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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及其启示

活动自查报告 时间:2022-03-26 10:10:4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调整认识方法和视角,形成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为核心 的时代观,这一时代观以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为认识重点来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握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具有稳定、务实和全面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时代观为后人科学把握时代提供重要启示。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justed the understanding method and the angle of view, forms take “peace and the development is the time subject” as the core time view, this time view key grasps the time development take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s the understanding the tendency, embarks the assurance two kind of social system"s relations from the national interest, has stable, practical and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ime view grasps the time for the posterity science to provide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时代观 国际形势

key word: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ime vi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作者简介:杨军, 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曾令晶,女,武汉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时代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性质、时代主题和阶段性特征等的认识和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增加世界财富总量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重大灾难,改变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力量对比,国际关系格局不断调整,西方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新的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人类的和平;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的程度有所提高,但西方大国凭借经济和科技优势把握话语霸权,向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时代及其发展趋势、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认识的理论成果,全方位地观察、分析当今国际形势,对时代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形成关于时代的比较系统、特点鲜明的理论认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逻辑前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主要内容

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使其形成的时代观,主要是对时代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判断,包括以下思想:

第一,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这两个问题并未解决。

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根据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明确提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思想,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生产力领域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国际社会的普遍态度等,在1984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突出问题”的判断。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据此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但至今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P522)

第二,制约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首先就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2](p491)随着两极格局的改变,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不断出现新的表现,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化,局势紧张。其次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使其可以掠夺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富国和贫国之间的差距扩大,甚至引起局部的战争、动乱或危机。其三是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破坏、经济金融危机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成为世界实现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三,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由于科学技术迅速推进、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当今世界在国家关系、生产管理和组织、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正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使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为“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国际社会面临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对人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世界各国应努力推动互利合作来实现发展,应树立共同责任意识,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中国作为负责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努力推动构建和谐世界,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第四,两种社会制度既对话合作,又对抗竞争。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以往只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片面认识,根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现实,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要对话合作,为世界和平奠定基础;又要对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和价值追求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忽视两者对立斗争的必然性及斗争对抗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要通过实现全面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要保持应有的政治敏锐性与警惕性,积极防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里,对于时代的性质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列宁曾提出十月革命后时代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坚持了这一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重申时代的性质,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列宁关于时代性质的思想。无论是在宏观上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具体地分析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思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分析我国意识形态现状和建设,提出中国要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等等,都是以“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思想,关于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等等,都显示出制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反映了在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之中的斗争与交锋。

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时代观的基本方法和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时代观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时代发展问题上,遵循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由此赋予了时代观鲜明的特点。

其一,以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为认识重点来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人把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国际经济关系作为考察时代发展的重点方面。邓小平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把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作为全球性战略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强调发展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立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来研究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明确科技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关注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联系,倡导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发展。

其二,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握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务实地评估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还没有条件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能消灭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关系是并存共处。同时超越仅仅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来认识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思路,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明确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既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也存在利益的汇合点,“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3](p330)。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因利益因素,将表现为并存、交流、合作与竞争、对抗、冲突的辩证统一。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基础,就能实现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其三,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观察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把握时代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如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政治多极化的曲折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等等,不断丰富对时代及其发展变化特征的认识。

综观自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时代观,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稳定。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在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发展主导方向的判断未曾改变过。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曲折进入低谷,伊拉克战争爆发,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构成新的威胁,中美在经济、军事领域时有摩擦,经济全球化导致南北国家差距拉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二是务实。中国共产党以务实的态度来分析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关系,重视在“资”强“社”弱、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重视在现有国际格局中,通过多种努力,逐步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三,全面。无论是对时代主题的判定,还是对时代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全面观察分析之上的,通过分析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民族、意识形态、环境资源等状态,透视其中的关联和各方面因素影响力的消长,抓住时代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在不同领域里的表现,避免了片面性。 稳定、务实和全面的时代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选择正确的国际战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灵活应对国际风险危机的重要根据。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历史发展,为以后继续认识、分析、研究时代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方法来认识时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把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划分时代的基本标准和依据;考察与一定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各阶级,确定某个阶级在时代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由此把握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这样使时代观奠立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并且具有了社会阶级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方法认识当今时代,就要认清在科学技术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以此为基础分析这种变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阶级关系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影响,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明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从而获得关于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正确认识。

第二,从实际出发把握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状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是时代认识中的重点。列宁曾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这个时代是个漫长的大时代,其历史进程受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制约。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基本现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超过了社会主义力量,资产阶级还是时代发展的主导者。因此,要正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坚信当前资本主义在世界占优势,社会主义弱小不成熟,这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正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能够和平共处。既不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主观地判定社会主义能够很快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已经中断或者终结,时代性质已经发生改变。

第三,注重把握时代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任何时代都是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矛盾的发展变化使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主要矛盾塑造着阶段性的特征。因此把握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是认识时代发展阶段、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的基本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乃至不同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中,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相关因素和表现形式,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在一定的时段里,时代主题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要善于辨别一些新情况和突发问题,准确判断它们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影响力等,不简单地因为它们改变对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认识。

第四,把多种分析视角结合起来观察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从多种分析视角来认知时代的。基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视角,从宏观上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中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明确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基于国际形势的视角,认识特定阶段的人类社会主要矛盾、主导社会力量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特征或主题;基于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科技的等等视角,认识某一因素及其变化对国际形势乃至时代发展的影响,认识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对时代面貌的刻画和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引导。把多种分析视角结合起来,能够克服时代认识中的单线思维和片面性。

注释: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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