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西曾经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文明的中心地带，孕育了中华民族五次重要的文化兴盛。其主要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和规律，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借鉴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陕西；文化；兴盛；文化精神；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2-0118-03
一、炎黄文化的凝聚精神
陕西孕育、发展和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本根——炎黄文化。根据传说记载，约生活于5000多年前的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源于姬水(今甘肃天水)的黄帝部落东迁，但黄帝死后葬在桥山(即今陕西黄陵县)，后人置庙黄帝陵，迄今已供奉逾千年。生于姜水(今陕西宝鸡)的炎帝部落主要生活在以关中为中心的陕西境内，传说炎帝发明了木制末耜，教民稼穑，被尊为农业之神。又曾遍尝百草，为人医病，被尊为医药之神。《易·系辞》下还记载他创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开创了物物交换的原始商业贸易。
黄、炎部落都是农业文明较为发达的民族集团，当时的许多文明创造如宫室、车船、兵器、历法、音乐、医学等大多已从考古上(如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得到证实。后来，两大部落在中原地区合而为一，战败和融合了东夷族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元一体、多族共存的酋邦制王国，将农业文明发展到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疆域上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初基，从民族上壮大了华夏族团的力量，从文化上融合了多种成分而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炎黄文化，炎黄二帝亦被后人共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有华夏儿女则自称“炎黄子孙”。
炎黄文化的兴盛，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精神，并对我国后世历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总结，中国之所以历经五千年风雨，始终巍然挺立，不散不败；中华文化之所以传承五千年依然生生不息，并越来越强大；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断壮大，其根本动力就是它具有一个充溢着强大亲和力的凝聚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二、周文化的伦理精神
发萌并崛起于陕西境内的周族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摧毁殷商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西周王朝，迈入了陕西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兴盛期。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继承了一脉相承的炎黄、夏、商文化传统，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长足发展：更为发达的生产技术、完整的治民体系、系统的德治礼仪，以及一整套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伦理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结构。“周文化”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成果。《史记》记载周人与殷人出于同一族源，都是炎黄文化的直系传人。夏朝时，周人首领后稷任夏官，管理农业。夏末大乱，周先公不窑被迫西迁“自窜于戎狄之间”，并与羌族的姜姓部落结成婚姻联盟。不窑的孙子公刘迁豳，重修后稷之业，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至商代，卜辞记载周人曾受封于商。可见，周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夏、羌戎和夷商文化内涵，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多元文化系统：重血缘宗法、重礼乐教化和重人际和谐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来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周代是陕西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文化内涵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伦理精神。周确立了我国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伦理制度。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建立起了一个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众多诸侯国拱卫王室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网，并在这个稳定的国家内部统治秩序上“制礼作乐”，将其纳入到以礼乐为核心的轨道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可以维系各级家庭血缘关系的思想行为规范体系，还发展了以“德治”为理念的四夷服事制度：有效协调了国家社会关系。尤足称道的成果是围绕天道、人道关系而展开的“诸子百家之学”，如孔子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伦理，老子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撰写的哲学宏著《道德经》等，均以其丰富的中国古代伦理思维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并最终沉淀为传统伦理制度的牢固根基。
三、秦文化的统一精神
秦族源自东方，后辗转迁徙并崛起于西方。秦人自称夏后，为夏文化的继承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汇了东夷、西戎、殷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又通过兼并战争融合了众多民族和文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改革措施，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大一统特色的帝制文化内涵，突出表现在：
第一，吸纳整合的文化兼容精神。秦生活、发展于西戎之地，曾长期被中原诸国鄙为戎狄之国，深受羌戎文化的影响。但秦人敢于兼综融合、吐故纳新，如秦收复周故地和余民后，继承了周文化，对周文字加以使用，却又大篆为小篆，独成一体；艺术上，并蓄了六国工艺精华，创造了大量艺术精品，尤其是雕塑、铜车马、壁画等杰作，堪称世界一绝；建筑上，已能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封建帝王陵园，成为后世竟效的标本；科学技术上，青铜器的制作之先进任何前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等等。尤其是《吕氏春秋》的编撰，从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荟萃、大总结，这些都直接反映了秦帝文化的大气与包容。
第二，大刀阔斧的文化改革精神。秦人立国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富国强兵、实现统一是秦历代国君执着追求的奋斗目标。秦广招人才、锐意改革，从献公到孝公，历时近半个世纪，国君带头守法，官吏奉公守法。献公改革使秦的国力增强，在向东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孝公继续发愤图强，任用商鞅两次变法，在秦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现了“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秦国军队战斗力也大大增强，所向披靡。即使在建立帝国后，秦还进行了全国政治大巡游和各项改革，如“车同轨、书同文”、大修驰道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从制度上巩固统一政权。
第三，徙民垦荒的文化传播精神。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广泛推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最初，移民用于充实边防或贬谪六国官员、流放罪犯等。后来则扩为政府的常规工作，如惠王大量移民巴蜀地区和赢政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等。移民规模还不断扩大，《史记》载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又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征服闽越及东瓯，于其地先后置南海郡和象郡，并往这些地方大量移民；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攻占河套地区，设九原郡，置县，组织三万户移民迁入，开发北疆经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徙五十万罪徙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共处。此后又陆续遣大量逃亡者、奴仆、商人和罪犯去充实戍守，并移越人出山与汉人杂居等。秦通过长期的移民垦荒活动，推进境内民族文化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各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巴蜀民众“皆使能秦言”。
第四，大胆用人的文化改造精神。秦国历史上起用了大量外来卿客，或做执政大臣，或推行改革，通过用人施政进行秦文化的改造，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文化智慧。李斯所撰《谏秦逐客疏》记录了秦国四代贤君任用外国贤才的故事，如文治武功兼备的穆公求贤不分地域和贵贱，任用了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而霸西戎；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雎等。担任秦国丞相十余年的吕不韦、李斯也是秦国的外来人才。各地英才的汇聚使秦人才济济、贤能荟萃，从此发展迅速，国力强盛。
应该说，秦文化中所蕴含的这一系列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一点，即非凡的大一统文化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它不但对当时社会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促使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长久立国并发展壮大的思想财富。
四、汉文化的开拓精神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汉承秦制”并有所损益。由于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自此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兼收并蓄了道佛等其他文化元素，基本形成了以中原地区集权政治为背景的文化一统格局。汉儒思想是一种“德主刑辅”、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其核心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尊君和伦理思想，如“仁”、“孝”、“仁政”“德政”等观点，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汉文化中还有浓厚的佛教元素，儒道佛思想相融并渗透到我国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文明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的强盛除了有坚实的统治理论根基，更突出体现在它文化内涵中的西拓精神。汉统治者利用地理优势，勇于西拓，北纳匈奴、南拓岭南、西开丝路，吸纳西域及海外文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由此创造了华夏文化的新阶段。公元前59年，在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西进道路后，汉政府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屯田驻守，从此打通了横贯欧亚、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生命线“丝绸之路”。丝路分南北两道，均迄自长安城经河西走廊向西，通过西域地区，分别到达安息(今伊朗)、大秦(今罗马)、身毒(今印度)等国。此外，《汉书‘地理志》记载汉统治者还积极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丝绸之路的开通从陆路和水路揭开了中国与中亚、欧洲、非洲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同义语。其成果是卓著的：不但把古老的中国东方文明奉献给了世界人民，而且将东方黄河流域文化、恒河流域文化和西方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世界文化的融会贯通。两汉时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对世界文明演进影响深远，其繁盛使长安城这座著名的国际性大都市成为一个接纳胡风、中外文化合璧的展览厅，以至于“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同来藁街宴”。
五、唐文化的开放精神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因广泛吸收异域文化而形成了典型的多元特色的大唐文明。唐文化素有“唐承汉统”之说，即唐人有意识地慕学汉人风范，这种历史文化心态奠定了唐文化的高起点。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之后，唐朝统治者的政策智慧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即通过长期推行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加频繁和深入的文化开放策略，深入亚洲西部、欧洲东部和北非地区，向世界全面开放，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不但造就了唐朝国运的昌盛，也将文化的繁荣推向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唐朝文化的开放性涵盖了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从地理区域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统辖的藩属少数民族政权，以和亲为主要方式，进行文化的深层融合；第二层次为周边带有藩属性质的国家，如日本、朝鲜等：以文化输出为主导，形成东方唐文化圈；第三层次为亚、欧、非其他国家，以商业贸易为主导，互利互惠。
首先，唐朝的和亲政策和实践是其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和亲，即中原汉族封建统治者与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政治联姻。它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特殊策略，最早出现于汉代，主为安边和互市。到了唐，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对藩属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威慑力，因此与唐和亲成为藩属政权的一种荣耀和发展契机。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唐在尽力推行民族平等理念中将和亲对象和地域范围最大限度地开放，以至与东北的契丹和奚，北方的东突厥和回鹘、西北的吐谷浑和高昌，中亚的西突厥、于阗和宁远(亦称拔汗那)，及西南的吐蕃和南诏等都有亲密的联姻关系，和亲既加强7与周边政权的联系，如中亚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长期与唐保持着宗藩关系(如康国、石国、安国、吐火罗等)，促进了国家一统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大大提高了唐文化的影响力。
其次，唐以文化输出为主导，密切了与东亚朝鲜、日本的关系，成为东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日文化交流以遣唐使为标志，日本全面引进中国文化，构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并长达近一千年。朝鲜与唐的关系也极为紧密。据学者的统计，从618年到906年唐朝存在的289年问，新罗曾向唐派遣使团126次，唐向新罗遣使34次，两国之间外交往来的频率，已远远超过唐与其它任何国家之间的往来。新罗在近300年间所派遣的留唐学生，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两千人，成为派遣人唐留学取经最多的国家之一。朝鲜大量引进儒家经典和医学药典，并照唐制设立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科考内容录用官吏。许多在唐的留学生、留唐僧也不断增多，广泛传播了唐文化。大量新罗僧侣人唐求法，参与佛事，加人译经行列。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继续派使者向唐求文、殉书，使得唐文化影响得以延续。
再次，唐以商贸为主导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十分广泛。根据史书记载，唐的对外关系扩展到欧、亚、非许多地区，丝路已延伸到北非的开罗和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甚至通过波斯湾到达非洲。其中，唐与印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互动。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促成中国式教派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惠能革新后的禅宗浸润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本建构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把中国文化带人了一个注重自然、和谐、灵性和气韵生动的崭新意境。而同时，唐的道教文化也对印度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当时印度一些地方的许多习俗和礼仪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并在道教影响下产生了佛教的一个主要流派——密宗。此外，在史学、数学、医药、科技、物种、音乐、舞蹈、瓷器等多方面，双方都互相借鉴和学习。由于唐朝全面开放的广阔胸襟和兼容世界文明的恢弘气度，在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浸润下，遂形成了多姿多彩、魅力四射的唐文化，它不但洋溢着昂扬奋发、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也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
六、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文化的中心区之一的陕西，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实践和积淀了中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内涵。尤其是汉唐时期，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些都是我省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祖先的崛起之路足资我们今天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一个涵盖了中国国内(包括港澳台)所有民族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每一个民族和地区各自发展和弘扬优秀的地方文化，这既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途径之一。为此，我们陕西应加强文化自觉，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本根的基础上，凝聚人心、积聚力量，既要“着力保持省内民族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又要有所发展和创新，根据时代的需要整合、创造和凝聚地方文化的特殊魅力，为实现中华文明新的崛起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