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何孟雄积极投身早期工人运动，曾赴南口、唐山、长辛店等处了解劳工情况，筹建工人组织，发动工人运动。1920年12月，他发表长篇论文《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对中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探讨。1921年3月，他被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推选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但是在赴苏俄途中于满洲里第三次被捕入狱。6月，经北京大学出面保释得以出狱。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文章《家庭与女子》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向广大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们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总共有53名党员，其中有两名女党员。除了缪伯英，还有一位是刘清扬。刘清扬1921年1月在法国入党。而缪伯英比刘清扬早3个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入党。这样，当年21岁的缪伯英是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同时也以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的荣誉载入史册。
在携手并肩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活中，缪伯英与何孟雄志同道合，相互倾慕，结为夫妻。二人在1921年10月9日结婚。婚后，他俩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一边继续读书求知，一边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被党内同志称誉为红色伴侣、“英雄”夫妻。他们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建立了简陋而充满喜气的新家，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就住在他们家中。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缪伯英巧妙地把他们携带的秘密文件缝在衣服内层，使他们躲过检查，安全到达苏联。党、团组织的一些工作和活动，也在他们家中策划、安排。
三、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
婚后，何孟雄全力投身革命斗争，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工人周刊》主编、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股主任，曾列席中共二大。他大力推进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京绥路、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斗争。1923年6月，他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会后从事北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协助李大钊筹建北京国民党组织，推动国共合作。1924年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助理，参与领导开展北方国民革命。在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任总工会秘书。
中共一大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何孟雄和缪伯英两人都积极参与其中。1922年5月，时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管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和散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开展募捐以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21日，缪伯英即将从北京女高师毕业之时，被党内出现的叛徒出卖。北洋政府密令京师警察总监逮捕缪伯英等人。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老家长沙县缪家洞。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5年1月，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找到何孟雄、缪伯英夫妇，代表党组织作出安排，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来到省会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第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1926年任中共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1925—1926年间她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多次参与组织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在缪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湖南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立即对长沙实行戒严。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有的爱国人士甚至遭到枪杀。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遇难者家属，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一些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置。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战斗在一起。缪伯英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女工作。
四、为革命理想双双献身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缪伯英化名廖慕群，何孟雄化名刘元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夫妻俩常常顾不上家庭和孩子。缪伯英多次对家人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们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非常险恶，但是，他们夫妇不顾敌人的频繁搜捕和血腥屠杀，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活动。为了及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组织江苏农民武装暴动，何孟雄昼夜奔走于沪宁沿线和长江南北。缪伯英全力协助丈夫开展各项工作。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女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虽经抢救但仍未能留住其年轻的生命。弥留之际，她断断续续地对守候在病榻前的何孟雄说：“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儿，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说完，年仅30岁的缪伯英带着对党未竟事业的遗憾和对亲人的深深眷恋离开了人世。
缪伯英去世后不久，何孟雄从武汉调到江苏、上海工作，协助中共江苏省委制定第一次农民暴动计划，赴淮安、淮阴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历任淮阴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书记。他起草下达了《关于淮安北乡农民暴动的批评和决议》等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左”倾盲动错误。
但是，何孟雄因反对“左”倾领导者而被定为“调和派”，陷入人生逆境。何孟雄记住了缪伯英“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的遗言，坚持在困境中进行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可贵的忠诚。1930年4月15日，他给中央机关报《红旗》写信，提出了占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到胜利”。
1930年9月，何孟雄因反对李立三的错误领导被撤职并停止工作。他坚持真理，向党递交政治意见书，并要求恢复工作。12月16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基本肯定何孟雄的正确意见。但是，中央这一决定并未得到贯彻。何孟雄随即遭到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和林育南等同志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1年1月17日，因叛徒告密，何孟雄等在上海英租界中山旅社被捕，后转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2月7日深夜，何盂雄等24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一路高喊口号，大义凛然走向刑场。年仅33岁的何孟雄牺牲后，龙华看守所的其他革命者为纪念这些可歌可泣的革命先驱们，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篇：“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缪伯英、何孟雄夫妇身后留的一双年幼儿女，在龙华监禁了一年多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因为日寇侵占上海，两个小孩失散在战乱之中，后经党组织多方寻找，也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缪伯英辞世后，灵柩曾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因何孟雄被捕就义，她的遗体也不知所终。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评价道：“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何孟雄等24位烈士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市长陈毅曾高度称赞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在新中国成立后，缪伯英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两位中共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既是一对恩爱夫妻，又是革命的亲密战友。他们都正处而立之年，革命之路才刚刚起步，就匆匆离开了人世，其短暂的人生令人扼腕叹息。他们双双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生命和儿女，在艰苦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为后人广为传颂。作为我党历史上第一对英烈夫妻，国人必将记住他们的历史贡献，记住他们的革命事迹，记住他们的名字——何孟雄、缪伯英。
面对这人间悲情，我们的耳畔似乎又会响起郭小川那熟悉的激情讴歌：“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