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岁末，浙江乐清的村长钱云会死亡案，因包含上访、征地、死亡等因素，成为一个跨年度的公共事件。虽然钱的家属已与肇事司机等方面签订了交通事故赔款调解书，钱家获赔105万元。但当地政府在处理此案的方式上，显然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此案和“我爸是李刚”等事件所反映的深层原因，进一步证明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信力是政府维系和发展的生命。公信力的减损，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还不适应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沟通之道。一些官员并没有把与公众的沟通，看作是民众自愿对权力认同和信任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方式，而更多地依靠或企图依靠强制力量来迫使民众服从。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在社会上的反复发作和持续发酵，最终也影响到政府的整体形象。
眼下的中国，正处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不仅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市场经济也使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加剧，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方政府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公权力，它们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治理社会中的不当博弈，来化解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变得规范而有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它与民众的沟通能力。
现代社会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着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态，也在使社会从过去依附式的伦理文化，向参与式的伦理文化转型。这种变化使得民众渴望了解和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社会生活中去，并尝试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地方政府要增强自己的公信力与权威度，就要让自己的沟通方式，能够适应社会体制转型、民众观念变化和利益调整等多方面发展的要求。
政治沟通对于政府治理，就像血管之于人的躯体一样重要。对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沟通而不是阻塞，是协凋而不是激化，是治理而不是折腾。政治沟通能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因为它放大了决策的民意基础，通过深入了解民众的意见和要求，让政府决策可以与社会需求同步。可以说，所谓的民意政府"就是要通过合理而合法的政治沟通，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
一些地方政府显然对转型时期的社会沟通极端重要性认知不足，使得很多问题难以得到化解。现在的地方政府多依靠政策性法规，来实现与民众的沟通。然而，由于对社会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缺乏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导致很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对上访者和被拆迁者的过激行为，就是这种法律规范缺失的表现。此外，在官民间沟通渠道上也谈不上通畅。由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依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渠道，而不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渠道，使民众的呼声极难得到有效及时的反馈。尤其在沟通中普遍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使得很多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执掌的行政权力实现利益交换，侵害了一部分民众的利益。这也导致许多时候民众对公开的政府信息持不信任的态度，损害了整个社会沟通体系的可信度。当然，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话语僵化空泛，一些信息的滞后性与失真度极大，很多有效的正面信息发挥不了作用。
与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权力与服从不同，现代社会更为注重信息的有效传播与接受效果，当老百姓怎么都不信你的时候，政府的麻烦就大了。早在196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就把现代政府比作是一部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福祉的信息沟通机。在他看来，现代政府要想有效行使权力，只有借助对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利用，并通过不断地从民众中获取反馈，才能有效矫正政府行为，并最终实现对整体社会目标的达成。否则，政府系统便有可能像失去神经的有机体一样陷入瘫痪。也就是说，现代政府要想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只有将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现象还原为真实准确的信息，通过研究官民沟通的方式和路径，才能深度把握现代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发现社会机体中病灶的真正根源。
很显然，只有重构当下的社会沟通之道，才能提高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社会沟通既要求政府行为和决策方式的透明化与程序化，使得政府体系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信息量剧增的要求；同时也能优化政府职能，通过对职能范围的合理定位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调整，来增加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增强政府部门的社会服务职能。此外，通过重构官民沟通之道，还能扩大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培养一种建立在沟通与说服基础上的多元的公民文化。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让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通过有序的协商与博弈来化解彼此间的矛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理解与宽容，有效推进社会的转型和整合。可以说，只有重构社会沟通之道，才可能塑造一种全新的政府形象，建构一-种全新的权力关系。而重构社会沟通之道，就是要把过去单向的政令宣传，转变为政府与民众对观念和信息的共享与互动。通过唾弃强制与暴力，改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传统控制模式，建立一种尊重与合作的新型协作方式，实现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循环。而这，无疑是社会各阶层都盼望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