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心态和社会未来

恩格斯所说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一帮人在社会利益和心理食物链上的位置，即阶层地位。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实，阶层地位、社会位置也决定阶层心理，包括性格和心态。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心态，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如何演化的重要变量。事情最终如何，受制于人们怎么做，而人们怎么做，又受制于他们对自己、对别人怎么想。

在这个意义上，看清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心态，与高层对未来的宏观布局结合起来，基本可以看清未来走向。既定时期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心态，以及它们的变化，隐藏着未来社会演变的神秘符码。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大的变化，即社会流动率较高的时期有三个。1949年到1956年—这一时期，是通过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解放前原有的阶层结构的重构；1966年到1976年—这一时期打破了权力阶层的稳固阶层地位，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以上这两个时期，依赖的都是政治的力量。1978年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是通过经济的方式重构阶层结构，依赖的主要是市场的力量。

2003年到2013年，召唤出了寄生于房地产利益链上的食利阶层。改革开放后，制度、市场、制度+市场，在中国是分配资源的三种主要方式，也决定了人们的阶层地位。很明显，2003年后，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已经定型，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当然也就固化。从2014年开始，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阶层结构会有变化，但一个人，一帮人在制度上的地位越高，他，以及他们的阶层地位越高，这一点不会改变。通过市场释放的机会而抬高一个人的阶层地位，仍会在有限的范围内。

性格心态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伦斯基的说法，人们是什么阶层，看的就是他们在社会中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是通过前面讲的制度、市场、制度+市场吗，或者还有别的方式？而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当一些人得到时，另一些人往往会失去，因此我们可以补充：一个人处于什么阶层地位，还取决于他失去了什么，又是如何失去的。

得到和失去一定会在人的头脑和心理上产生后果。各个阶层，会非常自然地形成他们的阶层性格和心态。

我们很难知道一个天生的白痴，或者一个植物人是什么性格，具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头脑上、心理上和世界没有联系。似乎也不需要联系。但一个正常人，存在于世界中，对于自身和世界都有一个定位，因此头脑上和心理上不可能不和世界有联系，而这种联系，其功能就是证明自己的存在，以及在心理上保护自己。固定的、模式化的联系就形成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性格，而偶发的联系则是一些观点、感想和心态。

一个人或许容易自卑，容易迷茫，但这只和他作为一个出现在抽象的世界，出现在抽象的社会面前的个体有关，和他的阶层地位无关。社会性格和心态，则是大家所共同具有的东西，是超阶层的。阶层性格和心态，则产生于一个人的阶层地位，他在社会利益和心理食物链上的位置，他在和别的阶层的关系定位中。他的得到和失去，对于他心理上的影响，总与别的阶层有关。

社会上层最具普遍性的一种阶层性格就是保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一群最能记住他们在阶层地位上是什么人的人。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拜既有的秩序所赐，因此在利益上、心理上具有一种维持这个秩序不让它改变的“本能”，而且，越是在他们能获取更多，同时也遇到挑战的时候越是如此。中国社会上层中的既得利益者正是如此。只有极少数追求青史留名的人才可能超越这种阶层性格。

中间阶层中，权力群体和上层的区别仅仅是：没那么保守，但显得消极。靠市场中的利益分配来维持阶层地位，并幻想抬高阶层地位的群体，其性格和心态则显得有些矛盾和复杂。一方面，他们普遍有压抑感，因此具有某种叛逆性的性格，也是继续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面对一个坚固的利益格局，以及难以预期的未来，会转而去想自己还能拥有什么，保守性和投机性也不时涌现。其阶层心态无力和憋屈。

任何一个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总是容易在阶层性格上保守：得到了最多的东西，以及手里只有一点东西的人，最想抓牢的就是现在他们拥有的东西。很奇怪，中国社会下层，很多人的阶层性格也是保守—原因似乎是，上层最能记住自己是谁，而他们最能忘记自己是谁。只是，更多的人在保守之外，还具有愤懑的性格。其心态，混杂着怨恨、迷茫、认命。

未来怎样

当社会各阶层的阶层性格、心态，在“中国”这个空间里相遇，在碰撞中会怎么样呢？

对于社会上层中的既得利益者来说，由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靠的是既有秩序，在心理上已经和秩序绑在一起。就是说，一旦改变，会在他们心理上引起失去所拥有的一切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在”，因为在实力上可以控制，心理上也可以控制，有一定安全感，但如果“现在”被打破了，随之出现的“未来”就无法确定了。因此，他们对社会中下层到底要干什么异常敏感，有着天然的警惕，因为“改变”、“改革”，似乎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就此而言，期待既得利益者“让步”可能是不现实的。阶层性格已经给既得利益者，以及社会的未来下绊。

可以想象，高层具有超越性的改革眼光，仍会遇到在制度中地位较高的阶层的障碍，在市场中地位较高的阶层也会对利益调整进行反弹。他们虽然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是少数，但控制着太多的资源，博弈能力相当强。

当上层社会的保守性格遇到中层、下层的保守性格时，大家在既有秩序面前有共同语言：一方要维护，另两方或压抑，或认命。从这个层面上看，新一轮改革对于社会的改变是缓慢的，我们还要和熟悉的一切相伴不会很短的一段时间。

但当上层的保守性格遇到中层的叛逆、下层的愤懑性格时，既有的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最终将不可持续，而只能被迫作出大的调整。事实上，高层对未来的布局，以及对新一轮改革的有力宣示和推进，正是要让这种不可持续性在产生它的可怕后果前就给予消除。只是，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这种调整更多地是补偿下层，给予安慰。非权力群体的中层的壮大，对于中国的稳定，以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要既得利益者在心理上也确认这一点，暂时还需要时间。

上层社会在考虑涉及自身利益的很多问题时，往往是通盘考虑，他们把中层、下层都视为对自身利益构成挑战的博弈对手。在心理上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人数少的阶层能够占据控制地位的原因，他们通过在利益链上的控制，找到了中下层的“代理人”。但中层社会往往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想向上层争取，以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同时，又和下层存在着阶层的隔膜。这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的阶层性格和心态，在推动中国向“中产阶层社会”的演化上力量大打折扣。这样一个时代在一段时间内，只可能是在展望之中。

下层呢？无论是他们的利益诉求，所指向的，只是处境的改善，最多是向上一阶层的社会流动。其性格和心态，会对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及符合上层的秩序产生破坏力，但这可以通过新的利益增量给予补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上层对于“稳定”的预期，更多地是形塑一个“两头大，中间小，但基座更高”的社会结构，而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一前提条件，在预期上恰可以做到这一点，也是在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但社会演化总处于动态之中。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性格、心态这些变量也受制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从公共利益，以及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来说，最大限度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整合其性格和心态，避免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力，是接下来整个社会所共同面对的艰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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