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他的俄文名字叫阿莫索夫。1979年12月3日清晨5时，82岁的张国焘客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关于张国焘的死因也有两种说法，一是病死的，因为张国焘79岁就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二是冻死的，因为张国焘住的老人病院条件较差，夜间被子掉在地上又无法喊人拣起来，他自己又无法拾起来就被冻死了。
纵观张国焘的一生，他做了20年的共产党，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有兄弟四人，除大弟弟张国燕早年病逝外，二弟张国庶和三弟张国杰都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一个在狱中被国民党杀害，另一个脱党后回乡务农。而张国焘自己却在1938年清明节，借国共两党祭拜黄陵之机，脱党投奔了国民党。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在香港穷困潦倒的张国焘，希望张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经过四年，张国焘写成了《我的回忆》一书，此后十余年间，张国焘主要靠卖版权维生。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张国焘回忆录的中文版权，此书传入中国大陆后，引起各界的一片哗然，在书中张国焘标榜“客观冷静，所述力求真实”，但大陆学术界纷纷撰文批驳该书，认为张国焘篡改历史，自我美化。一时间，关于张国焘的研究达到历史的高潮，使本来就充满颇多历史谜团的张国焘更加迷雾重重。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主持人82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张国焘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会议主席之谜。
1、张国焘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之谜。
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当年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其他几个地区代表都不是选举产生的，如陈公博、包惠僧干脆就是由陈独秀亲自指派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早期共产党发起组的临时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写信通知各地派2名代表赴上海参会，当信寄到北京时已是学校放暑假期间，这时，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于是他们几个人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李大钊并没有出席，“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刘仁静：《一大琐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当时张国焘只有24岁，北京党组织为何第一个选举他为中共“一大”代表呢?这个还得从头说起。
张国焘出生在地主乡绅之家，幼年的张国焘可谓是衣食无忧。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学习。1919年3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张国焘参加了该讲演团。讲演团走上街头，深入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和市民宣讲，张国焘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为他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国焘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到了主力军作用，而张国焘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为了营救32名被捕的学生，5月4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张国焘当选为干事，他不可否认的成了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张国焘担任讲演部部长一职，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6月2日，张国焘以卖国货为名，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他与其他六名北大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在审讯过程中，张国焘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北京政府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用汽车被送回学校，张国焘也因此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同年6、7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儿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当时正值暑期，加上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这就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就是在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李大钊不仅给张国焘“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一册)就此，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正是在李大钊、张国焘等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1919年的暑假结束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将主要精力用在完成大学学业上，可北京军阀政府的一次对学生运动报复性逮捕行动再次将张国焘推上了政治舞台。1919年12月的一天中午，张国焘正在厨房烧饭，忽然几名警察直奔他住室，情急之中，张国焘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就此躲过一难。后来才知道，此次搜查行动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搜捕之列。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学业，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离京逃往上海。在上海，张国焘接触到了研究系的张东荪，参与戊戌变法的粱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等，还拜见了孙中山。在与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中，张国焘对他们大失所望，张国焘虽然佩服梁启超、张东荪的学识，但梁、张却没有李大钊、陈独秀蓬勃向上的精神。当张国焘处在迷茫之时，在北京的陈独秀为躲避警察的逮捕由李大钊护送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护送途中，陈独秀与李大钊讨论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一些问题，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建党。张国焘通过北京大学校友许德珩找到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处，通过与陈独秀多次接触后，张国焘为自己的未来作出了最终的抉择。
1920年4月间，北京的形势有了好转，张国焘大概已经没有被捕的危险了，5月初，张国焘回到母校北大，回校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了李大钊，还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张国焘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1920年7月上旬，直皖战争一触即发，北京城局势日趋紧张，为了躲避战乱，张国焘决定南下上海。临行前，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在上海，张国焘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
住在了陈独秀的家里，当时，陈独秀已开始了建党工作。10月初，当张国焘回到北大时，李大钊也开始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并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11月，张申府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就只有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了。随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因标榜自己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被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此时，张国焘也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两名党员，接着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最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这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了，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李大钊、张国焘就开始关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上，张国焘通过关系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并在长辛店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并借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通过张国焘等人的积极努力，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长辛店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北京学生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在早期北京共产党组织当中，其地位、功劳也仅次于李大钊，所以在没有惊动李大钊的情况下，北京共产党小组必然第一个推举张国焘为中共“一大”代表，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结果。
2、张国焘担任中共“一大”会议主席之谜。
在中共“一大”上，为何让24岁的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呢?过去有人说是张国焘争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们二人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李达分别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经过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然后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马林初到中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他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姿态让书生意气的李达、李汉俊颇为反感，况且李达、李汉俊二人也十分有个性，李达学者气味很重，是一位秉性直率的人，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很深的研究，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随后李达、李汉俊二人对马林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此时，“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迫在眉睫，许多问题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难以进行，所以当时不论是马林，还是李达、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而当时各地共产党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陈独秀创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与马林发生矛盾后，能调解矛盾的就只有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就这样张国焘被北京共产党组织选举为中共“一大”代表后，立即赶赴上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到上海后，为了缓解李达、李汉俊与马林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就去拜访马林。马林或许是因为与李达、李汉俊发生矛盾的缘故，所以对张国焘的态度和气了不少，接触中彼此之间还算融洽。就这样经张国焘的努力，马林与李达、李汉俊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随后张国焘便与马林、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一大”。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后，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也日渐临近，而会议原定的主席，也就是“一大”会议的主持人陈独秀仍未到达。陈独秀早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不久，即1920年10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就由李汉俊代理，后来又由李达代理。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最后由各地代表提议，后经马林的同意，张国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的主持人，即会议主席。就此，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曾回忆说：“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第二、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变节之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的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说自己1924年5月遭北洋直系军阀逮捕，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当敌人问他铁路工会的活动时，张国焘“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当敌人问国民党的负责人时，张国焘“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当敌人问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时，张国焘也使敌人“一无所得”，甚至张国焘还给敌人的侦探们上了题目为《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的政治课，而且“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事实上，张国焘的记述与真实完全不符。
1949年后，党组织在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才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在监狱里，张国焘为了保存性命向敌人出卖党的组织，并供出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但张国焘出狱后向党隐瞒实际情况，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自己冠以“铁狱硬汉”的桂冠被历史无情地摘了下来，《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刊载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一文，以档案资料为依据详细提供了张国焘在狱中变节的情况。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时，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的政府里任职，张国焘便留在上海暂代陈独秀书记的职务，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张国焘又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1年10月间张国焘又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会议上张国焘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又选举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8月底，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到北京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职务，到北京后张国焘积极在工人中
开展工作，发展秘密组织，并参与《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在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20名，张国焘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大会上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11条铁路的4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张国焘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报告，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大会闭幕的那—天，张国焘同一个叫杨子烈的女子结了婚。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就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由京汉路局密函给北京政府交通部，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去搜捕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当时张国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接着敌人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敌人在搜捕时还得到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张国焘对这突来的变故毫无准备，张国焘被捕，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李国珍等19名众议员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彭汉遗等15名众议员也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杨子烈。
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并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5月26日起，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并且每天被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便是张围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文件等，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敌人就问了张国焘，张特立是不是张国焘的别名。张国焘当时对此事千方百计地支吾着，于是敌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然后对张国焘大施酷刑。张国焘为了保住性命，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说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
京师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把张国焘等4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接着张国焘把北京的全体共产党的名单都供给了敌人。5月30日，卫戍司令王怀庆密信给内务部总长，请求捉拿张国焘提供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然后敌人又赶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去捕人，当时李大钊暂避在河北昌黎，敌人两次抓人都扑空了。6月11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发到各省。此前，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
张国焘还供出了许多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随后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担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把张国焘一案上报给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另一名军阀齐燮元提出“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的建议，张国焘才算保住了性命。
这年的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在思想上十分倾向于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营救了关押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向党隐瞒了这段历史，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第三、关于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之谜。
关于张国焘与南昌起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史学界曾认为：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假借中央的名义阻止南昌起义，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起义。因为当时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党内的一些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如果不是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行动。
我翻阅大量相关史料后，经过长时间的分析认为，当时，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命令，他确实是“奉命行事”，对于张国焘来说也是违心之举，所以阻止南昌起义的责任不应由张国焘来负责，应该由共产国际来负这个责任。因为南昌起义前，北伐名将、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参加南昌起义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之下，起义军很难打回广东。加伦建议先争取张发奎回师广东，然后实施南昌暴动，而共产国际在电报中也命令中共：“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最后中央集体讨论后，决定派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电示和中央决定，起义失败后，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望与尊严，张国焘也就成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的角色。
张国焘“奉命于七月二十七日晨抵浔(引着注：浔即九江)，即与贺昌、语罕、代英、乾吾、夏曦诸同志会议，当将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情形报告给他们听，结论即说：所以我来的任务是看看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国焘同志致扩大会议函》1927年11月8日)当时，恽代英是前委委员，贺昌是团中央委员，廖乾吾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高语罕是武汉军校政治教官，当张国焘“追问恽代英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7月29日，张国焘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致前敌委员会，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了南昌再做决定，7月30日早晨，张国焘抵达南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发动南昌起义，会上，张国焘“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张国焘“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
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张国焘的讲话引起前敌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李立三当即就质问张国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性格刚烈的谭平山当场大骂张国焘“混蛋”，张国焘见众怒难犯，赶紧辩解说：“共产国际电报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千。共产国际代表加伦的意思，先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看可否推迟点。”“争论数小时因特立(引者注：特立即张国焘)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只好休会。会后，谭平山气愤地对一位军官说，张国焘若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幸亏被周恩来及时制止。“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这时传来了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的确切消息，“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一回到上海就“因南昌起义失败而面临非议。”(【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l版，第116页)，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会议上，以所谓的“政治纪律”为名，把领导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的谭平山开除出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当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彻底失败后，谭平山先到海外避了一阵，然后回到上海，当他找到党中央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开除出党，罪名是“起义失败”的主要责任人。
第四、关于张国焘是否发出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问题之谜。
关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给随右路军行动的原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有资料说是发给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的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迄今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争论不休，成为1949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为了彻底弄清楚该问题，让我们从头对该事件进行一番梳理吧。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实力大减，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对中央政治路线提出批评，想借机改组中央。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利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会后，张国焘就立即致电党中央，仍坚持他的南下计划。8月初，一、四方面军被混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统帅右路军，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先行北上，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泰、总参谋长刘伯承则率领左路簿。右路军率先通过草地，但左路军在过草地时为雨所阻，加以粮草不继，就没有过草地，这时，一，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计划。
1935年9月3日至5日，张国焘决定左路军先行折返，同时电令右路军暂停前进，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南下计划，中央机关毛泽东等人则坚持要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双方隔着草地电报往复，相持不下。9月9日深夜至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此发生。当时一、四方面军差点交火，因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1937年3月，在延安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地批判张国焘的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让举座震惊的话，他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这就是“密电”问题的源头，也算是毛泽东为当年自己带领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突然秘密北上出走做出的解释，但毛泽东关于“密电”的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没有“武力解决”的字样。
1979年，吕黎平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题目为《严峻的时刻》的回忆文章。当年，吕黎平为右路军的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说是他接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张、周、毛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把电报给了叶剑英，叶把它抄在一个烟盒上，向毛报告，于是毛泽东等人决定迅速开拔。吕黎平还回忆了“密电”的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此论一出，立即遭到当事人、学者的质疑，因为长征中的电报保存非常完整，其中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有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有两个本子，而且所有电报的编号都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但这些电报中没有“武力解决”字样的密电；在各种历史档案资料中找不出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原件；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时，如果有“武力解决”字样的“密电”的话；这么有力的批判证据肯定会拿出来，。但当年的那些批判的文件中也未查到张国焘有关“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当时直接负责发报和收报的电台和机要工作人员，均否认见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中共高层有六人：“密电”的制造者张国焘、“密电”的接受者陈昌浩、目睹南下“密电”者朱德、“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徐向前、“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叶剑英、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毛泽东，在他们6人的回忆中也没有发现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字样的“密电”。
1997年5月，我赴广州出席“纪念叶剑英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见过吕黎平，他曾亲口讲述并强调有“武力解决”字样的“密电”，从那时开始，我就特别留意并收集相关研究资料，、我认为应当承认有“密电”这个事件，“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应该算是毛泽东对“密电”核心内容的自我解读，正如已故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生前谈到的那样，对“密电”问题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很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中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