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失衡现象不断扩大，故文化生态得到广泛的关注，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显学。文化生态是指借用生态学的理论、观点、方法等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具体文化形态之间的生态关联，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它将生态系统科学视为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运用生态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阐释文化的运动和发展，就像任何一个生命体不可能孤立存在，总是与其它生命体、生物及各种生存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样，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态也不可能孤立存在，都是与其他具体形态的文化形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因此，完全可以把文化体系类比为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从生态的角度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新的角度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关于文化具体形态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的分类有两种：依据文化外在化和对象化的表现形式，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为对社会实行有效的管理，满足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需求，把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之间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整体。不同划分标准之间的文化结构彼此并不是相反独立的，而是相互结合在一起。把文化划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占据大多数，本文也试图从这一划分方式来谈文化生态的失衡。
文化生态的失衡
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建国之前是孔孟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经历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直到近代，中国从天朝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逼迫国人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对主流文化的彻底否定。陈独秀打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只是打倒了旧文化，而新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大地建立起来，就发生了连绵的战争，出现了国共两党的对立，共产党作为中国新兴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没有成为统一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当时只是作为众多理论流派中的一个而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胜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新中国随之建立，结果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民众遂一边倒地认同这一革命政治文化，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化。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主流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它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在特殊时期建立的政治文化对于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促进革命的胜利，实现政权的更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期，它的弊端也暴露出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文化生态也随之变迁。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讲：“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是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2]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及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主流文化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社会意识也经历着转型，高度统一的革命意志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麻木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使得原来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开始动摇。人们力图摆脱或者走出单一化的政治文化。大众距离主流文化的主轴越来越远。
精英文化依然被边缘化。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的对象是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目的是要表达他们的价值判断、审美趣味及社会责任。按照他的理解，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以及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精英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国家的生存良知，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精英文化具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常常依附于现实。市场经济的竞争下，资本的逻辑在背后操控着文化的运作，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雕塑等高雅的文化一概进入市场竞争。凡是与市场直接挂钩、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都会迅速崛起，否则，不是被排斥，便是被忽略。精英文化受大众文化的步步紧逼而节节败退，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坐标上已经与中心越来越远。
主流文化的松动和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导致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相比，在改革开放之前未曾占有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前，大众文化的受众对象普通民众是被统治的阶级，没有社会地位，因此在文化领域不可能有自己的声音。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普通民众翻身做主人，但是受政治文化单一性的塑造依然未有独立的形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而觉醒，经历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迅速地繁荣、发展。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及消费文化是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土壤，大众文化以普通大众为对象，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模式化、标准化、商品化等特征，并且是按市场需求大批量生产的、缺少文化内涵、只注重人们感官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使文化从属于少数精英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化从金字塔中走出来，走向普通大众，使得普通大众也能享受到精神文化的成果，这是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自身所带有的娱乐性、消费性等注重人的感官享乐的弊端，使得大众文化把人的精神活动降格为物质活动，这就抹杀了人的理想、信仰、自由等精神维度，从某种意义上把人降低为动物。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带来解放的同时又抹杀了人的神圣性，尤其是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的消极因素越来越突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已经冲击到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普通民众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不断下降，精英文化日益被边缘化，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出现了失衡。
文化生态动态平衡的可能路径
社会转型的出现，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及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文化生态的失衡。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其内部具体形态的文化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密切相关，每一形态的文化都有它生长的空间，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谁也无法代替谁，各种文化是价值相等的，在现实中可以竞相生长。只有各具体形态的文化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整个文化生态才能正常、健康地发展。要实现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就要改变我国文化建设的现状，解决文化生态面临的困境。
其一，促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之间相互渗透及动态平衡。首先，加强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进步的结晶，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故主流文化在文化生态中起主导作用，引领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如果主流文化失去了作为民族文化生态的主导地位，文化生态系统必然会出现生态失衡。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主流文化的建设应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变化应重塑主流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提高其解释力。
其次，重塑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源于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一种自觉。知识分子一般都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肩负着对社会价值理想建构的重任，对社会历史的健康发展充满着使命感，所以他们倡导文化艺术的审美特性，从而引导、塑造高尚的人文精神。精英文化代表社会的生存良知，也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下，要确立精英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繁荣精英文化。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文化软实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国学者高丙中认为精英文化的重新繁荣也将为期不远：“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精英文化应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感，承担起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承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最后，正确引导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大众文化在给文化带来繁荣的同时，由于自身的种种弊端而又破坏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给社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大众文化的流行显然忽略精神及价值生活对于人的意义。大众文化的标准化、批量生产是以消解文化的特殊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过分地追求娱乐性和消遣性，满足人的感官享受，从某种意义上抹杀了人的神圣性。因此，应通过主流文化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借助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思想与精神内涵，以避免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低俗化、媚俗化等倾向。只有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才能实现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其二，建立一种适度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主义兴起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向全世界蔓延。消费主义的兴起对于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过度发展，主宰了人们的整个生活，人们的生存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消费，消费的逻辑不仅支配物质领域，而且也支配文化领域，文化也被当成了商品进行消费，人们不再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反思和追问，而是一味地追求感官的享乐。因此应对过度的消费主义进行控制和引导，建立一种适度的消费主义。
其三，引导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现代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大众传媒的影响。我们生活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传播媒介所获得，大众传媒对于文化的普及，提升国民的素质从而实现社会的民主和公平等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联姻，它的弊端和消极作用愈演愈烈，在大众传媒的宣传和包装下，商品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成为一连串的象征符号。消费者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意义，这就使得大众的消费活动背离了自己的真正需要。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大众传媒发挥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屈从于商业利益，大众传媒要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我国正处在跨世纪和国家全面振兴的历史时期，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是如何使独特的中华文化得以推陈出新、发展传承并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推动力。我们当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真总结我国文化生态发展的历史经验，建构动态平衡的文化生态，为经济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4年专项项目，《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为14JK1329；2013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为13C051。
参考文献：
[1]吴小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97-98.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三联书店，1989：16.
[3]高丙中.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异[J].社会科学战线，1996（2）.
作者简介：
寇 瑶（1977— ），女，陕西咸阳人，博士在读，西安工业大学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