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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万米高空飞翔

企业自查报告 时间:2023-07-05 15:20:07

我在万米高空飞翔。

窗外阳光灿烂,舱内宽广空幽,唯有飞机轰轰轰的发动机声像耳鸣,打破空阔的寂静。这个CZ6995班机像钢铁大鸟,可以背负三百多人在高空穿行,而今天它的舱内比较疏空地静坐着二百余名行者。

我说,飞机是一个空中移动的家园。

为了故乡的叔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叔叔加养父,我早上六点就从乌鲁木齐东南角的家里出发赶往西北角的机场,乘八点半的飞机飞往上海,见一见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然后赶赴浙江千岛湖,看望我八十岁的叔父——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为了我的叔父,我曾一次次地从新疆到浙江,一次次奔波在这长长的线路上。

多数时候,我坐着长途火车,从四天三夜到三天两夜(提速后),万里征程赶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火车到杭州再转长途汽车到淳安县里那个以前叫新安江后来叫千岛湖的浙西农村。上海与千岛湖之间直通长途汽车后,我则改为直接从上海坐长途汽车赶到淳安,回家探望叔父,返回新疆也走此捷径……若遇上过年前南下,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我、妻子、幼小的儿子,搬着大包小包,与赶集般的人群一起汹涌地赶路。有时,我形单影只地提着旅行包穿行在陌路上,像一个逃荒的人,一路上与无数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或者初识、聊天,在火车中途停靠站上车、下车,然后各奔东西,永远不再相遇;偶尔也可能发生一场动人心魄的爱情,闪电一样闪一下就永远消失了。

我也乘过飞机直飞杭州探亲,有时,同村在杭州开旅馆的好友李小河开着车将我送到淳安“十三都”李家坞村。那一年正好是2008年的春节前夕,南方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温家宝总理到广州火车站等地慰问滞留的旅客,而我一个支边塞外者则自掏腰包,来回花五千多元近两个月工资,在大雪弥漫中告别妻儿,赶往故乡与叔父两人一起过年。

而叔父正在像风一样一年年地老去。

为了支边到新疆而将他一人抛在浙江乡下,我怀着深深愧疚一次次来回走在茫茫长路上,路有多长,愧疚就有多长。我走在万里之遥的古老中国大地上,从西北到东南,从塞外到江南,一次次翻阅苍山和云霓,翻阅历史和今天。

抗日战争时,我四十多岁的爷爷,挑盐累死在路上。之后,我奶奶改嫁给了新安江上游李家坞的一个剃头匠——他成了我的后爷爷。我十六七岁的父亲开始沦落天涯,自谋生路;我大叔叔十来岁、小叔叔才几岁,两人先后被送到叶村当童养婿(给别人当未来的上门女婿)。后来我大叔叔则跟着我奶奶改嫁到李家坞村,祖传的“汪”姓变成了“李”姓(小叔叔后来回到双许村,依靠我父亲生活)……

记得,我六岁失去母亲,九岁被独自养着三个小孩的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大弟弟——我的大叔叔,一个交了很多朋友却始终独身的男人,他清秀干练,尊严而义气,严谨而自约,严以待己却也严以待我、待人。到我被过继到他膝下时,也从此改姓了“李”——这大唐王朝的姓氏!从此,我与叔叔相依为命。也许,这是我与李姓的不解之缘,小小年纪就无家可归的叔叔跟着改嫁的奶奶生活,偶然地成为这里的一员,我也偶然地成为这里的一粒种子,此世我注定与“叔叔”一“同”生活,被戴上“李”姓冠冕。也许,从唐朝那一世结下的深缘就注定我此生还要姓李。李氏创下的大唐王朝有着最强大的疆土,留下了最璀璨的记忆。冥冥中,我仿佛感觉到自己在遥远的另一个时空里,曾两做唐朝的宰相,心怀天下,慈悲为民,两袖清风。

……而此刻,我在高空飞翔,以飞翔的方法去看望叔父,去追忆古老的云烟。此刻,风云激荡,机身颤动,一会儿过后又是风平浪静、山水阳光,犹如我平平仄仄的人生。

其实,我从迈出故乡到塞外的第一步起,就注定要过风雨的人生,注定要为叔父不断地奔波在万里之路上。

到上海。第二天,高铁载我到杭州,小河将我从杭州送到淳安千岛湖镇阳光车站,然后,我赶最后一班车到汾口,直奔医院。三天后,叔父出院,我们一起回家,回到那个在梅雨季节二十多天无人居住、潮湿得发霉的老屋里。

现在,我走入寄养我的李家坞。这个村庄深深隐藏在一个山坞里,约二百户,六七百人,平时各干各的,各想各的,一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都要拜叩始祖李渊,对着一张古老的李渊画像三叩九拜。民间传说,这张李渊像是明朝大画家唐伯虎画的,非常值钱。以前,我曾在初一早上叩拜时,远观过李渊祖宗的画像,这次回到老家,专门找到画像的珍藏者李新树,请求细阅。我发现这幅画没有画者的签名,只盖了两个篆体大印。画上面还有装裱者的一段毛笔字——可惜已经不全。

个人认为,它可能是宫廷画师画的,故而未署名,创作年代应该在唐伯虎的同时代,也即明朝前后。

看了画,李新树(俗称徐家人)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李渊画像来历的真实故事:两百多年前的清朝,应该在李氏“华”、“耀”字辈的时候,有一个“贼”从江西婺源“偷”出这幅画,先到距离李家坞五公里处的李姓村庄乘风源(古作乘凤源),出1400两银子的价格叫卖,因为太贵,没有人敢接。接着,那“贼”又赶到李家坞村来卖。李家坞人也觉得贵,买不起却又不舍得这幅祖宗画像流落他人之手,于是,他们设了一个双簧计:先是安排好壮劳力,准备以武力“威胁”,接着就派李氏代表与卖画者正面接触,说“你太缺德了,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敢卖,我们村的许多后生很不愿意了,说要来收拾你”。一会儿,远远地,一群人持着马刀、棍子、锄头,喊叫着赶来。李氏代表让那人赶快逃走,给了他一点路费,让他弃画而走,保命要紧。就这样,李家坞人以不是很光明的手段将这张李渊像夺回到手里。

解放后遇上“破四旧”,村里的许多文物都被汇聚到大厅(祠堂)里,准备一起烧毁。一个善意的老头乘他人不注意,偷偷地叫李景炜将李渊画像捡走暗藏起来,此画因此躲过了一场“火”灾。之后,更为疯狂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公社和村里的造反派让村干部交出李渊画像,否则就给谁戴高帽游街示众。于是,这幅画就流落到余家公社,与其他被“革命”的文物放到了一起,一个弹棉花的看见,又将它摊在板上弹棉絮。有一天,李家坞村干部李景富(李景炜的哥哥)、李美星到公社开会,偶然发现了这幅画。李景富就买了一张草席,将李渊画像卷到草席里,偷偷地带回李家坞大队。从此,此画又到了李景炜的藏柜。1987年,大队出钱请人重新装裱李渊画像,然后它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每年春节初一的大厅里,供李家坞人尤其是李家坞的下门半村人礼拜。1992年,李景炜去世,儿子李新树自然而然义务承担起了保藏李渊画像的责任。近些年,古玩字画走俏市场,每每有县、镇的官员到李家坞村,李新树都要应需从深柜里找出李渊画像,让大家一睹尊容。也曾有商人想出价一百万元买走,但李新树总是摇头。他想,这是李氏祖宗的画像,村里共同的珍藏宝物,怎么能商业化呢?

李家坞(近年改名李家畈),深深潜伏在浙西的山谷里,潜伏在淳安(古时是遂安县)的山里。这里的人都姓李。青少年时代,我叫伯母的人让我帮着在祭祀用的毛宣纸上写毛笔字祭语,常要写到“陇西郡”这三个字,我不明其意,常常望着它发呆。“陇西郡”,什么古董?什么文字游戏?上了大学到了新疆,明白了“陇西”就是甘肃西部,但仍然不解遥远的甘肃与偏于江南一隅的浙江淳安县李家坞村有些什么瓜葛。2013年,我在北京挂职期间受邀到陕西黄陵县参加黄帝陵祭祖时,发现有“百家姓书库”图书资料,我买了一本《李》,才知道李姓的两大系源:一支在甘肃陇西;一支在赵郡,即今河北境内。陇西郡因出了大唐盛世的创始人李渊、李世民这一家,在唐朝编订《氏族志》时,就以御定志书的形式确定了陇西郡李氏至高无上的高贵血脉。

又有史籍记载说,隋唐时期李氏郡望有十三个:它们是陇西郡李氏、赵郡李氏、柳城李氏、略阳李氏、鸡田李氏、武威李氏、代北李氏、高丽李氏、范阳李氏、渤海李氏、西域李氏、河南李氏,还有一个是陇西迁徙京兆的李氏。其中,李氏中有汉族,也有边疆少数民族。

由此说来,李家坞的李姓,和相隔五公里远也是姓李的村庄乘风源村,可能都是陇西李姓的后人,而陇西这支血脉正是李渊、李世民的,而小小的李家坞人,可能是李渊这个大家族里那些南迁人的后裔……他们南迁不知是因为避乱还是受派遣南下作战或管理,而来到了这么一个狭小、曲径通幽的山坞里定居,一代代繁衍着子孙?

我从一次到十几次奔波在从塞外到江南故乡的路上,无数次浸染在古今苍苍茫茫的历史云雾里,从浙江到新疆,从新疆到浙江。

为了故乡,为了故乡的叔父,我在中国大地上乾坤之间奔波。

李家坞,一个朴素的小村庄,一个不是生我却是养我的李氏山谷,是我成长的摇篮,演变成我人生的一道舍不掉的符咒,一个既温暖又冷酷的族群。

在这里,我从小就受到欺凌,因为是外来人,被小学同学们骂作“野子”,被一些恶小合伙欺负,多次被压在层层的人群下呼救,甚至到初中到五里外的中洲上学,不仅要与骂李家坞人是“七十二”(傻逼的意思)的外村同学抵抗,还要在徒步回来的小路上,颤颤巍巍地提防同村恶同学的欺负。当然,如果不是仍有几个善良、强大的小伙伴一直在保护我,还与我结伴一起上山砍柴、掏猪草等,如果不是我也目睹一些同样善良的小伙伴与我一样受同村许多凶者的欺负,我几乎不相信李家坞人竟然是大唐李世民的后裔。那么公正清明、除暴安良的圣雄李氏,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不肖子孙?!还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以后,小村庄的村干部从支书到委员,变得一个比一个自私,一个比一个会“公权私用”——怎么可能是李唐王朝的后人?但是,我近年也看到了一些民选的村长、副村长,在用自己的钱或力量为村人办事,更看到在一些恶人乱伐森林疯狂到要砍伐水口上的百年古树时,有村民站出来呼吁并带领善良的村人,以肉身集体抵挡,还有,当村支部要贱卖祖传的山林给外地人时,又有李参军等正义人士联名写信抗议……我又隐隐约约看到其中流着“一代圣王”李世民、“一代名将”李靖的李家纯种血脉,又重新燃起对李家坞的希望。

是的,希望之为绝望,正如绝望之为虚幻,我的浙江同乡鲁迅如斯说。我有一次回家,听村人议论:村里古老的徽式大厅大门口一对大石狮被偷掉了;我又一次回家,村里人又告诉我:厅上四五米高之梁柱上的木雕装饰也被人割开偷走了……村里公共的基业和财产被村支部卖掉的卖掉,如学校、碾米厂等,被偷掉的偷掉。我们在山的更深处。而在我们山两公里的外面,有一个叫童家坞的童氏村庄,他们的大厅(即祠堂),不仅没有丢掉石狮,连梁柱上的雕梁画栋依然如故、栩栩如生,展现着古代一个个经典故事。怪不得李家坞人都怀疑是自己村里出了内贼,否则外人怎能那样大胆那样不动声色、不露一点痕迹地从这山坞的公共大厅里切割下偷走、运走连体的古董……

李家坞曾经有许多古董文物,有的毁于“破四旧”,有的消失于“文革”,即使有幸留下来的一些大洋、古铜钱、古铜镜等私家古玩,“市场经济”后也几乎被外来的古董贩子收购殆尽。而那些古旧得不知年代的瓦罐,则大多随着新西式洋房取代旧徽式建筑而成了瓦砾碎片,埋进屋基地下永远安息了。

但,在我的百年老屋里,仍然珍藏着一个稀罕的宝贝——《严田李氏宗谱》,也即李家坞人(李家坞人都姓李)这一支脉的李氏宗谱。这个宗谱是很多朝代的人编出来的,最后续于清朝光绪年间,是木刻活字印刷本。其中,有明朝书画名家董其昌、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做的序,巧合的也有清朝汪柏、汪大敦两个汪姓祖先为李氏家谱写的序。“汪”姓就是我本来的姓氏,也是我叔父本来的姓氏,我大哥二哥他们还姓着“汪”。因为截至目前他们膝下还没有下一代男丁诞生,我的儿子又已自然而然姓李,如此下去,我们这一家族血脉的“汪”姓到我们这一代就划上了一个句号,“汪”姓就不得不含泪还给了祖宗。

《严田李氏宗谱》中的一篇《李氏源流志》是这样记录李氏血脉的:

“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业生华,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掌管刑狱的理官)。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商末纣王之时,理徵子(即李“征”的儿子)德灵为翼隶,以直道不容于纣(纣王)获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其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即李子)得全,逐改理为李氏。” 母子俩靠吃李子活了命,既为了记住“李树”的救命之恩,又为了避祸隐姓埋名,利贞的母亲将“理”姓改为“李”姓。这样,李利贞变成了“李”姓的得姓始祖。

这一段文字很有点像《圣经》里的《创世纪》篇,谁生谁,谁生谁……如串珍珠似的。

家史翻到大唐昭王时代,黄巢起义爆发,到处追杀李姓官员,昭王之子唐懿宗为了躲避战乱带来的“杀身之祸”,改名“京公子”南迁到安徽歙县的黄墩,后又迁到界田这个群山环绕之处。后,李“京”生三子仲皋、仲安、仲亨,仲皋又生三子,分别迁居三地,以成掎角之势,长子德鹏迁居安徽祁门新田、次子德鸾迁居江西婺源的严田、三子德鸿仍居浮梁界田。

我们李家坞村这一支李氏血脉就是严田李氏,先是有支系由婺源迁到叶村附近的乘凤源(现在叫乘风源),接着,又有相当一部分乘凤源李氏迁到了现在的李家坞。

从京都到偏镇,从偏镇到山村,一步步躲开繁华和世人的目光,一点点地隐居深山,回归内心。

多少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李家坞的中青年农民早已不安于这个偏僻的山坞,纷纷奔赴到县城、省城,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打工或做生意,留下一个个空巢,或留下一个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和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孩子。有的人还将房子买到中心镇汾口、县城千岛湖、省城杭州,迁居出去,永远告别这个“十三都”山坞,居住到人多房多车多超市多饭店多的闹城里去,去打拼闯荡,去享受玩乐。唐代李氏的避乱隐居,到城市化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李家坞的“严田李氏”后裔们,一个个走出这个小小的山坞,走进繁华大街与热闹都市,为了更体面地生存,更多地享受。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越来越荒的田地。

这些李氏的后裔出门,没有一人像姜子牙一样,离开家乡是为了“替天行道,兴周灭纣”,也没有一人像祖宗李渊、李世民那样,走出陇西已不是为了自己的贫富和幸福,而是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与众英雄一起冒险推翻腐朽的前朝,创建一个新的王朝,救众生于水火之中……

现在,按我知道的“严田李氏”二十世的辈分排名诗“起鼎光华耀,义成美景新,昌明宏泰运,茂大集祥珍”来看,我叔父是“美”字辈,我处在“景”字辈,这两代李家坞人姓名的第二个字多为“美”、“景”,难道从山坞里往外走的李氏又遇上了“美景新”的好运,在新千年之春?

与避乱隐居的唐懿宗“李京”(离京之意)相比,今天的这些李氏后代是进步了,还是在后退,抑或只是一种无奈的超越?是外进内退,一种历史的反复,完成一种社会人性的悖论?!

这就是李家坞李氏也是“三田李氏”的共同命运交响曲。

又有江西《婺源县地名志》解释说,因李氏“占得从田之签”,且“以严治家”,故名“严田”。严田李氏之祖李德鸾颇有才学,后来在南唐也当过散骑常侍,并被赠誉“金紫光禄大夫”。我深知易经之占,“治家”也很“严明”,许是我从双许村的“汪姓”改成李家坞的“李姓”的内在渊缘,因为李家坞六百余位李姓除了我找不出第二个具备此二合一特性的人。

“严田李氏”李家坞的李氏血脉支系,最终却要我这个小时候常受该村人欺负的外姓人过继来继承,或也是此派李氏的悲哀(抑或幸运?)。想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期,李家坞历史上第一次修公路募捐,我这个到万里之外的边疆工作、收入在村里只是中等或略偏上的穷文人,捐了1100元(一个多月工资),偶然成了该村最高的个人捐款,而继后的两个880元捐款人也是我最好的两个仁善挚友、小时候受过同村李氏欺负的李小河、李建国,还有我善友李景山——一个被李家坞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上层人”嘲笑和看不起的贫困生,不仅平时常常自己无偿去补路、扫雪,此次也捐出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五百元钱,而那些在本省境内挣到十万、几十万、百万资产的李家坞人,不断地在县城、中心镇乃至省城杭州买房子,在村里率先盖起豪华的洋房,却对村里首次修公路置若罔闻,一毛不拔,或洒了点零花钱,好似鳄鱼的眼泪。那大唐王朝的李氏胸怀和气魄到哪里去了?那些平时常在同村人面前摆阔,经常占公家便宜占他人便宜,以欺负可怜的弱者为乐的人能继承严明李氏的血脉吗?

唐代李家虽然出过像李元吉那样的败类恶少,但毕竟有着李世民、李靖、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的王道英气,还聚集了魏征、李[责][力]、李靖、秦琼、虞世南、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德裕、杜牧等一大批或智或勇或智勇双全的英雄,共同撑起李氏大唐的辉煌灿烂。因为有了大唐,李氏才蓬勃兴旺。后来,虽然李氏一代代稀稀拉拉地出了李纲、李清照、李时珍、李自成、李渔、李鸿章、李叔同(弘一)、李大钊、李济深、李嘉诚等真名人,但是王道和英雄气概却弱了许多,甚至慢慢地在消失殆尽。而那些登上所谓高位的李姓后裔们,至多只享受个人的权禄与荣耀,还没有给中国漫长的历史创造什么人文价值,给社会留下一些说不尽道不完的正能量。

更有多少后人,戴着李氏的冠冕,享受着李氏大姓的荣光,干的却是蝇营狗苟的龌龊事,假公济私、利己害人,腐蚀着祖宗的龙根和发丝。

也许,这就是历史催生每一个新兴的大一统王朝,赐给开国之君的姓氏往往是小姓氏、新姓氏的根本原因。老的姓氏荣耀过后就会衰败,就会涌入蛀虫来蚕食它……

所以,真正旺盛的生命力只能隐藏在新兴的姓氏之中——除非这个姓氏已经烂透,变成了一堆人人唾弃的狗屎,才有可能化作本姓新伟人的厚深营养,来催生新的姓氏春天。而这,也有可能只是夜里一现的昙花,或者根本就是我个人的一场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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