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化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经济结构。以小农家庭手工劳动的农业经济为主是中国立国的基本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树立起来的肯定是尽如人知的中国式的政治和文化形态。到近代，突然产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会必然会派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程度即为中国近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外来的、新式的事物和固有的条件的结合程度。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的社会特征。
关键词：社会结构 近代化 社会特征
近代的涵义是相对古代、古典而言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席卷全球的过程。当然，中国亦不例外地在枪林弹雨的洗礼和鸦片烟毒的促觉中极不情愿地步入了近代社会。
严格地讲，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将非常漫长，这是由中国社会本身固有的特征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洋务运动是第一次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改革运动。客观上其意义极为深远，集中体现在它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具体说来，体用之间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因素。其时代性是一致的，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不符合时代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僵化守旧的大脑与灵活发达的肢体极不协调的状态，而肢体再发达，没有大脑的命令也无济于事。所以用新事物维护旧制度，必然会严重损害学习新事物，使改革变形，走向反动。但洋务派所追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远远不是仅仅适用于洋务运动，它也对以后的多种政治和文化的运动产生了影响。虽然洋务运动主要是一个经济运动而非政治运动，但它具有政治上的含义和影响。如从反对学习西方到主动学习西方，尽管只在经济领域里学习西方，但是它作为立国方针必然会影响到政治和文化，因此这个纲领实际已上升到治国和文化的高度来解决中西学间的关系。
如何治国？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追求的问题，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应该说具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可是突然在近代条件下这些旧的经验都落空了。①一眼看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似乎是说中西关系问题。但这有一种人们不易觉察的现象，就是西方的事物自鸦片战争后进入到中国，到洋务运动人们把它作为一种学问来看待，而且这种学问大到如此程度，竟然能与中学相对应并影响到中国文化体系。国人已经深刻体会到西方事物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可想而知，诸如大学士倭仁这样反对洋务思想的人一定不少，他的著名言论也是关于治国问题的。他说：“窃闻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如果脱离近代的历史背景，这两句话可以打动差不多所有的有识之士。如果治国确实能够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人心而不是技艺，这恐怕更符合我们的愿望。
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厉害之所在。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具主义思潮相伴始终，而工具主义并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可是它在近代条件下却很有用。洋务派要学习的西方技艺已经上升到足以和礼仪、人心相对抗的高度，这是巨大的变化即从此，治国侧重实用，而非人心。这就是近代变化的特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关键在于国人尚“体”还是尚“用”，甚至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决定了尚“体”尚“用”已不是国人所能决定了，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已经让国人明白“用”较“体”更实用，更有价值，故西学的内涵或许人们并不清楚，尤其是对于社会真正具有推动作用的内涵不为人知，而诸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内容自学成才的人比比皆是。
近代化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经济结构。中国是以小农家庭手工劳动的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是中国立国的基本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树立起来的肯定是尽如人知的中国式的政治和文化形态。到近代，突然产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会必然会派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要求。这是中国近代史所有新事物和新运动产生的客观基础。而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动机、目标及兴办的企业都是在旧的社会体制下从事着新的事业。典型地表现在甲午海战上，中国人痛心疾首的是以北洋水师的装备和实力不见得打不败日军，至少不应败的那么惨。北洋水师的装备当时是很好的，失败主要在指导思想上。李鸿章把北洋水师看作他的政治资本，不能受到任何损失。他根本不理解近代海军的职能是什么，不准海军出港。结果被日本海军前后夹击，全军覆没。清政府军事体制不适应近代需要，从中央和地方没有过渡性。就算建立了新的军队，但在旧的体制下也没办法发挥军队的作用。突出的是体制的落后，并不仅仅是器物的落后。以后的戊戌运动，辛亥革命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需要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但这些运动的失败证明了经济发展程度还未达到要求。
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经济运动和社会变迁中最基本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这个力量表现在再一次面临外来刺激和外部危机时，中国内部的反应和过去的水平不一样。这等于说，在没有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这种社会力量时，受到外来侵略或者遇到相应的外部冲击的刺激定是旧式的反应。如果这个社会里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反映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反映，做出的选择和回应就更多地具有了近代的内容。比如19世纪80、90年代的边疆危机是外来刺激,在这种条件下就有了新的反应,这种反应是资产阶级式的。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力量分层很清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农民的反应表现在义和团运动上。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中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完整的国家，使得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扩张必须要有统一性；中国的传统、实际结构统一性非常强，使列强认识到谁都不可能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殖民主义侵略的基本规律是逐渐的殖民地化。但在中国表现出一种特殊性，国家有力地扼制了这一趋势，使列强转变了方针，而这取决于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结构。我们通过比较可以知道，比如说非洲，地图全是直线，很明显是通过谈判划出来的国界。非洲的情况说明地区之间、人们之间联系极为松散。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长期处于统一状态。它的统一性牢不可破。各国瓜分中国最后停止、放弃了，其客观原因是中国的结构问题。
19世纪后半叶，世界资本主义在华展开的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对这种趋势有强大的抵制作用。作为政治和思想的回应就产生了近代的维新思想。这种回应从内部讲，首先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所以回应的方法就和传统不一样，所以就有了改革的要求。但是也有分层的关系，中国除了资本主义以外，还存在着大量自耕农，农民的回应就是义和团运动。维新运动失败，清政府进一步投资近代企业，维新思想对这种运动也有推动作用。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作为这种经济关系的政治回应总是会连续表现的。因为一种经济关系存在，这种经济关系总是在政治上持续地有反应，而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消亡了，除非把这种经济关系消灭。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力量会不停地向政治上表达。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成立，都是沿着这种趋势出现的政治运动。
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中国始终面临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总是首先表现为国家政权控制它，而抑制私人资本，这是社会结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国家，集中表现为官僚控制社会，也就注定着它首先的目的是富国。国家的财政、国库是这个国家首先要追求的目标。历史上官僚制度的一个基本运作方式就是与民夺利，至少从汉武帝开始就很清楚。这一传统使得中国缺少巩固私有权的概念。根据国家控制与私人资本发展之间的矛盾，富国和富民的矛盾，早期维新派强调富民的重要性。这仍然是他们从中国文化的高度来说的，在当时中国的国土范围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过多的强调私人本身的价值,这是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文化思想的具体表现。
近代是国人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追求世界一体化的历程。近代史中有世界性的，一体化的、共性的东西，但同时表现出非常特殊的东西，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条件去选择。辛亥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排满使之变为一个民族问题。三民主义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孙中山提出的也是充分中国化的东西。所以，不管外来的，还是新生的事物都必须要和固有的条件相结合。其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结合的程度。固有的条件制约作用太大，和固有条件相结合就变成了特殊的事情，既不是中国固有的，也不是西方固有的，变成中国新产生的，但和国外所产生的不一样，这即为中国模式。
注释：
① （肖功秦著《儒家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马红梅（1976-）女，回，宁夏吴忠人，硕士，宁夏党校、行政学院讲师。
王红艳，女，宁夏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