起大作用。无县议会。只是1923年第三届陕西省议会给分配下一名省议员，未去到职，因劣绅争夺，李丹生不合劣绅要求。
“五四”思想，经过中学学生们传播，在文人中始有了一点“教育救国”思想下的“振兴教育”思想于改良主义人士之间。1924年至1925年，榆林中学的延川学生中有曹必达（上海大学住过，石谦旅任过政治教官，1928年脱党，1934年叛变反动，宁夏解放后镇反中镇压。1947年的伪国大代表）等数人加入党（家贫，破落户子弟）。1925年至1926年，绥师学生中李嘉谟烈士、刘祗德等先后入党。延安四中学生中也有了延川的党员及团员。1926年暑假，曾在延川县城内建立第一个党的临时支部。暑假后，各学校学生返校，临时支部也散去。1926年，米脂三民二中开办，其中的学生，也有了延川人及党团员。
从1925年秋起，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宜川五县，先后成为石谦团的驻防区。驻延川的这个连队的连长是党员，其部下还有几位党团员。除军队中秘密过党与团的组织生活外，他们也如谢子长等连，每周向驻地附近居民进行宣传工作，不过其工作认真及努力，不及谢连和史唯然等连队，故其对民间之作用与影响，也不及这些连队的深刻、久远。至1927年农历九月快下旬，部队与清涧起义者会师，南下宜川，才不再进行工作。
1926年至1927年也组织过农民协会。
榆中、绥师、四中、三民二中，延川的党团员人数也并不少，比绥德少得多，在延属则不算少，一共约二三十人。但由于那时像曹到部队去了，像李嘉谟调到陕甘区党委秘书处建立秘密印刷机关去了。（李是1928年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和李子洲同被捕、而先与男女八同志牺牲者。）到1927年才把县教育局的职位和高小校的职位拿到手，还是由于绥德地委、陕甘区党委通过教育厅的帮助，任命，和驻军是革命部队。也才于1927年上半年，建立延川县党特别支部，直属绥德地委。
延川县城，位于南北大道。清末民初，过往官吏、兵匪及支应差事很多，因而该县乡绅尚有为农民代言之人，城绅完全是因袭、敷衍、因循、苟安、得过且过的保守庸懦思想。反映到革命阵营中，偏僻乡野的农民子弟，还有些反抗旧官吏劣绅的斗志，而城内、城附近，特别是沿大路的人，多有市侩和小市民气，既不老实，又不劳苦。县城虽小，城内人口虽少，但城内人和乡下人，差别极大。城内人的风尚是虚伪、游惰、烟赌盛行，衙门附庸的作风与生活。农村，因山区、山地及高原地多，部分地区水缺，部分地区柴缺，全是农民，勤于耕作。有些地主自己耕种一些土地。小地主则大多耕种。像绥米佳有百垧多土地即完全依地租过活的不多。二三代同居的封建风习还存在。
1927年春夏，大革命的高潮，在陕北多少有些余波，以绥德、安定、宜川、延安较甚。延川由于党与团的工作弱，还不及延长和米脂、佳县、横山。
在延川党特别支部领导下，教育局、县城高小校、文安驿高小校、永坪高小校也掌握在党团员之手。建立了党与团支部或团小组，属党支部领导。1927年夏末，全国、西安、绥延的反革命突袭的恶讯，纷至沓来，从宁、沪、汉及西安、延安、绥德逃回的人，个个带的是惊慌失措、逃避不暇的失败情绪和凄惶仓皇言行。由于驻军是革命的同志掌握，反革命的县长和劣绅，未敢有所动作，向革命进攻。在职的党团员，还能安于职位，不为攻击下台。外归的党团员，一时没有那么多职位，又多青年，不会巧立名目，又不与老先生们合作，只好返家返乡。由于石团各连队士兵中延川人不少，所以石团中的党团员干部、士兵党团员，却团结了不少延川籍的士兵。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原来延川及永坪民团为石谦改编入其部下者。
1927年农历九月下旬之初，清涧石旅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明善、史唯然、阎红彦等领导下起义后，把安定的谢部和王友才会合了清涧旅部、营部、各连，又到延川会合延川所驻部队时，打死代旅长康子祥及营长齐某，全部南下延长、宜川。部队初起义，都没经验。白明善到绥德去找地委，要干部，未找到要到。清涧一些党团员和白几人一同去参加。延川则更没清涧去的人多。军事委员会，事前未早与绥德党团地委联系，又未与各县地方党共同策划或动员，以致弄成单纯军事行动。中立的各阶层人士，甚至认为是石谦部下的军官为给石谦私人报仇的反井行为。井岳秀及其部下的主要人员则知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知唐澍，故意分化其中关中陕北官兵，散布拉关中官兵的种种流言。绥德地委得悉起义，派人赶去，行至中途已知部队向南走了，无法追及。各县还未来得及如何动员响应，部队已去宜川。
本来，安定在农历九月上旬，谢王两部，一在安定县城，一在瓦窑堡，早作动作准备，就是未动员地方党团员。有的人甚至恐怕地方党团员知道，走得多了，使地方工作损失遭敌人破坏，认为打仗、搞军事斗争是军人的事，不是全体党团员的事。
由于张仲明等叛徒分子，当时已动摇，在起义部队南行后，教育界本来尚可坚持，至少可坚持部分职权，容纳党团员，坚持继续工作。但，他们既不在党内团内展开讨论，动员干部坚持，又不团结群众向官绅作斗争，在自以为不好工作、不容易立足的右倾投降思想下，拱手让人，自己下台，以至反动守旧分子们不费吹灰之力，把教育界职权又收回去。1928年后，不只连党团员在教育界立足为难，甚至无法立足，而且连过去自1924年到1927年的旅外学生津贴也被取消，不只党团员不能再领去升学，连非党团员也失去向官绅斗争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