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
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畢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晚年，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好帮手·好上级·好朋友
1973年12月，胡克实调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他在任国家地震局主要领导期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研，尊重科学，爱惜人才，高度重视保护和发挥地震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坚持实事求是，按我国国情推进地震预报预防工作，并高度重视吸收国际先进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克服种种困难，推进国际地震科技交流与合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专群地震队伍开展广泛的地震预报探索，勇于实践，高度重视加强地震科学研究。1974年6月上旬，胡克实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趋势会商会，并根据会商结果向国务院提出应急建议的报告，国务院批转了该报告。国家地震局会同华北尤其是渤海周围有关省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地震监测预报和预防工作，为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预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海城地震预报预防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了对破坏性地震成功的、富有减灾实效的预报预防零的突破。
1975年，胡克实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组成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接到调令，再次离开刚刚熟悉的工作岗位，胡克实没有怨言，走马上任，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工作。抓科研工作，他方向明确、措施具体、方法得当、坚持不懈。从科研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目标的设定、规划的编制，到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以至后勤保障、职工生活等，他无不精心筹划，全面考虑，周密安排，抓紧抓实。抓科学院的整顿改革，他深谋远虑，循序渐进，多次深入到科研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对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机构设置、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管理方式的改变、规章制度的建立以及科研基地建设等都一一在心，统筹规划，逐步推行，一抓到底，为中科院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曾在国家地震局和中科院工作过的朱世和说，胡克实同一些老科学家关系很好，严济慈、钱三强等与他都交往甚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胡克实发自肺腑的呼声，他期望科技人才蓬勃成长的殷切之情，我们从他的一些遗稿中可以显见。
一个半生从事青年工作的领导干部，转行到科技战线，应该说是事业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转折。但是，由于胡克实的勤勉钻研，刻苦学习，很快熟悉了科技工作的业务。从他的笔记和讲话稿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对科技战线的情况注重调查，讲成绩讲问题一清二楚，有条不紊；讲意见讲办法合情合理，透彻深刻。
后来，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胡克实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务实、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工作，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尽心尽力。作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开展委员会工作和加强委员会工作机构的思想、组织建设及其制度的建立健全，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技术成果商品化、发展技术市场、增加科技教育投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重视人才培养等问题都极为关注，进行专题调研，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在立法实践中，胡克实为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的制定尽心竭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外事活动中，他广交四海朋友，热情积极地宣传我国人口与计生政策和教科文卫事业改革、发展与法律建设的成就，扩大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科技与法律是现代文明的双翼。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是我国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产物。1988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在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的前身）、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指导下依法成立。该学会由我国科技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组成，旨在繁荣科技法学研究、推进科技法制建设、发展科技法律服务。学会服务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聚集了我国科技、经济、法律、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广阔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已发展成为在我国科技、经济、法律界具有高度权威、在国际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科技与法律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平台，成为科技界和法律界的战略联盟。
我国科技立法的倡导者和开创者胡克实曾亲自担任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在2000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技法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克实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任名誉会长。作为组织创新的尝试，大会选举段瑞春、王家福为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共同会长。
在同事们或部下的眼中，胡克实政治思想敏锐，组织纪律性强，勇于开拓进取，敢于实事求是，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克勤克俭，勤政廉洁。采访中，老领导、老部下们都说，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待人宽厚，诚恳热情，能很好地团结上下左右，是领导的好帮手、部属的好上级、同志间的好朋友。
的确，胡克实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与时俱进、不断拼搏的一生。
永葆青春的秉性与不老的灵魂
胡克实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贡献给了党，贡献给了人民，贡献给了我国的青年工作、科学技术事业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正如朱世和的分析：“胡克实的一生可分为三段，一是青年工作，二是科技工作，三是立法工作。三段，他都是尽心尽力、兢兢业业的。工作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青年工作。”
胡克实热爱青少年，也十分爱护和关心自己的部下。团中央学校部原秘书主任张定，是一位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干部，却因为坚持说真话，被人诬陷为有“一系列的反党言行”。胡克实对此深为不解，但在当时极左思想控制下，张定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直到1979年胡克实和张定都早已离开团中央，胡克实还亲自作出有力的证明，否定了对张定“无限上纲”的诬陷，给予彻底平反。
在1958年至1959年，身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还兼任过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当时，中国青年报办得生动活泼又富有思想性，深受青年和广大群众的喜爱，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在反右运动中，中国青年报成了重灾区，报社的一些领导与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胡克实感到非常痛心，但在极左的控制下，却又无力保护这些同志。钟沛璋说：“当时我在报社作为副总编辑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当讨论我的问题时，要编印我的言论材料。克实同志就跟新调任的总编辑孙轶青同志商量，编印的材料要全面，应该把钟沛璋撰写的有重大影响的社论也编进去。报社全体干部对我经过审查后表决，几乎全体都不主张把我划成右派。”可是，在后来的又一阵极左风下，钟沛璋未经讨论而被划为右派。“我在农村改造劳动几年后，回到报社从头开始当编辑。当时虽然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但还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摘帽右派’。到1964年共青团九大召开时，需要起草一份有份量的团代会报告，让谁来主要执笔起草呢？克实同志力排从议，决定让我这个已被打入‘冷宫’多年的‘摘帽右派’来担此重任。”
当时，胡克实的这个决定使许多人大为吃惊，钟沛璋同样是“诚惶诚恐”。还好的是，钟沛璋主持起草的报告得到全团干部的赞许。然而，两年后全国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胡耀邦和胡克实为此被加上了“重用右派”的罪名。从这件自己亲身所经历到的事情中，钟沛璋深深感到胡克实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对干部是特别了解、爱护、信任，有着敢于承担责任的高贵品质。
到80岁才办离休手续，胡克实一生可以说是带病工作。肺气肿、肺心病、肺脑病等，是胡克实一生难了的心病。据于今老人说：“年轻时医疗条件不够，加之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后来有了条件治疗，却工作繁杂而不能坚持治疗，加之病情发展已比较严重。这种病最怕气候变化，让他晚年遭罪不少。”
胡克实有4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幸的是，2003年4月，小女儿在出差中，所乘小车在“苏州——上海”的高速路上爆胎而在车祸中丧身。于今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始终瞒着当时重病在身而住院的老伴，直至胡克实病逝。
大胡克实1岁的于今，原籍江苏金坛县，出生于山西太原市。她与胡克实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15岁在太原女中读初中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红色妇联”（即“革命妇联”）。第二年，在西安女师高级班读书时，于今被选为学生代表，曾为地下党领导的小报《新文字报》撰写发刊词，因有反对国民党文化剿赤的内容被国民党特务搜捕，经老师营救才得以转移出校园。随后，于今在武昌艺专师范班就读，并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秘密学联”。继而，又辗转到西安女师读书，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后到西安西青救办事处做少年儿童工作，1939年调延安中央青委组织部做少年儿童工作。1940年春，到晋绥边区做青年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胡克实，并成为终身伴侣，相濡以沫。1948年于今随胡克实进北京，同时参加了全国首届青代会、学代会与团代会。会后，于今被分配到华中团校与中南团工委衡阳铁路局团工委及武昌分局团委做团的工作；以后转到工业部门做工业管理方面的工作。
胡克实好学，原本高中没毕业的他，很难想象日后成为了中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后来，他的理论水平、知识面、文字能力、书法功底可以说都进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层次，并且不少文章显得精炼、严谨，不失文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就是胡克实。
游泳、橋牌、书法、读书，这是胡克实的几大爱好。其中读书，是他终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运动中那么紧张，劳动那么劳累，他也没有放弃过一天学习，政治、哲学、历史书是他的最爱。在他的寓所，记者只见好几面墙是到房顶的整排书柜。于今说：“他爱读文史书籍，‘二十四史’他通览过一遍。他还爱看些党史刊物，像《百年潮》、《炎黄春秋》，以及你们的《中华儿女》。”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胡克实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他毕生喜欢读书，且“好求甚解”。
胡克实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爱打桥牌，他认为打桥牌对训练脑力有好处，加之他上学时数学成绩很好，因此对桥牌有兴趣。1990年2月，他还当选过中国桥牌协会副主席。他也爱在大海中游泳，与风浪搏击。这或许与自己起落的人生经历有一种因缘。在数千张的照片中，记者注意到有好几张是胡克实与夫人同泳大海的场景，即使80岁高龄夫妇俩还是一起畅游碧波之中，无不让人感叹。
据朱世和讲，胡克实爱往下边跑，“他下乡不是蜻蜓点水，下去就是接触群眾与干部，调查研究，对下边的人像对待朋友一样”。说到为人，朱世和最为感慨。他说：“我跟随胡克实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重话也没说过一句，并不是我做得怎么好，谁也有失误。在我面前，他也从没讲过他人一句坏话。他为人正直、坦诚，能容人。”
对于工作，胡克实总是那样认真，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要求甚至说得上“精雕细刻”。经过他手的文件，他要不断地修改，每校对一次总是又修改一回，没完没了，做秘书的和打字员有时为此有些“不耐烦了”。
生活简朴，日常生活他从无所求。但是，胡克实年轻时就嗜烟，因患有肺气肿病听从医生劝告戒了烟，然而到“文革”中因写检查三番五次过不了关，又吸上了烟。在干校患了疟疾后，胡克实才彻底戒了烟，可是因抽烟留下的后患却是无穷。
晚年，胡克实因多种肺部疾病的困扰，最终丧失肺功能而医治无效，于2004年6月27日20时在北京逝世。让人感动的是，胡克实病逝后，于今一直把老伴的骨灰放在家中，准备进行树葬，同先走的小女儿葬在一起，与绿树为伴。据了解，胡克实病重期间及去世后，胡锦涛、曾庆红、王兆国、乔石、李瑞环、宋任穷、蒋正华、路甬祥、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掉；团中央及中华儿女报刊社也对这位中国青运史见证人与亲历者的逝世表示了沉痛的悼念。
胡克实的病逝，牵动了众多老团干的心，许多年高体弱，甚至重病在身的老团干，不顾酷暑，在7月13日亲赴灵堂为他送行。高勇说到这些，眼圈都红了：“克实同志的逝世，我虽有预感，但又感到突然。他长期疾病缠身，但我又觉得这种慢性病已经多年，不至于走得太快。4月21日，我曾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他还坐着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未料到这竟是同他的最后一面。”高勇说，于今同志电话告我噩耗时，内心实在感到悲痛，想起了我们当年在关东店工作、生活的日子，想起了在共青团中央办公大楼工作和挨批斗那铭心刻骨的日子，更想起了在牛棚共同度过抗逆流的辛酸日子。
“窗外阴沉细雨稠，忽闻噩耗泪盈眸。病床一面成长别，灵体三躬送远游。梦绕情牵关东店，铭心刻骨共青楼。年来每忆牛棚里，大节冰坚抗逆流。”高勇的这首七律，表达了对老领导特别的怀念之情。
作为中国青运擎旗手、中国科技立法倡导者和开创者的胡克实走了，告别他所挚爱的人们远行了。而他受人爱戴的领导同志形象，将永远铭记在几代青年的心中。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