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顾彬关于1949年后中国文学（即当代文学）的叙述，一方面难于走出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的通过中国文学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思维怪圈，另一方面，他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认证及其所作的“习惯性标准”（语言驾驭力、形象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与现代政治学意义的诠释，又对我们考察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具有启发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是一部“问题文学史”。这个“问题”，既是指其文学史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指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关键词：海外汉学；当代文学“经典”；现代政治学；文学史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24-08
一、海外汉学的文化身份与文学史立场
讨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海外汉学”，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多重文化背景”、西方价值观念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过在有关海外（境外）的文学史家的介绍中，除了夏志清（1921-2013），对于像司马长风（1920-1980）和林曼叔①等，我们并没有特别展开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到如何理解“海外汉学家”内涵的问题。在质疑与批评大陆意识形态、主张“反共就是民主”②方面，不少海外汉学的态度与立场并无明显的不同，区别只在于程度的轻重和表达的隐显。但对海外汉学来说，更具标识性的，还是其文化背景与价值判断，以及研究中国问题征用的理论资源、使用的语言等。夏志清、司马长风和林曼叔都出生于中国本土并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教育。但与后面两者不同，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后，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里，基本在美国工作、生活，用英文研究与写作，其思想政治立场、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文学研究理论体系等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去中国化”。换句话说，在夏志清，美国（西方）的政治、文化对其文学研究的影响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与司马长风和林曼叔有很大的区别。在香港，除西方殖民文化外，对港人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及日常生活影响比较大的，除了对大陆若即若离的政治立场，中国文化中的大众——市民文化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林曼叔虽然有过短暂的法国留学教育经历，但从本质上看，仍不足以构成其“海外汉学家”的身份，“是道地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古远清）。因此用“海外汉学家”来描述司马长风和林曼叔的文化身份，显得并不充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评述他们的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没有过多考虑“多重文化背景”的原因。
但顾彬的情况显然与上面三位文学史家不同，是个典型的“海外汉学家”。而作为一个汉学家，顾彬与“中国”的关系颇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顾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早。若从1967年接触李白开始算起，顾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1974、1975年，顾彬借到中国和日本学习之机，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二是作为一个德国汉学家，顾彬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顾彬在中国非常活跃，包括受聘在许多高校讲学、参加相关的文学活动，在中国内地文艺刊物发表研究文章等。三是顾彬早年求学生涯中对宗教神学的研究，也使得他的精神思想资源有别于其他海外汉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前言”中，顾彬曾坦言他在尝试借文学这一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若论文学的宗教表达，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显然要弱于五四新文学。然而在将宗教作为考量中国文学的思想深度与“世界性”的一个筹码方面，顾彬却比上面三个文学史家中最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宗教含量”的夏志清还要执着，以至于给人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泛宗教神学”之错觉。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我们在后面还会作进一步的讨论。但这种情形不能说与顾彬宗教神学的研习背景毫无关系。
因此，若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多重文化背景”，顾彬作为个案无疑更具有代表性。与其他文学史家比较，顾彬似乎并不习惯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与立场，而更喜欢将自己这种复杂多重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史立场化解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过程中。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断断续续的表述中梳理出顾彬未必成体系的文学观念。比如顾彬说他和他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与选择”。他认为文学史写作不是简单的“报道”，而是“分析”：“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③在文学史写作的意识形态立场上，顾彬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偏见，但同时又坦言自己对20世纪作家作品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他个人。“如果它们更像是偏见而非判断的话，肯定也要归咎于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在此前提下，顾彬强调他本人评价中国文学的依据主要是“语言驾驭力、形象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④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用“国家、个人和地域”三个关键词来描述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关键词所指认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内涵，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还是历史主体的。顾彬指出，由于国民党退往台湾、东西方冷战等政治原因，导致了1949年后中国文学的分化和国际化，同时，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文学评价的一变再变，都使得曾经被文学史家们视为边缘的台港澳文学没有理由再受到忽视。因此，讨论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我们不应该再局限于大陆本土。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首先“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开始，并重点介绍了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怀乡文学”（顾彬称之为“机场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赖和、白先勇、林海音、陈映真、洛夫、郑愁予、余光中、王文兴等。这种“从边缘看中国文学”的文学视角，旨在扩展人们考察中国大陆文学的“边缘”视阈，更为我们评价一变再变的1949-1979年中国大陆文学提供另一个背景。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顾彬以197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在第一阶段（1949-1979），顾彬重点分析“对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形成压迫”的“公众意见”；⑤在“随着开放政策而展开”的第二阶段（1979—），则“详尽地挖掘”逐渐取代“公众意见”的地位并在世纪末成为“主导声音”的“个人声音”。⑥这第二阶段又以1989年为界线，分为“人道主义的文学”和“商业化的世纪末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