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也催生出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深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总结斗争经验，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后来，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最终成长为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纪伟人，周恩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回顾周恩来五四运动前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进步青年是怎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成长的。
“返国图他兴”
周恩来是1917年到日本的。他到日本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情况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一批知识分子信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学说，其中的代表者是河上肇。他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热心宣传十月革命。由于日本与俄罗斯在东北亚长期处于对抗状态，日本国民也特别关注俄国，各大报纸都从不同的角度广泛介绍十月革命。这些情况，使刚到日本的周恩来有了比在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好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
周恩来一到日本，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欧洲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有了初步了解。他后来回忆道：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
周恩来是个既关注政治又热爱学习的青年。在日期间，他与其他同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经常一个人远走。这在日本叫“远足”。离周恩来住处较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书店，经常出售最新思潮的书籍。日本的书店有一个传统，就是允许读者进去翻阅，翻阅后即使不买，书店也高兴。这对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周恩来有很大吸引力。每天晚饭后，他都一个人步行到这家书店去翻阅书籍。正是在这里，周恩来翻阅了不少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的书刊。后来，周恩来每到一地，都要找到这个地方的书店去翻阅新书。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正是在不断的翻阅中，他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露西亚研究》就是周恩来书店翻阅时读到的。几十年后，周恩来仍记得这篇文章。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他对十月革命有了新认识，从思想上赞成十月革命。他后来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周恩来已能够流利地阅读日文。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进步政治力量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洲新思想都很推崇。日本学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正面介绍，又十分通俗。阅读这些通俗的日文读物，周恩来受益非浅。此外，周恩来还能顺利阅读英文书刊，而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也比较多。这时，周恩来虽还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和国内同龄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比较早、比较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
周恩来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更关心国内的政治局势。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国内创办南开大学学部的消息，决定回国学习。行前，他将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同学王朴山：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廖廓立多时。
周恩来还把自己1917年赴日前写的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4月5日，周恩来回国前到日本京都岚山游览时，写下了《雨中岚山》一诗：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些诗词都反映出周恩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气魄、胸怀和远大理想。
周恩来这次回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图它兴”。他在日本接受了进步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启发了自己的头脑。他要带着这些新思想，回国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返回中国。
以南开校友身份参加五四运动
周恩来回到祖国时，中国正在酝酿着五四运动的风暴。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在这个和会上，列强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怒。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学生，于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的口号。他们在游行示威后，火烧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亲日派官僚章宗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群起响应，特别是南开学校的进步学生，在刘清扬、李毅韬、郭隆真、张若茗、邓颖超等学生骨干推动下，已经着手准备组织学生示威游行。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先到东北探亲访友，等待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然后在4月底返回天津。天津进步学生酝酿、发动支持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都赶上了。和其他进步学生一样，热血沸腾的周恩来，立即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当时，南开学校大学部还没有开办，周恩来还不能算南开的学生，他就就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全力参加运动。
在运动中，周恩来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反动政府和反动官员，斗争中所提问题也十分具体。例如，5月中旬，周恩来提笔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写了一封信，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经费一事。事情暴露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动。周恩来此举，不同于上街喊口号，而是运用斗争智慧，动员各方面力量，迫使反动势力作出让步，取得的是實质性的胜利。
5月17日，南开的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茶话会。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十分冷静、从容。他讲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到了关键处。周恩来此时尚没有学生身份，按理还不能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他凭借自己的独特才华，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实际上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6月下旬，南开进步学生推举代表赴京请愿。事先，周恩来对赴京代表的活动做了详细谋划，还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学生代表启起当天，周恩来前往车站为他们送行。
五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政府的统治，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当天津学生运动不断发展时，反动政府除了用各种方式干扰、镇压外，还耍阴谋手段，分化学生力量。7月初，河北省教育局召集天津各学校校长开会，决定提前放暑假，并推迟开学。其目的是利用学生回家的机会，分散学生运动。当时，许多学生运动骨干人物觉得北京的卖国高官已被免职，中国代表也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运动搞了两个多月，天天搞游行示威等老一套，就有了厌战思想，不愿意再继续组织学生运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天津学联”）发现这种思想苗头后，为防止学生运动松劲，便研究了一个办法：让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学校居住，以便集中研讨对策，继续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在南开学校学生运动领袖拟定的骨干名单中，有周恩来。但周恩来只有校友身份，不便住进学校，他就每天一大早步行到学校，和南开学校的学生领袖们一起研究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问题。
一次，南开学校学生领袖召开会议，研究组织学生运动的方法。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不少十分激进的意见，如包围警察厅，围攻天津市地方政府，等等。周恩来发言时，却对下一步学生运动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他的话，得到了学生运动骨干们的一致赞成。这表明，周恩来注重有计划、重策略、严密地组织学生运动。
办会报
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学联于6月下旬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为刊物的主要领导者。但鉴于周恩来尚无学生身份，天津学联决定采取“请”的方法，派学联负责人谌志笃、马骏找到周恩来，提出由他主办联合会报。周恩来非常痛快就答应了。为了办报方便，南开学生领袖们经与校方交涉，让周恩来也住进了南开。从此，周恩来成了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
要想办报，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没钱，怎么办？周恩来就奔走在各爱国商家之中，说服他们出一点钱。经过努力，他终于筹措到办报纸的经费。纸张也不好搞，周恩来又积极想办法，多次找到纸商，动员他们卖给会报一点纸。经过游说，纸张问题也解决了。接着，他又跑印刷厂。这个工作很顺利，印刷厂同意印他们的报纸。当时，办报纸还必须先向警察厅申请，而反动政府是不愿意进步学生办报的。周恩来就拿着民国宪章，找警察厅说理，要求他们按宪章办。最后警察厅无话可说，只好同意立案。办报的事终于解决了。
为了办好报纸，周恩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他组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直到上街头卖报，全是一个人干。后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社会各方面矛盾纷纷涌现，报纸的工作也多了起来，他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潘世纶帮忙。两个人办一份报纸，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周恩来除了办理许多杂事外，晚间还要亲自动笔写稿，经常是从深夜干到凌晨。
在第一份会报发行前，周恩来就写好了一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先投给《南开日刊》，于7月12日发表。文中提出了会报的宗旨：会报将本着民主主义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以革心、革新的精神为办报宗旨。革新，就是改造社会，革心，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思想着手。这一主张，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开阔的政治视野。这篇文章被天津各大报转载，影响很大。后来，周恩来相继撰写了《黑暗势力》、《讨安福系的办法》等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会报的发行也迅速扩大，最多时每期达到两万多份。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最不寻常的特点是他的冷静。当天津赴京请愿代表被北洋政府全部逮捕时，天津各界群情激愤，学生们更是非常激动。此时，周恩来却冷静地表示：我们用不着惊慌，反动政府逮捕学生，是对爱国进步学生运动的猖狂反击，只要我们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对于被捕学生，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提出，运动要依照计划进行。接着，他通过他主办的报纸开始了营救宣传。周恩来很快就出版发行了会报的号外，同时推动天津学生用各种方式宣传反动政府逮捕赴京请愿学生代表一事，使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了解了真相。北京、天津学生领袖们商议后，决定由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学生推举马骏为总指挥，率两千多学生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给反动政府以很大压力，反动政府决定镇压。三天后，北京警察把包围总统府、国会、国务院的学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派骑兵在天安门广场横冲直撞，用马鞭、刺刀、棍棒殴打学生，并逮捕了马骏。马骏被捕后，爱国学生们更加愤怒，要继续扩大对反动政府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商议，再派代表率领学生到北京，但这次我们去的人数不多，有学生五六百人就可以了，采取的斗争方法，就是在总统府前露宿。周恩来的意见，得到爱国学生们的拥护。于是，他们组织了五六百人去北京，周恩来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他们到北京后，和北京爱国学生代表一起，在总统府外连日露宿请愿，要求释放代表。学生们在总统府前和平请愿，反动政府没有理由驱逐和镇压。学生在总统府前露宿的消息一下传遍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纷纷声援。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参加创建“觉悟社”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望更高了。9月2日，周恩来和被释放的请愿代表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乘火车返回天津。在火车上，他们一起商议了男女学生团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提议建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和宣传，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个提议，得到学生领袖们的一致赞成。
回到天津后，学生运动领袖们即着手准备成立团体。9月16日，他们在天津学联办公室开会，决定由天津学联召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取名《觉悟》。由办这个小册子入手，把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聚集起来。周恩来成为筹办《觉悟》进而组建进步学生团体的主要策划人和核心人物。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觉悟》办起来了，进步学生团体也形成了。这个进步学生团体，叫“觉悟社”。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领导成员还有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他们经常聚到一起开会，讨论时局，研究下一步开展学生运动的办法。周恩来提议，既然成立觉悟社，就要发表了一个宣言，大家都同意这一提议，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宣言。周恩来根据全体社员的讨论，很快就写出了《觉悟的宣言》一文，并公开发表。文章写道：“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实现这个宗旨的方法有四点：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周恩来提出，觉悟社应当请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李大钊来天津演讲，并指导觉悟社的活动。这一提議得到了觉悟社其他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李大钊便应邀来前来演讲。在演讲中，李大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觉悟社出版《觉悟》一刊非常赞成和支持，还建议觉悟社对于社会问题要分类研究。这些话，对于周恩来和其他觉悟社成员，都有很大的启发。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不久，学部改称南开大学。因此，今天的南开大学骄傲地说：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虽然反动政府推迟开学时间，但总是要开学的，拖到9月底，天津市各学校都陆续开学了。开学后，学生们回到学校，经过周恩来等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们的重新组织，学生运动又掀起了高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山东军阀马良。
马良在山东卖国求荣，压迫百姓，干尽了坏事。1918年8月，他又制造了镇压爱国学生的济南惨案。为了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推举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一起，于9月30日再次赴京请愿，要求查办马良。结果，请愿代表全部被反动政府拘捕。当时，周恩来随同赴京协助代表工作，负责通信联络并照料生活。反动警察拘捕代表时，他正好不在现场，因此没有被拘。周恩来立即投入营救被捕代表工作中去。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北京和全国各进步力量纷纷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三天后释放了请愿学生代表。
10月10日，周恩来参与主持了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操场举行的共和八周年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但游行队伍却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在相持中，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手无寸铁的学生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爱国学生们冲破了包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警察厅时，学生们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进警察厅质问。为了继续抗议警察镇压学生，13日，天津学联宣布罢课四天。周恩来起草了《停课宣言》。17日，又继续罢课两天。
在开展这场斗争的20多天里，觉悟社是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而周恩来则是觉悟社的领导核心。此时的周恩来，已成为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同时，也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觉悟社自身活动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10月下旬，觉悟社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邀请了社会名流徐谦、包世杰、钱玄同、刘半农等来讲演，研讨各种社会问题。还确定了固定的会所，设立了共同的图书室。经周恩来组织，觉悟社还开了不少研讨会。他们先后以“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为题，召开讨论会。讨论会分全体讨论和分组讨论两种。每次讨论会，觉悟社成员都来参加，在讨论会上开展相互批评和自我“忏悔”。周恩来和社员们把讨论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在《觉悟》上发表。周恩来认为，进步青年发表文章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因此他提议，社员发表文章，不用名字，用號码代替。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自己的号码。经抽签，周恩来抽到五号，就用谐言“伍豪”代名。这个代名，周恩来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经常使用。
为了扩大觉悟社，周恩来等决定大力发展会员。但对于发展会员，要提出具体的资格要求。经他们议定，这个资格，主要是：具有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当时，觉悟社中的大多数成员，虽然有良好的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斗牺牲的精神，却没有斗争经验，思想上还比较单纯幼稚，想法也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奋斗目标和途径。对此，邓颖超回忆说：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
相比较而言，周恩来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日本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视野比较开阔，改造社会的目标也比较明确。正因为如此，在周恩来实际领导下的觉悟社，也比当时其他的青年社团组织更严密，斗争目标更远大，活动内容更丰富多彩，提出的口号也更切中时弊。因此，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泽东在1937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时就提到，天津的觉悟社对他也有影响。
请愿被拘
在五四运动大潮中，周恩来也有过一次被拘捕的经历。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州学生罢课抗议，天津学生也奋起响应。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20日，天津各界在南开操场召开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烧掉十多卡车日货。会后游行。27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游行，高喊“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口号。
在群众抗议活动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定镇压。1920年1月23日，检查日货的三个学联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到警察厅请愿又被警察殴打，马骏等20多名学生还被逮捕。25日，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还张贴布告说，天津学联等是违法组织，以后再私行结社、搞屋外集合等，一律依法追究，决不姑息。他还下令警察拘捕了一些到商店检查日货的学生。杨以德的强硬之举，把爱国进步学生和反动政府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也使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个别学生运动领袖有些退缩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于1月29日出面召集各学校学生五六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周恩来任总指挥，并且走在队伍最前边。到省公署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人以代表身份，冲破警察拦截，直接闯入省公署。省公署惊慌失措，下令警察将周恩来等四人逮捕。随后，又下令警察用枪托刺刀打、刺学生，结果，重伤学生50多人。杨以德还亲自审问被捕学生。
周恩来被拘后，表现得十分坚强、冷静。他和被拘难友，在所谓“审讯”面前，义正辞严，痛斥杨以德和天津地方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还多次发起绝食斗争。当年和周恩来一起参加斗争的凌勉之，是在周恩来被拘前检查日货时被杨以德关进监狱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被拘押学生的斗争经历时，叙述得既生动形象，又真实可靠。他是这样回忆的：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在1920年1月29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周恩来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9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3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思想“颤动于狱中”
这次被拘，是周恩来生平第一次被反动政府关进监狱，也是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他和当时的爱国进步学生一样，都在事实面前进行了深入思考，开始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进一步探索和追求。
周恩来和一起被关押的学生商议决定，在监狱里，要坚持斗争，也要坚持学习和锻炼。他们每天早晨做体操，每天晚上开会讨论局势和学习心得。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斗争，监狱允许他们可以自由阅读书报。周恩来不光自己利用这个条件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和马千里、于方舟3人主办了监狱中的读书团，介绍各种新思潮。
与读书团中其他人不同，周恩来在这个学习组织中主要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必须事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周恩来已经能够系统地分几个部分向难友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了。
深入、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颤动于狱中”。经过深入学习理论，总结斗争实践，思考社会问题，周恩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良方，中国只有学习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为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时，周恩来已经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了。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的革命意识的萌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以“骚扰罪”判处周恩来有期徒刑两个月，判定日期恰好和周恩来等人被关押的日期相等。法官宣布，对周恩来等人“期满释放”。
出狱后，周恩来继续组织觉悟社的活动。此时，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活动，已经在国内许多爱国进步学生中掀起热潮。许多爱国进步学生都想到欧洲去学习，探寻救国真理，周恩来也有这个意愿。社会名流严修对周恩来一直十分器重，他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推荐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得到了张的支持。在严修和张伯苓的支持帮助下，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的经费和名额都顺利解决了，周恩来成为了南开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学生。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登上了法国两万吨级的“波尔多斯”号邮船，与197名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踏上了前往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辛之路。○
责任编辑 张荣辉