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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社会整合模式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积极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细致梳理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脉络，概括归纳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鲜明特色与时代启示。以期为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0)04－0033－0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议》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使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逐渐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即社会整合。社会整合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而社会整合模式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脉络，归纳其鲜明特色与时代启示，对于党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学社会整合模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非凡。
一、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党从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希冀通过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但党成立初期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仅是依靠发动工人罢工进行斗争，没有意识到建立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在全国各地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广泛地领导和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并在北伐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这些活动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并且没有主动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因此，党自成立时起至大革命期间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整合经验，但并没有独立地执掌政权，也就不可能独立地进行构建社会整合模式的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曲折的斗争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也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整合道路，那就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党独立构建社会整合模式始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0年，党已在农村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比较重要的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左右江等，并且在多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些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成为党构建社会整合模式的重要依托。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提出了许多关于党政关系及其各自职能的理论观点，对于组织协调革命力量，构建科学的社会整合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要求充分发挥农会和苏维埃政府的作用，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认为党和政权是不同的，对党和政府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领导。”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实行极其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消灭人民武装力量。党领导人民军队积极进行抵抗和反“围剿”，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在如此环境下，党既要领导军事战斗，又要进行根据地建设，就必须建立一种快速反应、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因此，党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在实际工作中除了领导军队作战和进行必要的政治领导外，还大量地干预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就使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政府则不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由此可见，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努力构建一种迅速而有力的社会整合模式，且其雏形已基本形成，可以称作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主要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党先后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等十几块抗日根据地，成为党整合一切积极力量进行抗战的重要基础。在政权建设方面，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各占三分之一，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既照顾到了地主的生活，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二者的矛盾，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在党政关系上，要求党不要过多的干预政府事务，不要直接给政府下命令等。虽然有这些做法和要求，但抗战环境是十分恶劣的：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一书中写到：“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摩擦”和经济封锁，条件就更加艰苦了，“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此外，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和以党控制各级政权的做法对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1942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减少各级组织之间的矛盾，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使得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得到加强。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1948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中央局、分局，野战军首长、军区首长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央作一次相关的报告。1948年5月和10月分别制定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
央和中央代表机关。”随着大中城市不断得到解放，党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随之得以确立。
总之，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其显著特点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代替政府进行社会整合。在这种社会整合模式下，党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能够充分地协调和沟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适应了民主革命时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而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社会整合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但总体而言，这种社会整合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积极进行社会整合。在经济整合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运用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在政治整合方面，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权，镇压反革命；在文化整合方面，1951年至1952年在全国知识界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在社会规范整合方面，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颁布一批法律法规。党通过这些社会整合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构建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奠定了基础。
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苏联实践为榜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列宁也认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因而，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的实践和措施包括：
首先，党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民纳入农业合作社。恩格斯曾经阐明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应如何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理论，采取典型示范、自愿互利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实行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反对因急躁冒进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做法和倾向。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包括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一系列形式，使农民在改造过程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没有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顺利地把农民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体生产。
其次，党通过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手工业者纳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指导思想基本上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致，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和说服教育、典型示范的方针，充分调动了个体手工业者的积极性。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包括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使个体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得到提高，从而顺利地把手工业者的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
再次，党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改造过程中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过渡形式，包括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司合营等，逐步提高了民族资本家的觉悟。赢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对企业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在改造过程中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和组织他们进行学习，把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经典作家们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赎买。党在全国执政后，正确分析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识到“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党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利润的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实行定息制度，从而以很小的代价实现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赎买的伟大设想。
最后，党坚持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党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其实质就是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落后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宽阔的道路，这是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党认识到工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能够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故此，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革除了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加快了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党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党逐步构建起来的社会整合模式就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整合模式。在这种社会整合模式下。政府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几乎控制和掌握了一切社会资源，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和分配社会资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浓浓“身影”依然能够看见，党和政府各自的职能得不到有效地履行。公有制经济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成分，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逐渐失去活力。没有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排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社会生产严格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个人和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严重依附于政府组织，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束缚。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僵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就是实践例证，它没有协调和处理好社会组成部分、因素间的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当然，“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这就要求不断推进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以适应具体历史实际的客观要求。
三、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积极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的篇章。党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把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党努力变革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的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奠定了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变革农村旧的生产经营方式，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改善农民的生活，维护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所需原材料，也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抛弃那种日趋僵化的、“吃大锅饭”的生产经营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既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克服农民个体生产势单力薄的诸多弊端，又尊重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充分发挥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品分配上，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努力发展生产的热情。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营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第二。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几乎绝迹。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经济的发展没有活力，人民生活水平在很长时期内得不到提高，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党做出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决策，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践证明，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既发展壮大了公有制经济，又充分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稳定的增长。
第三，改革分配制度，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我国的分配方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如不重视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等，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改革开放后，打破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的做法，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协调了社会各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第四，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受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党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搞清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使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党在经济建设中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在很长时期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建设实践中逐步弄明白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党在改革实践中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活跃了经济。
第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党政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也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党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和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把党和政府职能分开，杜绝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确保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坚持依法行政，减少直接的行政性干预，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推进政企分开。
四、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鲜明特色与时代启示
(一)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鲜明特色
党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不断创新社会整合模式，适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使得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逐渐融合为一个稳固的有机体，与此同时也折射出了鲜明的特色。
1、批判继承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过程也是批判继承的过程，新的社会模式在批判继承旧的社会模式的基础上得以创新。党在局部执政时期所形成的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能够实现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但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对政府管的太死、统的太死，导致政府的威信很低，人们也会把政府犯的错误归咎于党，从而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建国后，党逐步构建的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威望。改革开放后，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要求党政进一步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法制、中间组织等的社会整合功能。可见，新的社会整合模式否定了旧的社会整合模式的不利因素，继承了有利因素，使得新的社会整合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
2、与时俱进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随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适应了残酷的战争环境，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由局部执政的党变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由身处战争岁月变为身处和平建设年代，这就要求党必须创新社会整合模式。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适应了巩固新生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展开和深化，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所依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发生了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模式来代替这种僵化的社会整合模式，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满足了这种需要，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具体实际。
3、把握全局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都是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并为其服务的。民主革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两个矛盾。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就是从这个大局出发逐渐构建起来的，这种迅速而有力社会整合模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是为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法宝。可以看出，党从社会发展的全局着手积极创新社会整合模式的做法抓住了主要矛盾，是科学合理的。
(二)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时代启示
纵观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发展，虽然有的社会整合模式早已不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但梳理其演进脉络，对于党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不断创新社会整合模式，仍能提供重要的时代启示。
时代启示之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是新时期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前提。
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都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进行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进行疯狂的“围剿”和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消灭人民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的“摩擦”，使得党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劣。解放战争时期，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党的战争环境亦是非常艰苦的。因而，党在民主革命局部执政时期，从残酷的战争环境出发，积极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的政策，旨在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我国还长期处于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在国内，党要领导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党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出发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努力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因此，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法制、中介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调整和协调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时代启示之二：围绕经济建设任务展开是新时期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基础。
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是为战争服务的。但党已经认识到若不进行经济建设就不能充分地整合社会力量进行战争。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延安时期，党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建国后，党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积极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定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党弄清楚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落后的生产力仍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因此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时代启示之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时期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党的每一种社会整合模式都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突出位置，并且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不断将其创新。民主革命时期，党构建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繁荣，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充分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中央苏区时期，党主动为人民群众解决了交通不便、饮水困难等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延安时期，党领导军队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保障部分供给，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够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努力发展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激发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热情。实行改革开放后，党积极变革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改革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调整和协调了社会各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创新必须解决好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问题、住房问题等。只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创新社会整合模式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时代启示之四：树立科学的执政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新时期党的社会整合模式创新的关键。
党的各种社会整合模式都没有很好地处理党政关系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党逐步构建了政党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在这种社会整合模式中，党过多干预政府事务，代替政府进行社会整合，造成政府的威望不高，长期发展下去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在政府主导型社会整合模式中，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使得政府不能充分地行使其职能，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科学的执政意识、树立科学的执政观。因此，积极构建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要求党必须树立科学的执政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逐步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对重大事务的领导，不能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性事务。此外，还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依法行政，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唯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发挥多种社会整合机制的社会整合功能，推进多元契约性社会整合模式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