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泓（1966-），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摘要：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它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继而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当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及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均源自新村的梦想。
关键词：新村主义；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2-0000-00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它的创立者和系统阐述者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由于新村主义杂糅了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颇受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在五四时期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且深刻影响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目前研究新村主义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新村主义通过何种渠道进行传播，它跟工读互助团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传播路径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和中国无政府主义集大成者刘师复曾设计过类似新村的组织， ［1］357但他们都是单纯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去构想新村的，和实笃提倡的新村主义不尽一致，而且没有什么影响。新村主义成为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并使得一些人争相模仿，则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并传入中国之后。
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他和实笃第一次通信开始于1911年。是年，《白桦》杂志登出购买增刊《罗登号》的广告，周作人去函预购。以后二人书信往来开始频繁起来。《新村》杂志创刊于1918年7月，“理应看作日本新村运动的起点,虽然新村运动的实践是同年12月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的”。 ［2］665周作人与《新村》直接发生关系始自1918年10月。据10月25日周作人日记，周当天寄出了《新村》杂志一年的订阅费。1918年12月号的《新村》发表了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订阅《新村》一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这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的最初介绍，内容主要根据实笃的《新村的生活》一书来介绍新村的实践意义。我们从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可以看出，这年的上半年他与实笃的新村有着密切联系。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从塘沽启程前往日本，7日到达日向新村，11日离开。临行前申请入会，成为新村会员。①
1919年8月号的《新村》几乎成了“周作人新村访问纪念号”。1919年8月之后，周作人继续与《新村》保持密切关系。
同年10月号的《新村》上发表了周作人写于9月16日一封信的前半部分。信上说“从杂志上得知支那已有三位新村会员,很高兴。但北京目前只有我一位,所以建新村支部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很遗憾。听说上海附近出现了称作新村的组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其目的并非为培养模范的‘人’,而是为了培养模范的国民,建立社会上常见的模范村镇。从支那的现状来看,很难很难让人乐观。但我相信尊重个性、互相协作的正确性,所以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我们从这封信上可以注意到，3位新村会员中的另两位与周作人并无关系,可见日本新村运动传入中国并非只有周作人这一条渠道。他提到所谓“上海附近”的新村问题,这与周在同年11月8日题为《新村的精神》1920年1月《新青年》10卷2号的讲演中对浦东新村等组织的批评正互相印证。由此可见中国新村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2］666
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宣传方式，一是接受邀请发表演讲，二是在报刊发表文章。1919年11月8日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精神》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先发表于同年11月2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号作了全文转载。1920年6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社会实进会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讲演，讲演稿随即发表在23日的《晨报》上。天津的这场演讲是学生组织觉悟社出面邀请的。根据《觉悟》第一期上《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191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1971年夏天，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回忆起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觉悟社组织的天津学术讲演会曾邀请鲁迅去[JP2]天津讲演，可是“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周作人……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3］学者倪墨炎认为觉悟社邀请的本来就是周作人，因为在《周作人日记》中，这件事的全过程记得十分详细。周恩来的回忆或因事隔久远，难免记忆有误；或者正值“文革”当中，如照直说了，也许人们会问：新村是怎么回事？新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为何要邀请后来沦为汉奸的周作人？也许这是做事圆通的周恩来一种巧妙的说法。 ［4］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4月1日出版的7卷4号《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4月7日，热衷新村的毛泽东前往周宅拜访了周作人。毛泽东当时只是北大一位旁听生，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里仅简单记下：“毛泽东君来访”寥寥数字。
1920年1月号《新村》的“新入会员”栏有“中华民国江苏省苏州甪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校叶绍钧”的记载。 ［5］95叶绍钧即叶圣陶。叶曾经加入新村这一重要事实，目前能查到的几部叶圣陶研究著作均未提及。叶绍钧早年曾与茅盾、郑振铎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创办我国第一个诗刊,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童话集,后来还写出我国现代最早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他早年在苏州甪直镇实验“生活与学校结合的新教育模式”，创办了“生生农场”,与学生一起种植瓜豆蔬菜,分享劳动的快乐,通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模式显然受到了日本“新村”的影响。叶圣陶通过何种途径与日向新村联系，目前查找无据，但新村主义最初通过文学圈传播当确凿无疑。
和叶过从甚密的郑振铎曾在之前发表《自杀》一文，认为“新村的组织，乃实行泛劳动主义的唯一方法，亦是新社会的基础。我狠愿意有这种组织出现。” ［6］1920年6月8日，他致书周作人：“你是现时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 ［7］351社会实进会是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的，周作人应社会实进会之邀作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报告。由此开始了与郑振铎等人的密切往来。
新村主义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较早宣传新村主义的作家，除周作人、郑振铎外，还有王统照、庐隐、易家钺、郭绍虞、孙俍工等人
[ZW(DYB][KG*2][HJ*4]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批评社主办的《批评》半月刊1920年第4期“新村专号”上刊有王统照的《美化的新村谈》，庐隐的《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日］三田隆吉著、易家钺译的《游伊豆的共产村记》，郭绍虞的《新村研究》。孙俍工在《工学》第1卷第4号上发表有《工学主义与新村》。[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