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独特的领导方式，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经历了从“革命惯性型”到“幸福共享型”的演进历程，其不断推动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期间也曾因党的指导思想偏转、工作重心迷失、动员手段不合时宜等诸多因素，出现过一些失误。新时代唯有重新审视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挑战，不断进行自身的调试和变革，尤其是始终巩固党与农民的“共同体”关系，实现动员合力的有效链接，才能充分释放社会动员的实践效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农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8-0021-07
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是指党在广大农村运用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途径，影响和改变农民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自上而下唤起他们的共同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引导农民以及其他农村广泛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共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独特的领导方式，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清晰地映射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动员本身的价值趋向。当然，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也曾因党的指导思想偏转、工作重心迷失、动员手段不合时宜等诸多因素，出现过一些失误。对此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对于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站在新时代的伟大起点上，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历史进程，审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诸多挑战，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和变革，有助于更具针对性地提升动员质量，更有效地调动起广大农村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此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嬗变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伴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由于其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决定了其动员的内容、方式、效果等也都带有各自阶段的鲜明烙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实践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1949-1956年：“革命惯性型”农村社会动员的“过渡”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国民经济，坚决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党在新解放区农村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建立农会，组织动员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之后，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农村社会动员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在动员方式上，“以思想批判开路，综合运用了领袖威望、富有动员经验的干部队伍、舆论先导和反复宣传、典型示范和引导、令人向往的目标和通俗易懂的口号等手段，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利益和政策法律保障”[1]。在动员策略上，尽量做到了扩大动员面，减少对立面，缓和社会冲突，并未采用诉苦会等方式来加剧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但在一些地区还是出现了农民对农业合作社公开而激烈的抵制与反抗，甚至出现了“农民退社”以及“砍社风波”，“最严重、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省仙居县的闹退社事件”[2]。因此，这一阶段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总体上还带有一种在革命与战争环境中整合社会力量的行为逻辑自然延伸。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这种“革命惯性型”动员易违背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应秉承的自愿互利原则，“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为动员主客体双方都秉承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为”[3]，从而为之后农村中出现的系列“左”的行为倾向，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二）1956-1966年：“计划指令型”农村社会动员的“跃进”阶段
1956年底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明确提出，“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这为接下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指明了方向和要求。一是大规模地计划指令式宣传和鼓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通过《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报刊发表社论、刊发新闻，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目标和计划等。如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要求“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5]，而这样的计划指令在很多省份则衍变得十分夸张，如安徽就提出“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河南甚至提出当年就能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目标。二是理想化的政治引路和号召。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时曾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6]自此，“人民公社好”成了当时全国最响亮的号召。在这样理想化的政治引路面前，至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全部完成。尽管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但生产力却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三是广泛地动员学习先进典型。1964年5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口号和图画等层出不穷，“大寨”及其创造者陈永贵都被树立为全国农业发展的先进典型。但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大寨”经验被无限神圣化、政治化，成为了一个扭曲的典型。这一阶段党的农村社会动员凸显了较强的“计划指令性”特点，虽有曲折，但期间的成绩不能忽视。
（三）1966-1977年：“群众运动型”农村社会动员的“扭曲”阶段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过程和形式都趋于极端化，主要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动员形式。换句话说，群众运动这种短期内能够动员起广泛群众的高效方式，在“文革”中仍然习惯性地成为了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主要途径。为实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任务，直接依靠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显然，这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真正的广大群众。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历史教训时所说：“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問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7]这样的动员模式，使广大农民缺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在强有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面前，普遍陷入对个人权威的盲目崇拜之中，从而使得“文革”愈演愈烈，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