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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问题的研究

企业自查报告 时间:2022-04-06 10:20:05

【摘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是当前我国党和政府、学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目前,由于阶层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及社会道德诚信等因素,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问题造成了一些压力。因此,探寻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对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思考,着重从注重源头预防与治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等具体方面进行剖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的社会矛盾问题,促进民族和谐,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民族工作;民族和谐;社会稳定;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能否正确、及时处理和化解这些新型矛盾,决定了中国能否走出一条可持续、协调的科学发展道路,也对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近些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居高不下,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任务任重道远。

一、改革进程中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的主要因素

任何社会和民族都有矛盾和问题,世界各国无一例外。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意义重大。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种类较多,我认为从深层次看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四类:

(一)阶层矛盾

从国际上来看,社会学把一个社会分为四大阶层,即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工人阶层、贫弱阶层。在发达国家的比例是中产阶层占60%、工人阶层占20%、两头各占10%,形成一个橄榄形社会结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橄榄形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理论界普遍采用的说法是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中间小、底层大的洋葱头型。我国中间阶层的情况是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10年我国中产阶层有23%。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十年内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长期目标是在2050年左右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通过社会治理扩大我国中产阶层,构建稳定的阶层结构。

(二)劳资矛盾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意味着我国劳资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只要是雇主雇员就被劳资覆盖,覆盖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7%,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劳资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并且我们的劳动保护还存在欠缺,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三)贫富矛盾

从数据上看: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我国2010年基尼系數已扩大至0.458,在国际公认警戒线0.4的标准上下徘徊。从事实上看: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反差,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大富豪阶层。与此同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给出了两条贫困线:一条是一人每天收入少于1.25美元,大概是8~9元人民币算是贫困,我国有大概一亿人。另一条是一天2美元,大概人民币13元,我国有大概两亿人在贫困线下。截止到2010年,我省仍有在册登记的105.73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年均收入不足1500元),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

(四)社会诚信问题引发关注,社会道德风险凸显

社会诚信水平、社会道德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失范和社会诚信缺失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有关网站的“2012两会调查”关于“社会道德”的问卷中,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道德水准“在下降”。近几年中国社会接连发生多起老人摔倒、行人被车辆撞倒碾压、施救者受到被救者讹诈或者路人对受害人见死不救的事件。在经济生活中,不诚信、不道德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过期的、伪劣有害的和低标准的食品药品问题不断被媒体曝光,甚至还有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企业被曝光。

二、对推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当前我国社会突出问题和民族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大都是由于利益问题而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我们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

(一)注重源头预防与治理,做好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

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稳定,源头治理是关键。如何从源头上治理,从治本的角度看:

1.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思路,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两者仅一字之差,将民主执政的理念运用到社会建设之中。在社会治理中,强调各主体的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变管理为服务。对于政府治理而言就是政府要由经济主体型和投资型的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

2.继续关注民生

化解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所在是解决民生问题。“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社会才能和谐,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年的两会上民生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前我国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滋生原因都是由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损而引发的。

3.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包含三个方面: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三者是一体的,没有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必然造成结果的不公平,所以应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真正的公平,不仅对富人有利,对所有人都有用。各个阶层之间应是互惠互利,而不是此消彼长,由此可见,加快推进制度公平建设迫在眉睫。

(二)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是推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的体制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体制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需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1.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协调机制

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首先要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现在社会上很多底层人民都存在“相对剥夺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利益均衡的机制还有待完善。列宁曾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如何让社会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如何协调解决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断做出适应新利益格局的安排调节,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

2.建立诉求表达机制

现在看待群体性事件是什么?绝大多数就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如果我们建立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许多矛盾有可能就不会演变为冲突,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地大物博,机构层叠,如何让下情上传,让民众的声音及时传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而今的体制下,其实沟通的渠道是非常丰富的,比如發挥网络、媒体的“减压阀”功能。辽宁近几年在大力推行网络问政,通过人民网等网络媒体向省委主要领导留言办理工作,形成规范有效的省市县三级网络问政运行机制。营口也以“民心网”为主要平台,拓宽民意诉渠道。西市区得胜街道办事处探索开发“社区新闻发布会”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沟通传播渠道,得到了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及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3.矛盾调处机制

信访被公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最常用的社会矛盾解决的方法,但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工作成效有限,并且近几年维稳成本显著提高,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它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指出,要把涉法涉诉维稳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去,对推进社会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4.权益保障机制

维权斗争引发的事件是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之一,比例占到80%以上。大部分社会矛盾的滋生都是由于人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引起的,保障公民权益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目前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拆迁户等为代表的位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缺乏在市场中致富的机会与资源,就连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生存的基础资源也屡遭侵害。就此而言,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就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才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5.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是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是一项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建设,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加快我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社会稳定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三)推进民主法建设,把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纳入法制化轨道

对于解决今天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拉美就是没有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没有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所以出现了今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创新点就是对维稳进行依法终结,标志着把维护社会稳定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作者简介:商巍,女,辽宁营口人,中共营口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学。

参考文献

[1]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J].学术界,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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