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冲突理论为把握和分析冷战后的世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在阿尔温·托夫勒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基础之上，文章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未来走向则是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最大范围内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文明冲突理论 文化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冷战结束后，以弗朗西斯·富山等为代表的学者把苏联解体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历史性终结”，对应的则是资本主义标榜的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取得普遍性胜利，但是塞缪尔·亨廷顿把这看作是一种“和谐的错觉”。他认为这种“历史终结论”所体现的和谐世界范式其实无法将冷战后世界的现实状况解释清楚，因此，新的理论要想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发展现状，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来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发展进行解释与预测，把握人类文明整体的前进方向，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冲突理论应运而生。阿尔温·托夫勒针锋相对地指出了“和谐的”普世文明的存在。
尽管如此，两人都把文明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明的差别会在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引起冲突，而且还可能十分激烈。他们这种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了来自不同文明的影响。文明的相互冲突与并存在解构部分既有的中国文化发展观的同时也在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从社会结构特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建设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共同构成有机的社会整体。纵观人类文明进化史，人类在物质需求、文化需求、政治意识形态需求三个层面，从需求和依赖程度上，并没有简单的先后关系，亦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推动又互相干扰、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首先，“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依据唯物史观，归根结底，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根本意义上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当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等共同形塑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制度、政党、政策的支撑。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始终同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动力要素紧密相连。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将“四位一体”的布局发展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统一。从文明的结构来讲，其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自始至终沿着文明的整体性方向推进。
从不同文明冲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不断吸收世界其他文明成果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的，有着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逻辑。世界不同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的碰撞，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外在动力。
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文化是有一个价值观的核心、制度和习俗的深层结构和物质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所构成的多层次结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着深厚的文化培养，是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是“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推进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一种主张从地理环境的生态结构出发，运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以及解释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观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不断进行着王朝的更迭，用王权制度的形式建构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系统，其中既有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为主导，亦不乏极具草原文明特征的元朝、满清王朝。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长期的冲突、交往中不断寻求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形态，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赋予了具有多地域、多民族以及多元性的张力。中华传统文化深刻烙印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之中，是连接中华民族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中华文明支撑着当下的中国社会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至失去发展重心。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塞缪尔·亨廷顿偏向于强调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文明过于静态化，相对保守;而阿尔温·托夫勒则更多地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明，他认为文明是更具有明确性和动态性的。阿尔温·托夫勒用唯物史观将人类文明划分三大浪潮，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追寻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走过了这三大文明的发展路径。
新中国脱胎于千年的农耕社会，农业文明的烙印自始至终都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
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西方市场经济逻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转型的重要动因。文化产业日益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明形态。国际社会，文化的观念在不断转变。文化早已不仅仅是生活范式或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不断扩张，文化作为一个产业门类早在20世纪50～8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到了90年代，文化发展的国际化浪潮开始席卷，并且从一开始就带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然而，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产业化，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化的道路上经历了思想解放与体制改革的曲折过程。西方的商业文明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本位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过程。
在计划经济管制下，文化产品的一般商品属性被意识形态属性淹没，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引入过程中，中国的文化生产才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越来越带有经济基础属性。文化产业已经是现代第三产业的核心，这一点越来越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真正步入工业文明的征程。
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继物质和能源之后的社会支撑性资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到一种绝对重要的地位。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网络文化成为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的重要的新文化。随着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通讯技术电子技术方面得到飞速发展，网络的巨大资源承载力、快速传播能力以及强大的舆论引导力不容小觑，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风向标。
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加剧了这方面的碰撞与冲突，甚至出现文化危机。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危机，将冲突最小化则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目标，在保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进行文化大整合，防止世界其他文明中的糟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误导和消解。
世界不同政治文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如何看待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范式。在亨廷顿所定位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仍然会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他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国际关系的主体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然而，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会举足轻重。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化的，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但是，民族国家仍然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主体，其不同体制下的政治思维模式代表着不同政治文明，始终是影响文化国际交往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文明影响下的重要结果。在广泛的国际交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政治文明，也在不断受到其他政治文明的影响。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始终遵循着同时期政权体制逻辑。在长期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追溯至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入侵腰斩了传统中国政治变迁的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实现政治独立为目标的近代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孕育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现代政治资源，伴随而来的国外政治思潮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参考和思想源泉。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两大分支，其中，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又分为君主立宪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潮两大流派。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中国都想过、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这些政治体制下的文化形态也没有从根本上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重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下子改变了全球历史的方向。自那以后，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为中国的革命创造了新的国际政治环境。在这影响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击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一步步解决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根本转向。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冲破西方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规模速度问题上经历严重的曲折。鉴于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积极探索如何逐步摆脱“苏联模式”，致力于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文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巨大飞跃，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并完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这一时期，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多极化出现。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考验，中国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坚定。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指导下，中国文化向多层次全方面方向发展，中国文化也在逐渐形成中国气派。
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文化认同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更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新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变动的可能性非常小，并且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他指出文明是历史的沉淀，有着很强的稳定性的体系。文明的冲突将是世界的未来主线。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社会主义文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则是不同时期世界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互相协调的发展路径。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主流地位则要归因于世界文明的结构特征。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更各种动力因素作用下世界结构形塑着这个时期的文明样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同国内外的政治冲突紧密相连，文化亦是如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局面。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竞争又有机共存。因此，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我们理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文化认同使命。亨廷顿将未来世界的焦点集中到文明间的冲突。他否定了普世文明的存在，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共存。”
亨廷顿还创造性地将文化认同这一非理性因素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虽然亨廷顿否认了普世文明的出现，但他始终承认文明中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认同。而且，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人们不断深入探求自身存在意义与价值以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
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体系的完整与和谐离不开文化的培育。不存在普世文明，但存在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文化共同体。任何期望通过具有某一单一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来创造普世文明，并在体制和机制上靠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与世界“接轨”，从而在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崛起，进而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企图，都是徒劳和危险的。但是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相信中国在重构世界体系方面能够做出较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同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世界不同文明的冲突、人类文明进程始终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实现文化复兴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伟大进程中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是发展的根本方向与目标。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相伴相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以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输出来圈定世界为目标，而是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前提下，最大范围内地寻求文化共同体的长期过程。
（作者为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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